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表达了青年志士既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更要有宽广的心胸。颔联以龙虎借喻,激励友人不要收藏才华等同痴虎，而要召唤风雷行云施雨，同时也在表达自已渴求用世的心愿。颈联表达了诗人不甘贫贱、积极向上、敢于向权贵挑战的气概。尾联表达诗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人为官的原则和气节。全诗以非凡的志操昂扬的气宇、奇伟的物象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
一二两句，挺劲洒落，振响入云。诗人表示，一个青年志士，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像龙剑那样腾光于高寒的暮空之中；要有光明磊落的胸襟，把日月的光辉，深锁在自己的怀抱。
接着三、四两句用积极的比喻勉励友人，也借以表达他渴求用世的心愿。“莫藏牙爪同痴虎，好召风雷起卧龙”，他认为既是一只猛志常存的老虎，就应当展现虎威，而不要像痴虎那样自藏牙爪；既是有志乘时而起的卧龙，就应当早日召唤风雷，以求行云施雨使天下人受到润泽。虎失去牙爪，即无异于驯服的牛羊；龙离开风雷，即无以奋其神力。这几句都是借用比喻以言志述怀，诗人力求振奋的形象，跃然纸上。
五、六两句，诗人借用《史记·陈涉世家》中陈涉的话语和友人互相勉励，表示人贵有志，有了大志，方可以成大功立大业。王侯将相并不是世代相传的，力耕的佣工也有取得富贵的时候，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历史上有许多英杰都是乘时而起，“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宁戚曾经是喂牛的农夫，韩信受过胯下之辱，诸葛亮、王猛等人都似布衣出任当世之务，风云际会，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不失其时。诗人用陈胜、吴广起义时的言行自励，至少可以看出他对陈胜、吴广并不抱有歧视的态度，甚至是赞同这些在野的英杰发愤一时，以成就不朽的功勋。然而诗人对于出处的问题，是看得非常郑重的。
诗的末尾两句说，诗人一直以实现大道自期，所谓大道，就是原本六经“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的道理。出则可以济世泽民，不出也要以“宏材敏识、伟节高行，特立于一时”。因此在困穷之中不谋苟且进身，而遇有时机，则应力求为世所用。“须将大道为奇遇”，正是积极要求用世的心志的表现。“廊庙”，是指朝廷。遭逢奇遇，见用于朝廷，都必须得之以义。不义而取得富贵、而致身王侯将相，都是不足取的。作者鄙视那些“沉没于利欲之中”的学士大夫，他们有些人学为章句，以猎取功名；有些人钻营阿附，以图谋利禄。对于他们的龌龊行径，作者是非常痛愤的。作者始终有志于大道，虽经常处于寒饿之中，但“不干仕”“不应举”“不肯受人施惠”，这些正是“莫踏人间龌龊踪”的积极表现，作者的志节，是断非龌龊小生可与相比的。
全诗意气高昂，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这首诗用一条长题说明作诗的缘由。冬郎，是晚唐诗人韩偓的小名。小字冬郎，是李商隐的姨侄，他少有才华。他的父亲韩瞻，字畏之，是李商隐的故交和连襟。大中五年（851）秋末 ，李商隐离京赴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入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府，韩偓才十岁，就能够在别宴上即席赋诗，才华惊动四座。大中十年，李商隐返回长安，重诵韩偓题赠的诗句，回忆往事，写了两首七绝酬答。这是其中的第一篇。
诗中最后两句名句，将冬郎及其父亲畏之比作凤凰。丹山相传是产凤凰的地方，其上多梧桐。桐花盛开，凤凰偕鸣，其中雏凤鸣声清圆，更胜于老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