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是“禁体”，即序中说的“禁用体物语”。所谓“禁用体物语”，欧阳修的《雪中会客赋诗》的序说：“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这并不是作者故意出难题，以便“于艰难中特出奇丽”。

　　李商隐《对雪》诗说：“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絮重于霜。已随江令夸琼树，又入卢家妒玉堂。侵夜可能争桂魄，忍寒应欲试梅妆。关河冻合东西路，肠断斑骓送陆郎。”此诗堆砌词藻，“多用故事”，写出一支“雪”的谜语，看不出有什么诗意。宋初“西昆派”诗人学李商隐，就专学这一类。由此可见，“禁用体物语”，正是要矫正“西尾体”流弊，使诗歌面向现实，以白描代替藻饰。欧阳修诗中说：“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即有“力去陈言”，注意写实的意思。苏轼此诗，用白描语言，翔画喜爱雪的心情，尤为细腻。

　　起句写“窗前”“枯叶”在“暗响”，再写“映空先集”，疑“有”疑“无”，纯属白描，正是初雪。欲落未落，“作态斜初”，使人待之焦急，刻画尤为入神。这不仅把雪写活，而且写出望雪心情。久旱得雪，大家欢喜，“众宾起舞”，“老守先醉”，便是这种心情的生动表现。其中，“风竹乱”是舞姿，“霜松折”是醉态，但也是雪景。“恨无翠袖”，即《醉翁亭记》“宴酣之乐，非丝非竹”的意思。“横斜”是梅态也是舞姿，亦复语含双关。“微灯”写宴罢之后，灯光微淡，才能见雪；微雪时止时降，故望去若明若灭。纪昀说，此诗“体物神妙”是不错的。但此诗之妙，主要还在于写出心情。

　　“归来”卧听“更鼓”，因更鼓知夜永，由夜永推知雪势（一般说来，雪多落于夜间，苏轼诗即有“夜静无风势转严”句）未停，所以欢喜。即使冷到衣裳像长了棱，也不以为嫌。人虽就寝，心在雪上，急欲了解雪下了多少，故第二天清晨不待铃索唤醒，而已起床。这时最怕是雪晴“初阳”出。但事实上只是一场小雪。可是他还想对“余雪”再赏一下。从桧树顶上到瓦沟，一一注视；对疾风吹落下来的“余屑”也感到惊喜。这就加倍刻画出望雪、喜雪的心情。杜甫说“忧国望年丰”。“雪兆半年”，望雪即望丰年。这种心情正是忧国、忧民的表现。欧阳修诗中说：“乃知一雪万人喜”，这种忧喜是与广大人民一致的。

　　结处收到题目。“聚星堂”是欧阳修为知州时所建，“聚客赋诗”咏雪，“禁用体物语”是以前欧阳修的事。颍水在汝水之南，故说“汝南”。“故事”即指咏雪事，“白战不许持寸铁”，指“禁用体物语”，“白战”用作比喻生动形象。

　　把此诗与上面所引的李商隐的诗相比，同为咏雪，而写法与内容迥不相同。李商隐那首诗，尽管词采藻丽，用典雅赡，究其思想，却很贫乏。苏轼洗去铅华，纯用白描，不惟“句句是小雪”，写出特征，且着重心理刻画，描写入微，写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与万人同忧、同喜的心情，实践了欧阳修讲的“搜索万象窥冥漠”的主张。清代翁方纲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非唐人所能囿。”（《石洲诗话》）苏轼此诗正可为其代表。黄庭坚的“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着整整复斜斜”（《咏雪呈广平公》），虽亦用白描，但中无寄托，仍近谜语，相较一下，有助赏鉴。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子昂的风骨有很大帮助。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年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年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是，就总体年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这是一首思乡诗。作者在外居官多年，思念故乡之情油然而生。这时，遇见了家乡来的人，便殷勤问起亲戚朋旧、居室池台、园林植树等情况，表达了恋念故乡的情思。

　　这首诗是写王绩绩在他乡遇到故人，内容虽然质朴平淡，但是意境隽永。开篇便营造了一种意境，将读者带人诗人寄居的大都当中。根据后人考证，此处所说的旅泊多年的城市应当是长安城，城里车水马龙、房屋鳞次的繁华留住了诗人的脚步，所以诗人才有感而发，到老了仍然没有想着回家。

　　诗写得颇有意境，一开头它就把读者带到诗人寓居的他乡京城里。这儿房屋鳞次栉比，车水马龙，以致诗人在外旅居多年，到老了仍没有想回故乡，然而“乐不思蜀”只是表面的意思，继续读下去就可以发现“故乡”始终魂牵梦绕在诗人心中。诗人忽然在自己门前遇到了多年不见的故乡人，久别重逢，彼此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情不自禁地紧握着对方的手。接着客人被热情地请进了屋子，贤淑的主妇迅速准备好了洗尘的酒肴。座中，主客相谈十分亲热融洽。主人一个劲地询问着故乡的事。他首先问起亲朋好友，连他们的孩子都仔仔细细地询问到了。

　　接下去，到诗人开始询问自己的宗族的近况。王绩是隋末大儒王通的弟弟，他的二哥是《古镜记》的作者，此外还有弟兄四人。王通死于大业年末，他的儿子王福畤(王勃之父)、王福郊以及其他子侄在王绩作这首诗时，大都在故乡，因此王诗说“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

　　接着，诗人一连提了许多问题，问到旧居、栽树、建房、种竹、植梅、渠水、石苔、园果、林花等等。而这一连串的提问，在表现了诗人关心故乡亲人的的迫切心情的同时，在人们的眼前呈现出一幅幅自然风景和社会生活图画。最后，诗人以叮嘱故人回答不要有顾虑和表示自己将告老回乡作结，娓娓动听，余韵无穷。王绩受老庄思想影响较深，他的不少诗作尽管流露出对封建礼教羁束的不满，但也往往表现出遗世独立、消极隐遁的思想。读罢这首诗，使人感到王绩一生虽有逃避醉乡的一面，但他又并非真如他所说的“长昏饮”，而是也有清醒和热爱生活的一面的。

　　诗中此处所用的连续提问法是很有艺术特色的，这类诗文形式复原了先秦以及秦汉文学诗歌常用的形式，例如《诗经》的《行露》当中，虽然只有十五句，却连用九个问句，以增强文字语气，强调人物情感。本诗也用了类似的连续提问法，虽然跟古诗文用途不同，但是却充分强调了作者悲喜交集、惆怅与激动共存的的情绪。

　　不过，诗人虽然情绪激动，满心渴望了解家乡一草一木的变化，但是他却在最后四句当中诉说了自己的意愿。虽然羁旅在外只能问故人家乡如何，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答案，而是期盼着不久就回到家乡。亲自去走访曾经去过的地方，游戏于田野故园当中，以解多年思乡之苦。

　　全诗质朴自然，并无雕砌的痕迹，平淡中见真味，含蓄中有深情，言浅而韵味无穷，一扫初唐诗坛的迤逦浮华的靡靡风气，正是王绩诗歌最主要的特色之一。王维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塞梅著花未”显然是受了王绩此诗的影响。特别是前两句和最后一句，与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意思几近相同，末句同样采用提问法。但是，王维的《杂诗》所表达的乡情寄托在“塞梅”之上，而王绩的这首诗寄托情感的意象却比较多。

　　王绩的思想虽然受老庄影响颇深，不少诗作都流露出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渴望自由遗世的意思，这首诗亦有些许逃避的意思。然而，诗中的画面和真情却打动人心，充满了对人情事理的热爱和依恋，显然并非牢骚之作，实则读来娓娓动人，余韵不绝。

　　这是楚人祭祀太阳神的颂歌。此诗描绘了东君壮美而崇高的形象，桑反映了太阳自然属性的美，又反映了人本质力量的伟大，达到神与人的统一，自然与艺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诗第一、第二章是扮神之巫所唱，第三章是迎神之巫所唱，第四章又是扮神之巫所唱，全诗各章之间联接承转自然，在轮唱中烘托出东君的尊贵、雍容、威严、英武，高亢宏亮的声乐恰如其分地演绎出光明之神的灿烂辉煌，生动地表现了太阳神的特点。

　　诗已开头就先刻意描写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那温煦明亮的光辉。就如昏暗的剧场突然拉开帷幕，展现出一个鲜丽明艳的大背景，把整个气氛渲染得十分浓烈。旭日欲出，自然先照亮日神东君所住的日出之处，也就自然引出日神。东君是伟大的，他所驾驭的太阳把光和热带给人类，是那样的慷慨无私，自然有那从容不迫的姿态。所以他总是不激不厉，安详地驾着太阳车缓缓而行，履行他一天的神圣职责。

　　接着按常理应写阳光普照大地，日神给人类带来的一切的意义，但作者并未转而叙述大地山川的反映，仍围绕主题描写了一个日神行天的壮丽场面。这里的龙和上文的马实际上是同一物。飞龙也好，天马也罢，都是上天的神灵，故屈赋中常互称。天马行空，自非凡马可比。这里的雷声，实际上是龙车滚滚驶过的声音。而天上片片绚丽云彩的伴随，就如龙车上插着万杆旌旗，又是何等的显赫。这种场面，只能从后世描写天子浩浩荡荡的出行中去体会了。

　　至此，作者笔锋一转，让东君发出长长的叹息。因为他即将回到栖身之处，而不能长久陶醉在给人类带来光明带来一切的荣耀中，所以他眷恋、彷徨。但那行天时轰响的龙车声和委蛇的云旗色确实给他以快意，就连观者也因之乐而忘返。

　　提及观者，又自然地引出一个极其隆重热烈迎祭日神的场面。人们弹起琴瑟，敲起钟鼓，吹起篪竽，翩翩起舞。于是，东君的官属们也为人们这虔诚之心所感，遮天蔽日纷纷而下。东君的司职很明确，就是给人们带来光明。然而这里描写的东君与众不同，他并不是趁着暮色悄悄地回返，而是继续为人类的和平幸福而工作着。他要举起长箭去射那贪婪成性欲霸他方的天狼星，操起天弓以防灾祸降到人间，然后以北斗为壶觞，斟满美酒，洒向大地，为人类赐福，然后驾着龙车继续行进。这里的一个“高”字，再次把东君那从容不迫伟大而无敌的气度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戴震《屈原赋注》认为天狼星在秦之分野，故“举长矢兮射天狼”有“报秦之心”，反映出对秦国的敌忾，联系历史事实，此论自非无稽之谈。

　　结合祭祀仪式上的乐舞表演情况来看，可以判断第一、第二章是扮神之巫所唱，第三章是迎神之巫所唱，第四章又是扮神之巫所唱。而各章歌辞之间的联接承转，又极其自然，在轮唱中烘托出日神的尊贵、雍容、威严、英武，那高亢宏亮的声乐正恰如其分地演绎出光明之神的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