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得很有特点，写景抒情，形神兼备。在对新安江清澄空明的景色的描写中，实际上渗透着诗人对喧闹都市和仕途的厌倦之情。
古诗开始两句破题，诗人乘舟溯流，泛临新安江上，发现江上风景非常优美，心情为之一振，不由发出“兹川信可珍”的由衷感叹。
接下四句，即承“兹川信可珍”意，铺陈描写。无论深处还是浅处，江水都清澈缥碧，略无一点一滴浑浊；无论春天还是秋天，江水都皎若明镜，不沾一丝一毫尘埃。江水简直清澈透了。所以，透过千仞江水，沿江山峰上苍松碧树的身影仍然清晰可见；俯视百丈水府，神情自若、倏忽往来的游鱼也络绎分明。“千仞”、“百丈”，极言江水之深——江水深深如许，而仍能映见乔树，忽闪游鱼，则一湾碧如玉清如月的新安江水，宛然可见。“写”、“见”二字，逼现水底奇景异观，直将江水之清莹缥碧反映出来。总此四句，诗人通过绘写江水之“深”，衬写出江水之“清”，以至使人感到虽深犹浅。这就是诗题中点出的“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的韵致。新安江之“信可珍”，正在于它的“清”。
京官外发，一般都具有贬的意味。沈约此后曾致书徐勉，中有“出守东阳，意在止足”之语（见《梁书》本传），颇有点自宽自慰自我解嘲的意思，可见当时他的心情还是比较低沉的。世事浑沌，祸福难倚，万物皆空矣，由此，修行励志、洁身自好的独善其身的念头便油然而生。接下六句便是抒发这一情怀。
七、八二句分用两个典故。沈约用此二典，前句顺用，后句反用，都为一意：沧浪之水有混浊的时候，清济之水也有干涸的时候。既然如此，那么“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诗人想到，既然自己时运如此不济，既然自己不能随世沉浮，那么，此次前往东阳，便与京师嚣世自然隔绝了，可以自由自在徜徉山水，泛咏皋壤，过上一段清静优闲的日子了，就不必还要假藉沧浪之水来洗濯衣巾、涤神爽志了。正点出此旨。细加品味，诗人言语之间颇有些“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般的庆幸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自“沧浪”句以下，诗已转入抒情；但紧跟“岂若乘斯去”，却落“俯映石磷磷”一句，又回到写景，似颇突兀。实际上，这正是匠心独运之笔。抒情伊始，嵌入一句写景，首先便将诗意荡漾开去，在诗法上，恰似淡云出岫，显得舒展自如，张弛有度，而且，磷磷水中之石，棱角分明，自有一种清峻坚劲的品格在，诗人俯瞰其貌，不期然唤起了崇敬和向往之意，仿佛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依托，映现出了自己的影子。所以，突入此句，实在是一种精神的宣言和戛戛独造的峥嵘品格的展现，暗寓了诗人此去东阳的人生追求。谓之神来之笔，殆不为过。
最后，诗人似乎意犹未尽，寄语京城中的朋友：“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言语之中，颇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得。此句收束全篇，照应诗题，显得周到而严密。诗人的精神似乎获得了解放，他不但洋溢出一种远离尘嚣的轻松愉快之情，更抑制不住透露出一种俯视人寰的超脱和自豪之感。
诗人是久经官场沉浮了，对于一般的荣辱升迁，似乎并不特别放在心上。他以极平静的心情，欣赏新安江的清绮风光，描绘新安江水的清浅透澈，从而折射出诗人的清思洁想。而只是在游览的观想和反思之中，才逐渐流露出了身世之感和隐退之意，并由此反映出由苦闷、沉郁到解脱、轻松的复杂的思想历程，沉稳，老到。反映到文思上，便显得从容不迫，纡徐有致。从写景到抒情，从构句到用典，笔调细腻，婉转多姿，转换贴切自然，景、情、理络绎生辉。在庄重、澹淡的风貌中，显现出圆熟、深沉和隽永的神韵。
“题春晚”之“春晚”，据首句“花落”之意，是指暮春之晚。诗所描写的，乃是乡村暮春晚景。
红日西沉，夜色降临之前，一位“吟余小立阑干外”的诗人，正在游目观赏村野景致。吟，可以指作诗，亦可以指诵读诗文。这位诗人白昼一天都在伏案，薄暮时分，微感疲倦，便走出屋子，在楼台（其居处是简陋小楼，故有“柴门”之语）栏杆外稍立片刻，略事休息。一、二、四句便是他“小立”时所见之景。
他先近看柴门。时已晚春，花儿纷纷飘落，有的还飘进了门内，把那夕阳的余辉挡在门外，可见落花堆积之多。继而又远看树林。稍远处有一片树林。苍茫暮色之中，可以看到几只黄昏时的乌鸦，忽高忽低、时上时下，紧挨林子飞着。将乌鸦称为“点”，是因为距离较远，天色昏暗，望去像“点”一样。最后诗人放目遥望，在那乡间小路的尽头，远远望见樵夫渔子，担柴捕鱼，一路归来。
展现在诗人眼前的这“春晚”三景，景景都扣题中“晚”字，而起笔“花落”则点明了“春”字（诗中指暮春）。三景相合，融汇成村野薄暮时分谐和、静谧的意境。然而，诗人笔下所的静境，又并不显得冷清、空寂：花自“落”，鸦在“飞”，人正“归”。点缀在诗行之中的三个动词，为这静谧的环境增添了鸟飞鱼跃的活泼气息，诗人就置身在这恬静而又富有生意的境界之中，饶有兴味地“小立”观赏。
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理学家论人物，颇重所谓“气象”。程颢曾说：“自再见周茂叔之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说的是茂叔（周敦颐）为人的气象。此诗的境界与他的为人一样，也是静而不寂，饶有生意，颇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述而》）的气象。
《孔子世家赞》开篇借用《诗经·车舝》里的两句诗，云：巍峨的高山可以仰望，宽广的大道可以行走。自己虽然不能到达那里，但心中对它却充满向往。——使人可望而不可即，这是太史公对孔子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很容易使人想起颜回、子贡等人对孔子的看法。颜回曾经感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贡则说：其他贤人仅如丘岭，而孔子则如日、月，世人无法逾越。夫子仿佛数仞宫墙，不得其门而入，则无以发现其内部的富丽和华美。非深知孔子，不能有此种决断。
赞语又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对于司马迁来说，读孔子书即如面对孔子本人。读其谈坟羊、楛矢，可以见其渊博；读其意欲“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以见其风雅；读其“以不义之富且贵为天边之浮云”，可以见其闲淡；读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可以见其整饬赞语用一个“读”字、一个“想”字，传达出作者对孔子人格的深深憧憬。“读”乃是投入地读，“想”乃是深情地想。尽管从时间上说，司马迁与孔子相差几百年，但从精神上说，司马迁与孔子之间却似乎没有丝毫间隔。司马迁尝云：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自孔子卒，至今又五百岁矣。司马迁似乎认定要做孔子第二。他创作《史记》五十余万言，其本意正在于继承孔子之《春秋》赞语接下来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仲尼虽逝，然其遗物依然，其遗教犹在司马迁面对这一切，恍若重逢故人，不忍离去。一“低回留之”，一“不能去云”，写出了作者眷眷的深情。
然而，生死是最最真实的问题，人鬼殊途是最最真实的分离。孔子那“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悲歌，早已成为司马迁深志不忘的绝响司马迁意识到：恰恰是一个人在后世影响的大小，增损着其生命本身的意义。天下君王、贤人众矣，他们生前的荣耀与其自身的生命一起完结；孔子身为平民百姓，可其思想学说在后世却一直广为流传，从天子王侯到其他所有研究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学说为准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司马迁给孔子无以复加的赞誉，即孔子“可谓至圣矣”。
赞语开篇以总评揭出自己对孔子的无限景仰；继而从遗书、遗物、遗教三个方面，极言自己对孔子的向往；结篇再以总评写自己对孔子的崇奉。前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作者自身的比照，主要从作者自身的感情落笔，因此显得亲切；后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天子、王侯以及后世儒家学者的比照，主要从孔子的历史影响着墨，因此显得得体。二者相互映衬，而各有韵味。另外，赞语第一层主要是描写，第二层主要是叙事，第三层主要是议论。但描写含情，叙事含情，议论亦含情。读之，觉字里行间，深情无限。
这首词基本用赋体，直接抒情，写的是要“留春”。上片首句慨叹人生短促而忧患良多，使人联想到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唯其如此，有志之士，更应互相勉励，互相鼓舞，及时地进德修业。这就是“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的意思。《 史记·刺客列传》：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这里无非表现作者与杨子掞是那么志同道合，声气相应。接下去是虚写，让意境更开阔、更深远。“胸中云梦”，其实就是胸中块垒，是一肚子牢骚、抑塞之气，这是一层意思。但又说“云梦”也不过象“蒂芥”，显得怀抱宽广，心情旷达，把一些不如意的事，看成小事一桩，这又是一层意思。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写到： 子虚夸楚有 “云梦”，方九百里，有山有水……但乌有先生却夸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词中用这个典，是既承认自己胸中有“云梦”这样大的忧愤，又表示可以把它们看成“细故” (贾谊《鹏鸟赋》： “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 )，视如等闲。这当然有矛盾。因此前结两句就提到哲理高度来认识： “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这是用《庄子》上的话：“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化为诗的语言就是说： 楚越虽为两国，存在矛盾，但就“同”的角度看，也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肝胆同属一体，关系密切，但就“异”的角度看，也有矛盾和斗争( “风波”即不平，指矛盾、分歧)。这是一种哲理，一种思想方法，但实际上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话。“肝胆有风波”不正暗指世上的风波险，行路难吗?
下片正面强调“成事在天” 而“谋事在人”，含有不汲汲于求取功名，而应当及时地充实自己之意。“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是一种比较超脱的态度，也是另一种生活道路。作者似乎有意于此，但随即以“又恐”两字捩转。在“出世”还是“入世”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取后者，因此说恐怕“青春背我堂堂去”(唐薛能句。“堂堂”即公然地)，一事无成人渐老啊! 后结二句：“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点出本篇主旨。说秉烛夜游，就是要及时努力(曹丕《与吴质书》：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唯有这样才能留驻春天，不让美好的春光很快地过去。本篇虽用赋体，讲哲理，但不离形象思维，兼用象征比喻，因此毫无枯燥沉闷之感，相反颇觉真气洋溢，沁人心脾。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 的创始人。他推尊词体，与风骚诗赋同列;强调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他以治经方法说词，“义有幽隐，并为指发”，“缒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而他的《茗柯词》正是他词学理论的认真实践。《茗柯词》虽仅四十六首，但质量都较高，其基本主题是“感士不遇”，那种对于“春”天的憧憬、希冀和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痛苦、怅恨和怨诽之情。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广大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感情。而在艺术表现上则正如陈廷焯所说 “既沉郁，又疏快”。在《白雨斋词话》中特别强调“沉郁”，指出“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卷一)我们把这一段话去对照、鉴赏张惠言的词，包括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五首，是会有所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