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先写作者与李白的深厚交情,再叙与李白一同寻访范十隐居,后写在范居处即席朗诵屈原的《橘颂》,席上三个人因此在各自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表达了朋友之间心神相连的感情。全诗有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有心志共鸣的融洽,有生命志向茫茫无归的惆怅,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
全诗可分三部分。
开头六句为第一部分,叙写作者对待李白的交情。两人共被同行,亲如弟兄。“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可见作者是应约来此欢聚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见来此已是秋天,更见二人情谊之深。
中间六句为第二段,叙述两人同寻范十隐居。“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两句,叙途中之事。“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两句,写造访范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两句,写他们留连至晚。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吟《橘颂》,对隐居而思物外之游。
虽然诗中有对李白的赞叹,但更多的是描出了友情的几幅简约入微的素描。“秋共被”“日同行”“寻北郭”“入门高兴发”“屯云对古城”“悠悠沧海情”,夜晚,白天,出城,入归,望天,问海,这种感情里,兄弟之情,心神相连,生生都是不会轻易断绝的。
刘辰翁以为“入门高兴发,侍立小重清”两句不可解,金陵生撰文认为此即曹洞宗所谓“不犯正位”,言小童清,则主人之清雅脱俗固不难想见。“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两句,朱彝尊谓“‘谁’字疑当作‘惟’字谓得”。金陵生据诗意认为当以“谁”为长。此联是正反两面言之,上句谓范十隐居自是为全其志节,如《橘颂》所咏之“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者;下句反诘,谁欲贪恋故乡风物之美呢?若作“惟”则与结联“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表意重复。
这首诗写寻范居士仅数句,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确乎难能可贵。若论叙事的真实、细节的生动、形象的传神、语言的幽默,却不及李白同时的作品《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此诗重点是写马,通过写马来赞颂鲁国的国君鲁僖公。诗分四章,可能与古代一车四马的驾车制度有关。有人说“《礼》: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作者因马有四种,故每章各言其一”(孔颖达疏);也有人说每章各写马的一种品性,第一章是写“马之德”,第二章是写“马之力”,第三章是写“马精神”,第四章是写“马志向”(方玉润《诗经原始》),这却不免让人感到穿凿附会,四章中各种各样毛色的马都有,难道说“骊”一定是良马、“駵”一定是劣马?“彭彭”、“伾伾”、“绎绎”、“祛祛”与“臧”、“才”、“作”、“徂”这些形容词(或动词)也看不出与德、力、精神、志向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从结构上看,它每章除了第四、五两句“有……有……”句式各具不同内容外,也就第六句末二字和第七、八两句末一字不同,是典型的重章叠句体式,而各章所更易之字,也不像《国风》中的一些篇章那样相互间有递进或联贯关系,而像《国风》中的另一些篇章那样,联章复沓只是为了取得一唱三叹、余音不绝的歌咏艺术效果。
从诗的表现手法看,此篇尽管用的是赋法而没有比兴成分,但写来跌宕有致,马的形象既生动传神,对鲁君的颂美也点到即止,没有过分的张扬,一切都温而不火,流畅自然,这在《颂》诗中实不多见。全诗先将直接歌咏的对象群马置于广阔无边的原野这一环境背景,且冠以“駉駉”这一表形态的叠字形容词,这样篇首就鼓荡着一种矫健强悍的气势。接着,“薄言駉者”一句略按,往下介绍马的品种,马的品种繁多正可作“有无疆(期、斁、邪)”一句的注脚,为下文的赞颂作了有效的铺垫。“以车”云云,又以带叠字形容词的句子咏马之善于驾车疾驰,与上文的“駉駉牡马”句相呼应,而句中“马”字不出现,叠字词前后位置不同,又见出章法上的变化。最后,由写马转为赞美鲁君,但赞美鲁君仍紧扣住咏马,结尾一丝不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篇的脉络很分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很纯熟。不妨说这是现存最早的专咏马的咏物诗,后世咏马之诗大致也是这样从马的形体(这在此篇中主要是通过写马的毛色表现出来)、马的动势、马与人的关系这几方面落笔的。作为咏物诗的雏型,它已显得相当完美。一些读者会有此疑问:这样一首具有《国风》风格的诗,为何不在《国风》中?鲁诗不称《风》而称《颂》,前引孔颖达疏实际上已作了说明,原因是鲁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周室重视周公的功绩,尊鲁若王,天子巡守采诸国之诗以观风,遂不及鲁诗。
从诗的历史文化意义上说,此篇以牧业的兴盛作为治国有方的一大业绩,反映出那个时代对马政的重视。据文献记载,在周代的“六艺”中,就专门有“御”(驾马车)这一艺,周穆王也有驾八骏遨游天下四方的传说。春秋中期,车战仍是战争的主要手段,一辆兵车需四匹马牵引,因此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必然与马匹数量密切相关,大国号称“千乘之国”,良有以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马政于是成为军国要务,各国诸侯都十分重视养马,这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如《鄘风·定之方中》就赞扬卫文公“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而《鲁颂》更是篇篇写到马,《鲁颂·駉》自不待言,《鲁颂·有駜》则诗题就是马肥壮之貌,《鲁颂·泮水》有“其马蹻蹻”句、《鲁颂·閟宫》有“公车千乘”句。在此篇中,写到不同毛色的马的品种有十六种之多,可见驯马养马这一业的发达。而考之典籍,以毛色定名的马还远不止这些。语言学家们认为:某一民族语言中哪一属类事物的名词特别多,就反映出此民族在该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与该类名词有关的科学技术特别发达。中国上古时期牲畜命名的多样化,正反映了畜牧业的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华民族可以为之骄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