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了深秋时节,江上白波涌起,而烟雨飘飘,天色阴暗,江上顿时给人沉沉的感觉。那滚滚的江水挟着深秋的寒气,风寒水冷,吴楚一带,秋意盎然。而两岸山峦经秋意的感染,树叶也被秋霜染成金黄,那金黄的叶子随风飘起,零落在秋山之坡,飘忽在秋水之上。树林里、天空中,一行行大雁南归,时起的雁声萦绕在天宇之间,萦绕在人们心头。
诗人从不同的角度描绘景物:空中,雁鸣阵阵,江上,白波涌起,四面,烟雨迷蒙,地上,落叶萧萧,多层面的渲染,秋的韵味就显得浓浓的足足的,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氛围和效果。
此诗一、二两句,就给人开阔辽远之感:吴头楚尾,是春秋时吴楚两国交界的地方,在今江西省北部,那里,地域辽阔,山水相接,烟雨迷茫,江涛奔涌,此境此景,诗人非常激赏,足现其心胸之开阔,意境之开朗。
三、四两句,既交待了渡江的时间、环境,更随意点染,勾勒出一幅由寒潮、山林、大雁、黄叶构成的秋江图,简洁洗炼,蕴藉含蓄。而秋江晚渡的意境,清爽脱俗,超然典雅,长髯白衫的先觉圣明凌虚于浩淼烟波之上,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
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四月,苏轼第一次吃到了因博得过杨贵妃的一笑而闻名的荔枝。经他的品赏,荔枝本身就被比作了穿着绛罗襦和红纱内衫的海山仙人、倾城美女,不是给“妃子笑”作陪衬的物品了。相反在诗里,妃子倒过来只成了荔枝的陪衬,一起作为陪衬的还有山楂和梨,都被荔枝比下去了。与荔枝同享赞美的是作为荔枝伴侣的松、桧和品味相像的江鳐柱、河豚鱼,而杨梅和卢橘则因为比荔枝稍为早熟,许其为“先驱”。东坡先生一边喝着桂花酒,一边饶有兴致地作着点评,令人感到情趣盎然,而细读之下,却又寓意良深。荔支的“厚味”和“高格”原是东坡先生的人格像喻,“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寓含着不需要皇家的赏鉴,其自身的美便具有价值的意思。
与黄州时期咏海棠的诗相比,虽然都是以物自比,借物抒怀,但含义很不相同。海棠诗是一片凄清寂寞的氛围,诗人与海棠孤独相对,同病相怜;此诗却显得热闹,为荔枝找了许多先驱、陪衬和伴侣,仿佛并不孤独。海棠是那种流落异邦、得不到欣赏的美,荔枝则是自具风姿、远处南方的云山之上与松桧同老、不必等待欣赏的美。所以,写海棠诗的苏轼心怀孤傲不平之气,写荔枝诗的苏轼则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颇为放达自适。所谓“南来万里真良图”,这远离朝廷、没有霜雪打击的南方,才是适宜于荔枝生长之地,回顾北方的霜雪之下被困的山楂和梨,真是粗俗之物了。
因此,作此诗的次年,苏轼再次吃到荔枝的时候,就更明快地表示: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柳永一生并没有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在求之遇挫之时、求之未得之后,往往流连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以感官上的享受,暂时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如鱼水》就是一首反映柳永这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历程的词。
词的上片写柳永在汴京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按照词意,大致可分为三层。“帝里疏散”三句为第一层,概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柳永时年九岁,自故里崇安来到汴京,一直到中进士之前,除了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游三年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妓酒馆,大多数时候是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为目的的,但也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故柳永说自己“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是实写,非泛泛之言。接下来,“良景对珍筵恼”四句为第二层,具体描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有“良景”,有“珍筵”,这些就是前面说的“酒萦”了,光有“酒萦”还不够,还要有“花系”,于是“佳人”出来“劝琼瓯”了,并且为了给饮酒助兴,又“绛唇启”,唱起歌来,歌声是清亮幽雅的。接下来,“被举措”二句为第三层,写此中的自己“艺足才高”,博得“艳姬”分外的青睐。
过片换头,词人虽直言“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要撒手名利,忘却是非,但他毕竟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事, 也决不肯轻掷自己的天赋才华,所以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拟”字。接下来他又高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大似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气概。但柳永毕竟没有李白的狂放,他唱起这些高调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最后还是走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进入“除此外”更“何求”的无奈境地。在这里不要忽略了“除此外何求”前的那一个“算"字。透过这个“算"字,我们知道,柳永曾反复地掂量、算计过“此外”的种种活法,不言而喻,“算”的结果是路路难通,于是才不得不落到“此”中来。这实在是柳永无奈的选择。
全词并没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构思、布局,也无甚可观。在语言上,“良辰对珍宴恼"与“时会高志须酬"二句分别用句中对,反而有失流畅之美,又与词中“举措”、“在处”,“拚休”等口语显得有些不谐和;而“向绣幄,醉倚芳姿睡”一语,又未免低俗。
词的价值在于,柳永坦诚直率地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剖析给世人,毫不掩饰、造作、矫情,这是柳水的难得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首词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柳永其人性格、生活、思想的一些重要侧面。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