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作者托物寓怀的诗篇，借流莺暗喻自身，寄托身世之感，抒写自己漂泊无依、抱负难展、佳期难遇的苦闷之情。首联描写了流莺的飘荡无依，颔联指出流莺内心的苦闷，颈联写流莺的艰辛备尝，尾联才写到诗人自己。全诗咏物抒情，风格轻倩流美，情思深婉。
流莺，指漂荡流转、无所栖居的黄莺。诗的开头两句，正面重笔写“流”字。参差，本是形容鸟儿飞翔时翅膀张敛振落的样子，这里用如动词，犹张翅飞翔。漂荡复参差，是说漂荡流转之后又紧接着再飞翔漂泊。“度陌”、“临流”，则是在不停地漂荡流转中所经所憩，应上句“复”字。流莺这样不停地漂泊、飞翔，究竟是为什么呢？又究竟要漂荡到何时何地呢？诗人对此不作正面交代，只淡淡接上“不自持”三字。这是全联点眼，暗示出流莺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仿佛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用流莺的漂荡比喻诗人自己的辗转幕府的生活，是比较平常的比兴寓托，独有这“不自持”三字，融和着诗人的独特感受。诗人在桂林北返途中就发出过怅然的叹息：
“昔去真无奈，今还岂自知”（《陆发荆南始至商洛》）。“去真无奈”、“还岂自知”，正象是“不自持”的注脚。它把读者的思绪引向“漂荡复参差”的悲剧身世后面的社会原因，从而深化了诗的意境。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颔联是说，美妙的鸣啭，怎么能没有本意？碰到了良辰，也未必就有佳期。
飘荡流啭，毕竟是流莺的外在特点，这三四两句，便进一步通过对流莺另一特点——“巧啭”的描写，来揭示它内心的苦闷。流莺那圆转美妙的歌声中分明深藏着一种殷切的愿望——希望在美好的三春良辰中有美好的期遇。然而它那“巧啭”中所含的本意却根本不被理解，因而虽然适逢春日芳辰也不能盼来“佳期”，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流莺的飘荡是诗人飘零身世的象征，那么流莺的巧啭便是诗人美妙歌吟的生动比喻。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强调巧啭中寓有不为人理解的本意，这本意可以是诗人的理想和抱负，也可以是诗人所抱的某种政治遇合的期望。“岂能”、“未必”，一纵一收，一张一驰，将诗人不被人所理解的满腹委屈和良辰不遇的深深伤感曲曲传出，在流美圆转中有回肠荡气之致。可以说这两句诗本身就是深与婉的统一。
颈联承上“巧啭”，仍写莺啼。“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这是“本意”不被理解、“佳期”不遇的流莺永无休无止的啼鸣：无论是刮风的早晨还是降露的夜晚，是晴明的天气还是阴霾的日子，无论是京城中万户千门开启或关闭的时分，流莺总是时时处处在啼啭歌吟。它仿佛执着地要将“本意”告诉人们，而且在等待着渺茫无尽的佳期。这一联是两个略去主、谓语的状语对句构成的，每句中“风朝”与“露夜”、“阴”与“晴”、“万户”与“千门”、“开”与“闭”又各自成对，读来别有一种既整饬又优美，既明畅又含蓄的风调。
尾联联系到诗人自身，点明“伤春”正意。“凤城”借指长安，“花枝”指流莺栖息之所。两句是说，自己曾为伤春之情所苦，实在不忍再听流莺永无休止的伤春的哀鸣，然而在这广大的长安城内，又哪里能找到可以栖居的花枝呢？初唐诗人李义府《咏乌》云：
“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末句从此化出。伤春，就是伤佳期之不遇；佳期越渺茫，伤春的情绪就越浓重。三春芳辰就要在伤春的哀啼中消逝了，流莺不但无计留春，而且连暂时栖息的一枝也无从寻找。这已经是杜鹃啼血般的凄怨欲绝的情境了。诗人借“不忍听”流莺的哀啼强烈地抒发了自己的“伤春”之情—— 抱负成空、年华虚度的精神苦闷。
末句明写流莺，实寓自身，读来既像是诗人对无枝可栖的流莺处境的关心，又像是诗人从流莺哀啼声中听出的寓意，更像是诗人自己的心声，语意措辞之精妙，可谓臻于化境。
这首词从怨女的角度，展现了一幕人铸间悲剧。通过描写闺中人思念远戍征人，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
上片起二句从捣练的工具运思下笔，而字里行间自有捣练之人。从“砧面莹”的“莹”字，可以想见，作为一位征人的妻室，捣练帛，作征衣，早已是她的繁重的家务劳动的一部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至那面砧石已经被磨得如此光莹平滑。从“杵声齐”的“齐”字，则可以想见她的捣练操作之熟练，以及与同伴合作之协调。而那一记记有节奏的杵声中，正倾注了她辛劳持家的全部心力。传出了她忆念远人的万缕深情。
下面“捣就征衣泪墨题”一句。道破题旨，点明其捣练制衣的目的是寄与远戍边关的丈夫，而题写姓名、附寄家书之际。一想到丈夫远在万里外，归期渺茫，生死难卜，今世今生，相见无日，不禁愁肠千转，泪随墨下。“泪墨题”，一边磨墨，一边落泪，泪水和着墨水写信。这三个字，饱含了一位失去家庭幸福的妇女的无限辛酸苦痛。
结末两句与“捣就征衣”句紧相承接，从戍人的角度进一步加重了这幕悲剧的份量。句中的“玉关”即玉门关，但此处不一定是实指，只是极言戍地之远，也暗含班超上疏所说“但愿生人玉门关” （《后汉书·班超传》）及李白诗“玉关殊未人” （《塞下曲》六首之五）之意。
结末两句采用了翻进一层的写法。这两句先写玉关之远，再推进一层。写戍人所在地之远，从而使上、下句间有起伏转折之致，而且，每转愈深，把这一家庭悲剧显示得更其可悲，把悲剧中女主角的伤离怀远之情表现得更深更曲。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负载着她的柔情蜜意的征衣包裹，寄到玉关已要经历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寄到远在玉关之西的戍人手中，就更遥遥无期了，更不知这包寒衣寄到时戍人是否尚在人间。这样一个最凄惨、最残酷而又可能出现的悲剧结局，正是长期笼罩在她心头的一片阴影，也正是她题寄这包征衣时泪墨难分的一个最痛楚的原因。
欧阳修名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颇为人称道，此词结尾句式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词精炼含蓄，概括集中，感情真挚，余韵悠长，正如张炎在《词源》中所述：“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
这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述志诗，是曹植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诗一开头，就说主仆二人已经备好了车马，即将出发。这一开始，就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紧接着，作者用一个顶真格的设问句“远游欲何之”，引出对远游目的地和原因的补叙。“吴国为我仇”已经，语意慷慨，感情激昂，与其说是叙事，不如说是掷地有声的战斗誓言，它赋予了这次“远游”以及不平凡的意义，使诗歌一开始就涂上了豪迈悲壮的色彩。同时，一个意气风发、勇赴国难的爱国志士形象亦凸现于读者眼前。
“将骋万里途”承接上句，说自己将南征吴国。“万里途”，是对征程迢远的夸张，它极令人联想到浪漫征途的种种艰难险阻，但因句中着一“骋”字，便一扫可能因此而产生的悲凉气氛，反而有力地衬托出壮士出征的豪迈之情。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作者的愿望，在当时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所以当他跌回现实中来，失意的苦闷便攫住了他的心。“东路安足由”一句便是反诘的语气倾吐了胸中的委屈。“东路”，前人多以为指从洛阳到鄄城的路。并据《赠白马王彪》诗中亦有“怨彼东路长”之句，推断这两首大约同作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转入写景，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江风凄厉、浪高流急的画面。长江、淮水、泗水是南征吴国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对“多悲风”、“驰急流”的渲染未尝没有形容川流险阻之意，并以此为作者“愿欲一轻济”的衬托。但其中的寓意显然不止于此，透过这一描写，令人仿佛看到作者正兀自立于大江畔，眼前呼啸的江风、奔腾的江水，既象征着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激昂情怀，也象征着英雄失路的激愤不平。在这里，雄浑阔大的境界以及慷慨激越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扣人心弦，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在此写景的基础上，“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二句即景设喻，“一轻济”，喻率师南渡；“无方舟”，喻手中无权。即以欲渡江河而无船比喻自己空怀壮志却不被任用、报效无门。一个“惜哉”流露出作者极为深沉的惋叹。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是如此尖锐而不可调和，作者在诗的结尾情不自禁地发出呼喊：“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是他的心声，他不愿闲居一处，甘愿为国解忧赴汤蹈火，这一志向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流露，然而在此诗中多了几分凄怆与苍凉。自以为如此，这首诗在赢得后人激赏的同时，也使后人对其有了更深的同情。
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这主要是由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决定的。他的诗大多充满了对功名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即使在忧患之中也不消极颓唐，遭遇挫折也不逃避，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不放弃自己的责任。正是这一切成就了他“骨气奇高”的特色，而“仆夫早严驾”这首诗便是这一特色的代表，且因此成为魏晋时期的最强音。
此诗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写张说巡边的历史背景，“朔南方偃革，河右暂扬旌”说明朝廷是因为边境发生战事派遣燕国公巡边。同时，“宠锡从仙禁，光华出汉京”，写出了出京时张说的光彩。其实，张说出任朔方节度使，说白了就是贬官，作者把贬官写得如此荣耀，一则因为应制诗不能显出不满之意，二来这样写也是对友人的一种宽慰。后一部分主要赞扬张说的政治才能以及对他建功立业的期望。“闻风六郡伏，计日五戎平”，形象地说明了张说的治边才能。“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以仲山甫与张良来比喻张说，仲山甫与张良都是古代杰出的辅弼大臣，这充分表明了作者对张说的钦佩。而结联“四牡何时入，吾君忆履声”说“吾君”也盼望张说早日凯旋，对张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此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张九龄对唐玄宗兴战之心的暗中讽谏。当时唐玄宗送行诗中有“三军临朔野，驷马即戎行”、“戈剑靖要荒”等诗句，表明要耀武扬威，战服边疆，与张九龄同时的其他大臣奉和圣制诗，大多顺玄宗意，对朝廷兴战歌功颂德。而张九龄此诗开篇高擎“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指出朝廷开战的目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制止战争。针对唐玄宗尚战，张九龄为防微杜渐，希望能以讽谏感悟帝王兴战之心。这在“开元盛世”的背景下，实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