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王维、岑参三首和《早朝大明宫》，其艺术成就都超过了贾至的原作。在诸和诗之中，杜甫的和诗以其格律谨严而著称，王维的和诗以其气象阔大而驰名，至于岑参的这首和诗，则以其押韵奇险、属对精工与用语之典丽而深获历代论者之盛誉。
诗一开头，先由作者在早、朝途中的所见所闻写起。这两句是说，诗人早朝上路之时，听见雄鸡正在报晓，看到东方刚微露曙光，觉得天气仍有些凉意；时值暮春三月，流莺百啭，在这京都之内不时可闻其鸣。首句写“鸡鸣”、“曙光”，交待早朝上路的时间，点题巧妙而又自然。在时间概念上也比贾至原诗首句“银烛朝天紫陌长”的笼统交待显得确切。次句写“莺啭”、“春色”，描绘京城暮春时节清晨的景色，呼应贾至原诗第二句“禁城春色晓苍苍”的写景。两相比较，贾诗所写之春景比较模糊，形象不鲜明，“春色晓苍苍”，艺术感染力实际上并很不强。究其原因，即在于拂晓之时天色尚暗，描写此时景物仅仅诉诸于视觉印象，其难度较大。岑参深谙其中奥秘，故其诗首联写景时，既写其所见之“曙光”、“春色”，又写其所闻之“鸡鸣”、“莺啭”，甚至写到其身心所感觉之“寒”，准确地抓住了暮春时节清晨之时景物和气候的特点，从视觉、听觉、感觉等不同角度进行描写，艺术感染力自然就强了不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春仙仗拥千官”，与王维和诗的颔联一样，岑诗颔联联写的也是早朝时的场面：伴随着金銮殿里传出的朝钟声，一扇扇宫门依次而开；在汉自玉台春两侧排列着皇家的仪仗，文武百官们按部而朝见皇帝。“金阙”、“玉春”，其辞藻富丽堂皇，正适合表现皇宫的金璧辉煌和雕栏玉砌。以“金”对“玉”，以“万”，对“千”，其对仗典雅精工，又与早朝时庄严整肃之朝仪相谐。因此若论气象之阔大，岑诗此联诚逊于王诗，若沦辞藻之富丽与对仗之精工，则岑诗又在王诗之上。
岑诗的颈联颇得后世论者之青睐，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其著《诚斋诗话》中论及贾至等人的这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时曾说：“和此诗者，岑诗云‘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在杜甫、王维均参与唱和的情况下，岑诗此联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不容易的。此联的佳处即在于它既写了早朝的场面又抓住了时间早这一特点，既呼应贾至的原作又表现出岑诗的语言特色：鲜花迎接饰有佩剑的官员，柳条轻拂仪仗的旗帜，此时晓星方落，露犹未干。作为一首早朝诗，应处理好“早”与“朝”之关系，即在空问上应围绕朝见之场面来写，在时间上又要体现出一个“早”字。贾、杜、王三人的唱和诗，均以首联写早朝之时间，以中二联写一早朝之场面，唯岑诗此联能将“花迎剑佩”、“柳拂族旗”之场面与“星初落”、“露未干”之时辰融为一体，以一联表现了他人需两联才能交待清楚的内容。作为一首和诗，岑诗此联的景物描写又与贾至原诗互为呼应，进一步充实了对春色的描写。不过贾至的原作中，写景与朝见结合得不紧密，结果出现了首二联写景，颈联写朝见，尾联倡和的格局，对于一首早朝诗来说，其中心不突出，显得本末倒置。因此，王维在和其诗时，以中二联写朝见场面，突出了重点。但王诗也有不足，即忽视了贾至原作中的春色描写，与之呼应不紧。观王诗，竟通篇于春色未着一字，反倒用了不少笔墨不厌其详地一再写君臣之服饰，首联已云“翠云裘”，颈联又写“衮龙”，颔联则先写“衣冠”，又继以“冕旒”，语意颇嫌重复，而不腾出笔墨来呼应一下贾诗中之春色。前人对此有“衣冠冕旒，句中字面复见”之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虽说王诗成就很高，此等不足毕竟是瑕不掩瑜，但相比之下，总是不如岑诗之唱和得体、一呼应紧密而又能避免其中心不突出之缺陷。最后，此联之语言亦颇能体现岑诗之特色。纵观贾、杜、王三诗之颈联，均有御炉香烟等字样，可见在早朝诗中写香烟之类已成司空见惯之例。岑参显然不满足于此等俗套，故全诗无一语道及御炉香烟而于此联写出了“剑”、“旗”、“星”、“露”等较之其他三作显得很新奇的景语。所谓边塞诗人与宫廷诗人之别，于此大概亦可略见一斑。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诗的结尾，响应贾至的倡议：唯有身居凤池的中书省贾舍人，你这一曲高雅的阳春自雪和起来实在困难。说和诗难，倒不仅仅是出于对贾至的恭维，或是表现自己的谦逊，这“难”字确实流露出岑参内心的真实感受。一同和诗的王维、杜甫，都是久负盛名的大诗人，与之同和一诗确实不易。王维久任朝官，写起宫廷唱和诗来简直是轻车熟路；杜甫做诗刻苦，语不惊人死不休，又尤长于律诗。诗友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诗敌，同和一诗实寓有一较短长之意，因此在这场高水平的竞赛中若无高超的手段是根本不可能争先的。后人在评价这组唱和诗时多以岑参此诗为最佳，其致胜之诀不外乎下列三点：
其一曰“押韵奇险”。写宫廷诗，古人多以富丽之辞藻充做韵脚，如贾诗之“御炉香”、“侍君王”、杜诗之“醉仙桃”、“有凤毛”、王诗之“拜冕旒”、“衮龙浮”等，均是其例。岑参不排斥富丽之辞藻，但更偏爱奇丽之辞藻，体现在此诗之韵脚上，便是“曙光寒”、“春色阑”、“和皆难”、“露未干”等出乎人们意料的辞藻与奇特的押韵。在宫廷诗中，“寒”、“阑”、“干’、“难”等韵脚是不大有人问津的，更不用说以之作为早朝诗的韵脚了，这些词汇，通常是用以表现衰残之景的，将它们写入早朝诗中而不减损富丽堂皇之气，需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稍一不慎，便成败笔，在前人看来这简直是在走独木桥，故称这些韵脚为险韵。正是在这种他人通常不敢尝试之处，岑参成功地进行了尝试，收到了后世公认的奇特的艺术效果。具体说来，“寒”通常会引起人们的蜷曲畏缩之感，但岑诗的“鸡鸣紫陌曙光寒”给人的感觉便全然不同，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即将让位于光明，那鸡鸣令人振奋，那曙光令人憧憬，那暮春清晨的微寒令人惬意。奇妙的艺术效果的取得就在于诗人在以“寒”为韵脚时恰当地进行了搭配，这一点在“阑”、“干”、“难”等韵脚上同样得到了体现。“阑”本用于几写残景，但诗人配之以“春色”、配之以“莺啭”，效果便截然相反。春阑不同于秋阑，花虽疏而叶更茂，红虽瘦而绿益肥，加之以流莺百咐，越发显得生机勃勃。其他如，’干”、“难”等韵脚，均各有妙用。在美学领域中，也处处存在着辨证法。岑诗中这几个韵脚，押得虽险而丽，虽丽又奇，颇能体现岑诗尚奇丽之特点。
其二曰“对仗精工”。对于律诗来讲，中二联对仗即已足矣，岑诗多用一联对仗，意在与早朝时那种左右分班、文武对列的朝仪相协调一致，以诗歌形式上的工整表现诗歌内容即早朝场面的严整。另外前人已经指出，此诗首联以“紫”对“皇”，极为典丽，岑参此诗对仗之精于此亦可见一斑。在这四首唱和诗中，论对仗之精工典丽，唯杜诗可与岑参此诗相敌。
其三曰“辞藻典丽堂皇”。岑参虽尚奇丽，但并不排斥典丽堂皇之语。在岑参此诗中，虽然有若于奇险之韵脚，但也有不少典丽堂皇之造语，其例如“紫陌”、“皇州”、“金阙”、“玉春”等，绝不亚于其他三诗。早朝诗毕竟要写宫廷气象，若一味追求奇险就有可能破坏诗中画面的和谐。岑诗虽押险韵而未过份，又用了若干典丽堂皇之辞藻表现宫廷气象，恰到好处地取得了平衡。其诗虽奇而又未离格，达到了奇不离正，正中有奇，得心应手的境界。
此词是陈与义在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所作，这一年，陈与义流寓湖南、湖北一带；据《简斋先生年谱》记载：“建炎三年己酉春在岳阳，四月，差知郢州；五月，避贵仲正寇，入洞庭。六月，贵仲正降，复从华容还岳阳。”又《宋史。陈与义传》载：“及金人入汴，高宗南迁，遂避乱襄汉，转湖湘，踚岭桥。”这首《临江仙》所反映的是国家遭受兵乱时节，作者在端午节凭吊屈原，旧怀伤时，借此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词一开头，一语惊人。“高咏楚词”，透露了在节日中的感伤必绪和壮阔，胸襟，屈原的高洁品格给词人以激励，他高昂地吟诵楚辞，深感流落天涯之苦，节序匆匆，自己却报国无志。陈与义在两湖间流离之际，面对现实回想过去，产生无穷的感触，他以互相映衬的笔法，抒写“榴花不似舞裙红”，用鲜艳灿烂的榴花比鲜红的舞裙，回忆过去春风得意、声名籍籍时的情景。公元1122年（宣和四年），陈与义因《墨梅》诗为徽宗所赏识，名震一时，诸贵要人争相往来，歌舞宴会的频繁，可想而知。而现在流落江湖，“兵甲无归日，江湖送老身”（《晚晴野望》），难怪五月的榴花会如此触动他对旧日的追忆。但是，“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有谁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呢？高歌《楚辞》之后，满帘生风，其慷慨悲壮之情，是可以想象的，但更加突出了作者的痛苦心情。从“高咏”到“歌罢”一曲《楚辞》的时空之中，词人以一“酬”字，交代了时间的过渡。酬即对付、打发，这里有度过之意（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但将酩酊酬佳节”）。在这值得纪念的节日里，词人心灵上的意识在歌声中起伏流动。“节序匆匆”的感触，“榴花不似舞裙红”的怀旧，“无人知此意”的感喟，都托诸于激昂悲壮的歌声里，而“满帘风”一笔，更显出作者情绪的激荡，融情入景，令人体味到一种豪旷的气质和神态。
词的下阕，基调更为深沉。“万事一身伤老矣”，一声长叹，包涵了作者对家国离乱、个人身世的多少感慨之情！人老了，一切欢娱都已成往事。正如他在诗中所咏的，“老矣身安用，飘然计本”（《初至邵阳逢入桂林使作书问其地之安危》），“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伤春》），其对自己岁数的悲叹，与词同调。“戎葵凝笑墙东”句，是借蜀葵向太阳的属性来喻自己始终如一的爱国思想。墙边五月的葵花，迎着东方的太阳开颜。“戎葵”与“榴花”，都是五月的象征，词人用此来映衬自己旷达豪宕的情怀。“戎葵”虽为无情之物，但“凝笑”二字，则赋予葵花以人的情感，从而更深刻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虽然年老流落他乡，但一股豪气却始终不渝。这“凝笑”二字，正是词人自己的心灵写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最后三句写此时此刻的心情。满腔豪情，倾注于对屈原的怀念之中。“酒杯深浅”是以这一年之酒与前一年之酒比较，特写时间的流逝。酒杯深浅相同，而时非今日，不可同日而语，感喟深远。用酒杯托意而意在言外，在时间的流逝中，深化了“万事一身伤老矣”的慨叹。突出了作者的悲愤之情。情绪的激荡，促使词人对诗人屈原的高风亮节的深情怀念，“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面对湘江作者祭酒的虔诚，加上这杯中之酒肯定会流到汨罗江的联想，因而滔滔江水之中，融合了词人心灵深处的感情。从高歌其辞赋到酹酒江水，深深地显示出词人对屈原的凭吊，其强烈的怀旧心情和爱国情感，已付托于这“试浇”的动作及“桥下水，今夕到湘中”的遐想之中。
元好问在《自题乐府引》中说：“世所传乐府多矣，如……陈去非《怀旧》云：‘忆昔午桥桥下（应作上）饮……’又云‘高咏楚辞酬午日……’如此等类，诗家谓之言外句。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惟具眼者乃能赏之。”以此词而论，吐言天拔，豪情壮志，意在言外，确如遗山所说“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读者从对“天涯节序匆匆”的惋惜声中，从对“万事一身伤老矣”的浩叹中，从对“酒杯深浅去年同”的追忆里，可以领略到词人“隐然眉睫间”的豪放的悲壮情调。黄升说《无住词》“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中兴以来绝句妙词选》卷一），指的也是这种悲壮激烈的深沉格调。
这首《菩萨蛮》词以精致的构思，精美的语言，写闺中思妇独处的情怀，刻画出一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女性形象。
词作首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颇晦涩难解，有认为是写室内屏风的，有认为是写女子眉妆的，还有解为是写女子发髻的，歧义纷纷。因此学者往往给予特别关注，解读评鉴，发掘之深，体会之细，分析之精，可谓字无剩义，甚至远远超出作者写作歌词时主观上所欲表现的内容意蕴。次句写闺中思妇初醒而尚未起床，散乱如云的鬓发，在如雪的面庞上飘动。三、四句写主人公起床后的行动：懒懒地打扮，慢慢地梳洗。其中的“懒”字和“迟”字，生动地体现了女主人公的惆怅倦怠之情态。
过片两句承接上片写妆扮的具体情形：簪花时，置放前后双镜，非常细致、讲究，花容和人面交相辉映，更觉人面如花，娇俏艳丽。此处写女主人公的“细致”“认真”，与前面的“懒”“迟”，真实地反映了她内心的矛盾：因情人不在，无人欣赏，而懒起迟妆，但少妇的爱美天性又使她本能地进行细致妆扮。最后两句写她更换衣服时，忽然看见上面绣有的双双鹧鸪，不禁更添了一段新愁。
全篇内容是写一个女子早晨自娇卧未醒，宿妆已残而懒起梳妆，而妆毕簪花照镜，而穿上新罗襦之 过程。结构亦循此次序作直线型之描叙，极清晰明了。此词写闺怨之情，却不着一字点破，而是通过主人公起床前后一系列的动作、服饰，让读者由此去窥视其内心的隐秘。尤其是词的末二句“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不仅充分体现了温庭筠词密丽浓艳的风格，而且以咏物衬人情，更见蕴藉。
在格律上，词作采用了仄韵和平韵交错变换的调式来表现曲折细腻的思想感情，而“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二句，不仅平仄合于律句，而且巧妙地安排了五个响亮的去声字：“照”“后”“镜”“面”“映”，置于换头之处，吟唱时，就更加显得跌宕飞动，抑扬顿挫。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