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此诗是李白的醉歌，诗中以醉汉的心理和眼光看周围世界，实际上是以带有诗意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思索一切。诗一开始用了晋朝山简的典故。山简镇守襄阳时，喜欢去习家花园喝酒，常常大醉骑马而回。当时的歌谣说他：“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骑骏马，倒着白接篱。”接篱，一种白色帽子。李白在这里是说自己像当年的山简一样，日暮归来，烂醉如泥，被儿童拦住拍手唱歌，引起满街的喧笑。
但狂放不羁的诗人毫不在意，说什么人生百年，一共三万六千日，每天都应该往肚里倒上三百杯酒。此时，他酒意正浓，醉眼朦胧地朝四方看，远远看见襄阳城外碧绿的汉水，幻觉中就好像刚酿好的葡萄酒一样。啊，这汉江若能变作春酒，那么单是用来酿酒的酒曲，便能垒成一座糟丘台了。诗人醉骑在骏马雕鞍上，唱着《梅花落》的曲调，后面还跟着车子，车上挂着酒壶，载着乐队，奏着劝酒的乐曲。他洋洋自得，忽然觉得自己的纵酒生活，连历史上的王侯也莫能相比呢。秦丞相李斯也被秦二世杀掉了，临刑时对他儿子说：“吾欲与若（你）复牵黄犬，俱出上蔡（李斯的故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还有晋朝的羊祜，镇守襄阳时常游岘山，曾对人说：“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祜死后，襄阳人在岘山立碑纪念。见到碑的人往往流泪，名为“堕泪碑”。但这碑到了此时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如今碑也已剥落，再无人为之堕泪了。一个生前即未得善终，一个身后虽有人为之立碑，但也难免逐渐湮没，不能有“月下倾金罍”这般快乐而现实。那清风朗月可以不花一钱尽情享用，酒醉之后，像玉山一样倒在风月中，显示出无比潇洒和适意。
诗的尾声，诗人再次宣扬纵酒行乐，强调即使尊贵到能与巫山神女相接的楚襄王，亦早已化为子虚乌有，不及与伴自己喝酒的舒州杓、力士铛同生共死更有乐趣。
这首诗为人们所爱读。因为诗人表现的生活作风虽然很放诞，但并不颓废，支配全诗的，是对他自己所过的浪漫生活的自我欣赏和陶醉。诗人用直率的笔调，给自己勾勒出一个天真烂漫的醉汉形象。诗里生活场景的描写非常生动而富有强烈戏剧色彩，达到了绘声绘影的程度，反映了盛唐社会生活中生动活泼的一面。
一二句描绘出一幅昔日汉代末世群雄纷纷而起、互相争战夺取天下的景致，交代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背景，“昔云”、“季”、“群雄”、“战争”，喧染出战争气氛，仿佛让人置身其中。
三四句写昔日汉代末世群雄各自割据、称霸天下目标未成，交代群雄割据的格局，侧面衬托出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尚未形成。
五至十句赞述了诸葛亮由一个布农得遇知己荐举，君臣相合，建功立业的事迹。喻指诸葛亮起于陇亩之中，隐居草野不得志。刘备三顾茅庐后得到诸葛亮辅佐，使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三国鼎立的新局面。
十一十二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明写只有崔州平能够了解诸葛亮的理想和才能。实则暗喻只有崔叔封才了解诗人的理想和才能。
十三十四句写诗人自称胸怀报国忧民之情的布衣之士。诗人意在通过与诸葛亮自比，写自己和当年的诸葛亮一样，身在草野，但胸怀治理天下的大志。
十五十六句写诗人将崔氏兄弟比做善于识人的崔州平和厚于交道的崔瑗，华发之际同衰共荣，似有肯求援引之意。
十七十八句写诗人与崔氏兄弟的深厚情谊，如同弟兄，也流露出诗人渴望建功立业，宛如诸葛亮一样可以施展才华，“壮志吞咸京”的政治抱负。
末两句借用管、鲍的典故，侧面赞美了知人举才的先贤，亦是喻已，希望崔叔封了解、支持诗人，期待诗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要象管、鲍一样，可以千载留名，抒发了诗人热切希望能得到知己荐举而施展抱负的愿望。
李白被迫离开长安，政治上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李白并没有就此消极下去。在此诗里，李白热烈赞扬了诸葛亮，对于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遇合，成就一番事业，表示衷心的向往。李白在不少诗里提到诸葛亮。李白羡慕诸葛亮起于陇亩而身至宰辅，受到君主的重用；李白景仰诸葛亮改革现实，治理社会的作为；李白赞赏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能。而这一切，又都是和李白自己的处境，自己改革社会的进步要求联系在一起的。李白在诗中明确表示自己同样有诸葛亮那样的胸襟和政治抱负，因而也希望像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那样，得到君主的知遇，干一番经时济世的大事业。
李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希望崔少府能够象崔州平了解诸葛亮那样了解他，如果有机会，就象鲍叔牙推荐管仲那样推荐自己。这就明白表示了“托意在经济”，立志改革现实，治理社会一直是李白的思想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