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
词的上片，写作者眼前所见的元宵景色。前三句，紧扣节日，写灯火的光灿耀眼。其中第一、二句是分写，第三句是总写。谭献评的《词辨》，于周邦彦《齐天乐·秋思》起句“绿芜凋尽台城路”评为“以扫为生”，这首词的起句也是如此。元宵佳节，到处都是辉煌灯火，所谓“东风夜放花千树”：而作者却偏在第一句用了一个“销”字，意谓通明的蜡炬在风中逐渐被烧残而销蚀。但由于第三句“花市光相射”骤然振起，可见元宵的灯火是愈燃愈旺，随销随点，纵有风露，不害其灿烂闪灼的。特别是第二句以“露浥红莲”夹在两句之间，得虚实相映之妙，就更见出作者得“以扫为生”了。“焰蜡”是真，“红莲”是假，“风销焰蜡”是写实，“露浥红莲”则近于虚拟，由于在灯烛的映射下莲花灯上宛如沾湿了清露。这就不仅写出节日的盛妆，而且还摹绘出新春的生意。此正如孟浩然的《春晓》，尽管他说“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却无“落红满径”的残春之意，相反，倒显得万紫千红，春色无边。那是由于诗人写到雨后初晴，晨曦满树，既然处处鸟啭莺啼，足见春光正艳。这与此词同样是“以扫为生”。当然，周词毕竟含有消极成分在内，第一句也同下片“旧情衰谢”“舞休歌罢”等句暗自呼应。因为元夜灯火纵然热闹通宵，也总有灯残人散之时的。
“桂华流瓦”三句，是写了灯光又写月光。对“桂华”一句，人们多受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认为“境界”虽“极妙”，终不免遗憾，“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特别是王氏对词中用代字的意见是十分苛刻的。他说：“词忌用替代字。……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这就使人觉得周邦彦此词此句真有美中不足之嫌了。其实《人间词话》的评语未必中肯，至少是对词用代字的意见未必适用于这首周词。诚如王氏所云，那只消把“桂”字改成“月”字，便一切妥当。然而果真改为“月华流瓦”，较之原句似反觉逊色。这首词的好处，就在于没有落入灯月交辉的俗套。作者一上来写灯火通明，已极工巧之能事；此处转而写月，则除了写出月色的光辉皎洁外，还写出它的姿容绝代，色香兼备。“桂华”一语，当然包括月中有桂树和桂子飘香（如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山寺月中寻桂子”）两个典故，但更主要的却是为下面“耿耿素娥欲下”一句作铺垫。既然嫦娥翩翩欲下，她当然带着女子特有的香气，而嫦娥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正应如桂花一般，因此这“桂华”二字就不是陈词滥词了。这正如杜甫在《月夜》中所写的“香雾云鬟湿”，着一“香”字，则雾里的月光便如簇拥云鬟的嫦娥出现在眼前，而对月怀人之情也就不言而喻，昔曹植《洛神赋》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警句刻画出一位水上女神的绰约仙姿，杜甫和周邦彦则把朦胧或皎洁的月光比拟为呼之欲下的月中仙女，皆得异曲同工之妙。周词这写月的三句，“桂华”句宛如未见其容，先闻其香；“纤云散”则如女子搴开帷幕或揭去面纱；然后水到渠成，写出了“耿耿素娥欲下”。如依王说，不用“桂华”而迳说“月明”，则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一栩栩如生的场面。所谓美成此词设想新奇，构思巧妙，正是指的这种表现手法。
然而作者的笔触并未停留在这里，他又从天上回到人间，写“时序风物”和“人家宴乐”之盛美。但作者把这些全放到背景中去写，突出地写只有在良辰佳节才出来看灯赏月的女子，故紧接着绘出了“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的窈窕形象。“淡雅”二字，恰与上文“素娥”相映衬。
“萧鼓喧，人影参差”是写实，却用来烘托气氛，体现闹中有静；而以“满路飘香麝”作为上片小结，到底是因人间有衣裳淡雅而又馨香满路的“楚女”引起作者对团而明朗的皓月产生了“耿耿素娥欲下”的联想和幻觉呢，还是用月里嫦娥来衬托或拟喻人间的姝丽，仙乎，人乎，那尽可由读者自己去补充或设想，作者却不再饶舌了。此之谓耐人寻味。
上片是作者眼前目击之景，下片则由当前的灯节一下借回忆而连接上了昔日自己在都城的灯节，由眼前景色，很自然地联想到汴京风光，用“因念”二字领起。结尾处的今昔之感，实自此油然而生。“都城放夜”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千门如昼”写得极空灵概括，然而气派很足。“嬉笑游冶”转入写人事，即都中士女在上元节日总的活动情况，其中也包括作者在内。
这些都是写上元应有之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着重点却在于“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这大有“晚逐香车入凤城”（张泌《浣溪沙》）的味道。柳永在一首《迎新春》的词里写汴京元宵的景况也说：“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与周词所写，意趣正复相同。不过柳词朴实坦率，直言无隐；周词委婉含蓄，比较收敛而已。柳词是客观描述，周词则由上片的眼前风物回顾当年，情绪上是由波动而克制，终于流露出年华老去，“旧情衰谢”的无可奈何之感。故两词风调仍复不同。历来注家于“自有暗尘随马”一句都引苏味道《上元》诗中五六二句：“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词则反用其意，说是“更无一点尘随马”。而周词此处的用法似与苏味道诗略异其趣，意思是说女子坐着钿车出游，等到与所期男子在约定地点相遇之后，车尾便有个骑马的男子跟踪了。“暗”不独形容被马蹄带起的“尘”，也含有偷期密约，蹑迹潜踪的意思。这是苏味道原诗中所没有的。
底下作者自然而然转入了自嗟身世。“年光”二句是说每年都有这样一次元宵佳节，可是自己饱历沧桑，无复昔日情怀，那种嬉笑游冶的轻狂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以“清漏移”三句作结。一到深夜，作者再也无心观赏灯月交辉的景象，流连追欢逐爱的风情，于是就乘着车子赶快回到官邸（“飞盖归来”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意味），心想，任凭人们去狂欢达旦吧。
结尾之妙，在于“从舞休歌罢”一句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任凭人们纵情歌舞，尽欢而散，自己可没有这等闲情逸致了；二是说人们纵使高兴到极点，歌舞也有了时，与其灯阑人散，扫兴归来，还不如早点离开热闹场合，留不尽之余地。作者另一首词《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的结尾也说：“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两者都是写自己无复昔时宴安于声色的情怀，却又都尽极蕴藉含蓄之能事，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到了李清照，由于感情过分悲凉伤感，便直截了当地写出“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临江仙》）这样万念俱灰的句子，看似衰飒，情感却反而显得奔放，不嫌其尽。有人认为李清照的《词论》中没有提周邦彦，事实上却是承认周邦彦为词道正宗的，以此看来，未必尽然。
华清宫，中国古代离宫，以温泉汤池著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曾在此“砌石起宇”，西汉、北魏、北周、隋代亦建汤池。华清宫在后世名声大噪，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功不可没。而历来以“华清宫”为题材的咏史诗，也基本都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密切相联。李约的《过华清宫》就是其中的一首，此诗通过咏史抒怀，讽刺统治者荒淫误国，感叹王朝兴衰，抒发黍离之悲。
首句就直斥玄宗皇帝：作为一国之君，玄宗皇帝耽于享乐，追求淫逸，反把国计民生的大事看得很轻。第二句用“一曲霓裳”一笔带过唐玄宗、杨贵妃二人沉醉于歌舞的享受生活。“四海兵”三字，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耽于享乐、追求淫逸所酿成的苦果：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盛唐走向了衰微。这与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有异曲同工之妙。君王以“万机”为轻，却以享乐为重，酿成亡国之大祸必在情理之中，正所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三、四两句是诗人目睹华清宫的景象：帝妃早已升天作古，只有四季“长生”的树木，见证了华清宫的兴衰。
这首诗主要采用对比的手法：昔日霓裳羽衣，歌舞升平；今朝杂树丛生，宫殿荒凉。
“一派明云荐爽”一首，结构与“秋气”篇略同，上片写景怀古，下片抒情。首句为眼前秋景，次句为耳中秋声。“明云荐爽”的秋空，固然迥别于万马横排的阴霾；“碧空中响”的秋声显然也不同于“一点点，滴人心碎了”的三更素商。它或许是霜晨雁叫，或许是唳鹤排云、萧瑟之中又饶清丽。然而，景观虽异，它所引起的作者的感触则同。作者一想到秋阳下如此莽莽苍苍的大好河山已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不能不慷慨生哀。一个“徒”字，便已曲折地传达了此中消息；而嗟叹伯符、寄奴之已往，更将这层心事或明或暗地透露出来。寄奴即宋武帝刘裕，东晋末曾率兵北伐，企图将中原地区从少数民族手中夺回，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有“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之句，亦是借咏刘裕以表达自己的抗金复国之志。这个典故的含义较为明白。伯符即孙策，一般人多不过以为他少年英雄，骁勇善战而已。实则据《三国志·吴志》本传，“建安五年，曹公(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可见他还是一个汉家天子的忠臣。陈维崧嗟叹伯符已往之真意，或即在此。要之，伯符、寄奴皆喻抗清复明之志士。斯人已逝，恢复无望，作者安得不嗟！
昔日英雄既已往矣，而作者自己虽有雄才大志，但亡国之余，沦落憔悴，无从一展身手。换头三句即道此意。“厮养”犹言厮养卒，取薪者为厮，造食者为养。作者虽未必真的躬操贱役，但其弟宗石序其词集，有“中更颠沛，饥驱四方”之语，则其时作者生活处境之艰难，概可想见。“十载”未必是实数，但如作实数看，亦无不可。盖清兵入关在甲申(1644)，后十年为顺治十一年(1654)。作者至康熙十八年(1679)五十四岁时始应诏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走上仕途，则1654年前后自视有如厮养卒，亦无足怪。“长头”谓身材伟岸，语出《后汉书·贾逵传》及《南史、范岫传》。“大颡”义犹“长头”。作者以“长头大颡”自喻怀抱之高，才学之富。长头大颡之人而沦为厮养卒，作者怎能不羞？怎能不自觉有负平生之志？
但作者并未消沉下去。结尾三句从前面的悲嗟叹息、羞愧自责的心情中突然振起：趁此秋晴时候，快马著鞭，往游上党；再掉臂西行，登上壁立千仞的西岳莲花峰，观看巨灵神为通黄河而擘开华山与首阳山时留下的掌迹。按上党在山西东南，为战国韩地。秦并天下，置上党郡，以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名。而华山在陕西境内，两地相去甚远。作者这里显然是以登临之高、所观景象之壮丽，来喻示自己志向之大。读其词，正可想象出作者当日意气干云，“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形象与气概。豪情快语，足令当时与后世读者为之浮一大白。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据《山海经·北次三经》晋郭璞注，衔西山木石以填沧海的精卫鸟所居的发鸠之山，即座落在上党境内，精卫填海与巨灵擘山，虽一成功一不成功，但都是对天地山河的一种改造。如果说所谓游上党、登华岳不仅仅是说登高远眺，而且另寓深意，当非厚诬古人。
维崧之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这从上文的简析中已可概见，无须多说。须特别提出者，他又是清初四六名家。《清史稿·文苑传》论其骈文“导源庾信，泛滥于初唐四杰，故气脉雄厚。”骈文的一大特点是用典。维崧万卷在胸，作骈文时用典固然随手拈来，作词时也技熟手快，用来毫不费力。这些典故的使用，一方面使词味醇厚耐咀嚼，另一方面也使作者之意包裹在一层迷离朦胧的古典罗之中，减轻了因干触时宪而可能招致的政治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