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涧水弯弯绕郡城,老蝉嘶作车轮声。”这两句描绘的是地处水路交通要冲的沙溪江一带景致。上句写出沙溪驿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一“绕”字用得很别致,仿佛使人看到斗折蛇形的沙溪之水,环绕着郡城,在潺潺流淌。下句抓住一个典型性的细节,渲染出安静寂寂的意境。“老蝉”二字用得很有情趣。时值初秋,经过整个夏天的鸣噪,此时的蝉声已嘶哑了,但老蝉仍然挣扎地鸣叫着。这时的蝉鸣之声,似与那车轮声并无二致,互相伴随,节奏鲜明。此时的蝉声最令人伤感,唐代骆宾王《在狱咏蝉》说:“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宋代柳永《雨霖铃》说“寒蝉凄切”,都表现出一种哀怨之情,而诗人却不用此说,表明了诗人有着一种乐观的情绪。
“西风吹客上马去,夕照满川红叶明。”这两句点出时令,将自己融进图画中。上句写诗人在深秋的夕阳返照下而匆匆赶路。“西风”二字点染了秋意的苍凉,“上马”二字写出诗人无暇停留观赏,而要乘着夕阳前行。这句的景物与马致远《秋思》中的诗那样的沉郁衰飒,而是在轻快中流露出豪放洒脱之气。下句写诗人所见的沙溪驿的秋山晚景,在黄昏时分,夕照之下,晚霞与松林相映,沙溪与群山共色,绚烂灿然,别开生面,是一幅美丽迷人的画面。而诗人无暇来欣赏,尽管天色已晚,还要匆匆赶路。
这首诗的特色是“写秋景而不作悲秋语,格调明朗,情调高昂。”全诗以写景为主,动静结合非常自然,前两句的涧水绕郡,老蝉鸣叫,一静一动;后两句,夕阳满川,征人远去,又是一静一动,在静中勾画出驿站优美的环境,在动中赋予驿站以欣欣的生意,把沙头驿写得色彩艳丽,十分美妙。
这是一首离别相思之作。上片开头二句,意境阔远,富有气势,为情人离别创造出浓郁氛围:西陵孤庙、风雨潇潇、寒流无尽,中间着一“对”字,言其地别无他物,显示出环境空旷、寂寥、冷落,渲染出一种愁苦孤寂的气氛。“谢娘”二句具体刻画女子倚舟怀人,泪流千条,极显其凄怆伤痛之情。
过片二句写主人公所闻、所见、所感:所闻为杜鹃思归之鸣,愈增离人日暮愁思;所见早梅已放,香满山郭,好景已不为己所留,以乐景写离愁,倍觉伤怀,且“早梅”又暗与前面“寒”字合;所感则为离恨而已。结尾句双起单承,直接抒写离别之苦,用“萧索”突出思者与被思者的情状,十分痛惜。这是主人公的推想:是不是因为离别后,音信难通,而使情感冷淡了呢?心上人如今又在何处呢?末尾以问语出现,推进一层,表现了思念之切,也突出了主人公此刻茫然无依的心绪。
此词背景是“孤庙”“山郭”,作者将江南的风景、风情融入了对离愁别恨的抒写之中。整首词由景入情,通过对特定景物的描写,以景衬情,情景交融,韵味深远。
这首词是伤春怀人之作,写思妇伤情。它代指思妇立言,而不同于常见的韦庄自我抒发情性之作。
“野花芳草,寂寞关山道。”这是思妇想象丈夫在远行的路上,虽有野花芳草,但毕竟寂寞荒凉,形单影只,不堪凄楚。接着写近处的风景:“柳吐金丝莺语早”,这是早春时节,柳枝柳叶还没有一片碧绿,而是黄中透绿,所以词人写“柳吐金丝”,让人眼前一亮,再加上报春的莺语,在视觉和听觉上同时给以强烈渲染。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反衬思妇的悠悠愁思:“惆怅香闺暗老。”令人觉得黯然销魂。
“罗带悔结同心,独凭朱栏思深。”这里写的是思妇心理活动,文字的表面是思妇悔恨不该和丈夫用罗(锦)带打那个同心结,其实是爱之切,恨之切。所以思妇独自倚着闺阁的朱栏无限深情地思念着远行的丈夫。这深情的思念萦绕在思妇的头脑中,让思妇不能安然入眠,只要有一点轻微的动静,就把思妇从梦中惊醒。“小窗风触鸣琴” ,连声响细微的轻风拂琴鸣都让思妇不能睡稳。思妇被惊醒后看到的是“半床斜月” ,一片凄凉清冷,不禁让人触景生情,这也正应了李清照的那句“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首词的结构比较特殊,写了两层意思。第一层写思妇凭栏思深:上片直到下片头两句,是所思的具体内容。野花盛开,芳草萋萋,柳吐金丝,莺声不断,是写暮春之景,以时暮衬托出“香闺暗老”,而况关山道上,消息全无,使人惆怅,憔悴苍老,产生了“悔结同心”的轻怨。第二层是由思深而成梦,梦后而伤情。梦境略去了,梦后也只是用“斜月”、“风触鸣琴”这一富有寓意的图画表现的,有声有色,耐人咀嚼。
此词通篇不假雕饰,全用白描,于浅直中见深切,于此很可以看到韦庄词的基本特色。
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进攻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等地,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里指挥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朱德的这首诗就是描写了当时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民军赤胆忠心,浴血奋战,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抒发了“苦斗献吾身”的英雄情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驱逐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
这首诗的首联,作者赋予了自然景观以深刻的比喻、象征意义,从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气侯。寓情于景,对比强烈,意境鲜明,艺术效果极佳。“远望春光镇日阴”,隐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气侯。春天应该是阳光明媚、清新爽朗、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疯狂地压制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因此,在作者看来,虽然大自然已经进入了春天,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政治气侯却依然阴沉昏暗,没有半点春天的景象。正是在极不协调当中,作者无情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利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卖国投降行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阴沉昏暗的政治形势,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太行高耸气森森”便是作者对根据地大好形势的生动描绘。巍峨延绵的太行山,高高地屹立在华北大地上,她云雾缭绕,林木茂密,一派蓬勃兴旺的壮丽景象,给人以庄严肃穆、雄伟坚强之感。这一切也正是抗日根据地的象征。1937年底,朱德率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区以后,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八路军与华北人民的血肉关系,一时间,“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之”,“创造抗日根据地”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一个全民抗日的浪潮骤然而起。与此同时,朱德同志又令一二九师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一部分在呼汉、正太路沿线发动并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南犯之敌,一部分组成八路军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于太行山游击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投奔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整个太行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的大好形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太行山区。到1939年春天,根据地抗日军民,不但击溃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进攻,而且收复县城60余座,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像高耸的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华北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一座坚强堡垒。
这首诗虽然是描写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但是首联两句却没有直接来写。第一句是作为背景来进行铺垫的,第二句是用来状景的,但是通过前后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太行山根据地那高大、坚强、庄严的形象已高高地树立了起来。颔联、颈联便开始对根据地作具体描写。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在这两句当中,作者巧妙而恰当地运用了两个典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前句作者运用了《晋书·王导传》中的典故:东晋时期,“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颧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唯导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这个故事说的是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新建立了政权——东晋。当时,一些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为中原的沦陷而悲叹流泪的情形。后句作者借用了宋朝岳飞抗击金兵南下入侵的故事。岳飞出生于北宋末年,亲眼看到了由于金兵入侵而使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遭难的悲惨景象。为了抵抗金兵南下,保卫南宋的半壁江山,收复中原,他19岁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冒矢石,经风霜,长期转战在今两湖、浙、赣、苏、皖一带,历来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岳飞38岁时被秦桧迫害致死。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决不会像古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只会为国土的沦陷而空洒热泪,而是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忠心报国,抗战到底,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英雄气概。一般地来说,像这样连用两个典故的诗句是不容易写好的,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流于生硬呆板,缺乏诗意。但朱德在这里却运用得活泼而流畅,恰切而自然,使诗句充盈而富有意境,铿锵顿挫而又充满豪气,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十分娴熟的写作技艺,但更重要、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爱国主义战士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革命气质。
颈联“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军民所走过的三年艰苦的战斗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笔调中充溢着豪放之感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质。“百战新师”是指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可以引申为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红军诞生之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千百次浴血奋战,成为一支钢铁队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支主要力量。仅第一年就与敌军作战约1300多次,歼敌5万多人。的确是威震敌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概括地描述了作者自己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抗战三年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高度赞扬了根据地抗日军民赤胆忠心、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抗战开始的三年,正是根据地军民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败退,丧师失地。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对太行山区实行包围、封锁,妄图把抗日军民困死在太行山上。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也确实给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没有吃的,战士们常常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没有穿的,战士们十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敌人作战,枪枝弹药的供给也十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朱德同志曾号召八路军官兵,“做到拿起枪杆子是子弟兵,放下枪杆子是老百姓,”并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制造枪枝弹药,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苦斗”二字正是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尾联“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唱出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日军民,坚持抗战,驱逐日寇,夺取胜利所满怀的战斗豪情和信念,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不甘凌辱的光荣传统,从古到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献身,谱写了无数的慷慨悲歌。朱德在这里借古喻今,满腔热情地赞颂英勇抗战的根据地军民都是英雄豪杰,豪迈之情,阳刚之气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感奋,信心倍增。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赴后继,坚持抗战,忠心赤胆保家卫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英雄豪杰,广大的抗日军民就是英雄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所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战胜利的一天就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全国人民载歌载舞,举杯畅饮,共同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将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驱逐倭儿共一樽”正是朱德对抗战胜利前景的憧憬。尾联两句,就其在全诗中所起的作用来讲,可以称得上是“豹尾”,它以千钧之力振起了全诗,使全诗具有一种冲天的气势,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诗的意境,把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战引向了全国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没有这个结尾,全诗就会黯然失色。
细味全诗,它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两个字——气势。一般地说,气势是难以言传的,它只能在吟咏中去细细地体味,去认真地感受。但它又是可以捉摸的,因为它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作者在诗中选用了一些具有雄浑强健色彩的词语,如“气森森”、“忠肝”、“北伐心”、“惊贼胆”、“献吾身”、“多豪杰”等等,而且音调响亮,节奏铿锵。其次,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者具有那种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豪壮情怀和内在气质,而这首诗正是这种情怀和气质的自然流露和升华。另外,诗的体式和韵律,对于表现这种气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