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
这是一首秋夜不眠夜行的小词。
起句“不寐倦长更”中“不寐”二字异常醒目，耐人寻床，是全词的根。“倦”字借“不寐”自然生发出来，揭示出因无眠而生倦怠的逻辑关系，可以想见词人心绪的烦闷了。第二句又从时序上因承上句，貌似平谈，却是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过渡。第三、四两句，笔锋一顿，停留在出门所见所感上面。“月寒”句在点明季节之余，更以“寒”、“冷”二字借物传心，将心中抑郁愁闷之情隐隐带出，是这首词重心所在。最后一句着笔于月寒竹冷，被疾风拍打的窗户在深夜回想，以景结情，自然收束，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妙笔。
此词是典型的即景即情之作。全诗尽透作者的愁苦之情，夜不能寐更添几番寂寥之意，风呼啸体现了作者的一路坎坷，寒月凄凄，心中的苦闷只有随秋竹落落归寂罢了。
上片写景，叙述三吴美好的自然风光，引发出怀古伤今之思。“晚天萧索，断蓬踪迹，乘兴兰棹东游。”薄暮的天空散发着萧索的凉意，我像无根之飞蓬浪迹天涯，乘兴驾舟东游。开篇点出了东游的时间背景。“三吴风景，姑苏台榭，棹落暮霭初收。”因西南有姑苏山，有姑苏台建于其上而得名。三吴的风景，姑苏的亭台，全都笼罩在沉沉的暮色中。“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当年的御阶宫道已被乱石衰草所埋没，昔日的繁华景象早已灰飞烟灭，只剩下一片麋鹿哀鸣的荒凉山丘。“麋鹿呦呦”，据《史记·淮南王传》载：“王坐东宫，召伍被与谋曰：‘将军上。’被帐然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此亡国之语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麇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后人以麋鹿游姑苏台比喻亡国。此处开启下片，引发了柳永词鉴赏词人的怀古之思。
下片追忆春秋吴越争霸的旧事，抒发了深沉的历史兴亡慨叹。“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据《史记》载：“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想当年，吴越争霸，堂堂夫差空有运筹之志，却不知审时度势，图王争霸无止无休，最终招致了亡国之灾。越败姑苏之后，对吴称臣。吴王刚愎自用，不听伍子胥劝谏放虎归山，将越王勾践君臣放归越国，给自己埋下了亡国的祸根。之后又频频兴师北伐，与齐、晋等北方诸侯强国争霸，劳民伤财。越王趁机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志在报复，最终在越国强大军事力量的反攻下，仓惶败溃，落得身死亡国的下场。“空”字，意味深远，饱含了对吴国兴亡的深深感叹。“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舟。验前经旧史，嗟漫载、当日风流。”意谓吴王好大喜功，“图王取霸无休”，反将大好河山拱手输给了泛舟五湖的范蠡，可叹啊，前朝旧史中不知有多少灰飞烟灭的风流人物。“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斜日里衰草连天，历史的长河中涌动着不尽的千古遗愁。
这是一首即兴而作的咏史诗，意境深沉，格调苍凉，谋篇布局洋洋洒洒，颇有大家风范。历史带走的是一身尘埃，在这不尽的长河中，人的绵薄之力犹如苍海一粟，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江山如画，云涛烟浪”，滚滚而去的历史长河给后人留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慨叹。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