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诗中化用杜甫《曲江》及李白《襄阳歌》句意,抒写了诗人当暮春时节与知友放情欣赏风光,在花前尽兴醉饮的豪迈情致。诗中全无伤春滥调,词情明快,表现了诗人健康爽朗的胸襟。
“秦帅端明”姓司马,是文彦博的老友。清明后的一日,诗人与他会饮于李氏园池,首句便作描写:时当清明后的暮春,二人来到李氏园池。李氏园恰临洛水,园中树木丛聚,池水汪汪,“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陶潜《游斜川》诗序)。因此紧接第二句便说:“暂同游赏莫相违。”单就字面意思而言,与杜甫的大致不差,但由于所言对象有别,故诗意便不尽相同了。杜甫乃以拟人化的语气与“风光”言,诗人在此却向同游者说道:既然良辰美景当前,游园会饮便是赏心乐事了,让我们共同尽情游赏吧,尽管是暂时的(短时间的),可也莫违背了我的心愿啊!诗人接下来的两句说:我们还有游赏的有利条件呢了,“风光不要人传语,一任花前尽醉归”。杜甫还须寄语风光,求得风光首肯以后方能游赏,诗人在这里却说,他们“不要传语”,此句意思,详而言之,即是苏轼所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前赤壁赋》)简而言之,便是李白所说:“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因此不须人先去传语,可以听任大家于花前觥筹交错,恣意观赏,尽兴方归了。
杜甫的那一联另有深意。诗人这首诗所表现的,则是他悠然闲适、尽情享受李氏园内阳春烟景的感情。语言圆美流转,格调清新明快,与杜诗的沉郁顿挫相比,别有一番情调。
这首词写重阳节后,登高饮酒,面对深秋傍晚的景色,排遣思乡怀人的愁怀。“九日黄花”,指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正是菊花盛开、饮酒赏菊的季节。重阳节历来有登高的风俗,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七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因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赵可这首词中说“九日黄花才过了”,重阳节才过,却又登高饮酒,作者说是“一尊聊慰秋容老”,似乎是为了抚慰秋光。但从词的收尾句“酒阑望断西河道”,却透露了作者的真实心理,实际上是为了排遣思乡怀人的苦闷。作者因重阳节而引起的思乡怀人之情,似乎还萦绕心头,只不过不愿明白对人道出罢了。
这首词的在艺术上最明显的特点是写景的技巧。整首词描绘了一幅广阔的深秋山水图,层次井然。上片写自己的所在的西山,有近景:“高栋飞云,正在霜林杪”;有中景:“霜树重重青嶂小”。下片写由西山望东山,是远景:“翠色有无眉淡扫,身在西山,却爱东山好”,并且写到西山之间的河流:“流水极天横晚照”。通过多层次的描写,展现了晚秋山水的全景。而这些景物画面的转换和衔接又很巧妙,是一位身在高处的人的观察所见,使读者想到好像一架摄影机从高处移动着镜头,从西山的全景移到山巅的高栋飞云,又转到远处的东山,山下的流水、道路。“青嶂小”,正是从高处所见;“翠色有无”,则是遥望所及,都是从一个中心视点出发拍摄的镜头。词中对整个画面的设色,以素朴的淡色调为主,从平淡中又透出一种丰富;重重霜树的黄叶与白霜,远山似有若无、如蛾眉淡扫一般的浅浅的翠色,流水的青碧和晚照的红色,相映相衬,显示出“秋容”虽老,但却富有特殊的美感。在这种背景之下,词人抒写出一种若隐若现的乡思,使全词形成了一种高旷中略带沉郁的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