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篇云：“吴山高、越山青，握手无言伤别情。将欲辞君挂帆去，离魂不散情郊村。”结尾云：“挹君去、长相思，云游雨散从此辞。欲知怅别心易苦，向暮春风杨柳丝。”可谓感人至深，然则别人之义却不见于题目。郭沫若先生曾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
全诗可分为三段，下面就逐段进行分析。
诗的开头五句，是写李白与元丹丘在茅山告别的情形。“吴山高，越水清。”这是点出告别的地理环境，在吴山越水之际。此地应指的是茅山（在今江苏句容县），而不是横望山（在今安徽当涂县东六十里）。因茅山在东汉以来，就是道教的圣地和中心，而且在吴山越水之间。南朝道士陶弘景所隐居之地，据《南史》本传中说是在“句容之句曲山”，即茅山。《弘志句容县志》中记载，陶弘景的隐居之所和炼丹之处也都在茅山。元丹丘在天宝末到江东访道，当在茅山而不是横望山。此五句说，在吴山越水之间的茅山，李白紧紧握着老友元丹丘的手，在默默无言地告别，马上就要乘船离去了，但是他的心还萦绕在老友的身边不忍离去，河岸边但见情绕郊树，情景凄迷，一派黯然伤别的气氛。
这对交情深厚的老朋友，在无言泣别之际，几十年交往的情景，都油然涌向心头。以下十四句是他们对往事的回忆。
首先是李白和元丹丘在长安交游的回忆。元宝元年（公元742），元丹丘入长安为西京大昭成观威仪，他曾通过玉真公主（唐玄宗的御妹）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玄宗一开始像对国士一样对待李白。李白初到皇宫被召见时，玄宗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遂直翰林，专掌密命。”（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李白对元丹丘这一推荐之恩，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所以在这首赠给元丹丘的诗中，首先就提到这件事。当时二人同在长安。春天，他们一同在长安酒市中饮酒；年节时，他们又一丽封王公显贵家里去赴宴。接着又回忆他们一同求仙学道的事。李白非常羡慕元丹丘道书满架，素书满案。在洁白绢素上写满了朱色的字迹的道经和符箓，在李白看来竟如霞光一样的灿烂。“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这段文字是李白当时热衷道教神仙的忠实写照。“穷冥筌”就是探索成仙得道的奥妙和绝窍。“脱屣’是说抛弃尘俗的牵挂，就像脱去鞋子一样，不值得留恋。“壶中”句是引用了一则道教神仙故事。有一个叫施存的人学道，邂见一个叫张申的老人。此老人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能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可宿壶内。此人自号为“壶天”，别人称他为“壶公”（见《灵台冶中录》，《后汉书·费长房传》亦载此事，文字有所不同）。这里“壶中”指的是不同于人世间的神仙世界，所以说是“别有日月天”。李白为什么这样热衷于神仙道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人间“行路难”，“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在政治上遭到惨重的失败才不得不遁入道流。另一方面是道教的神仙世界，确实有吸引人的地方。对于在现实中遭受挫折，受到压抑的人们，道教的神仙世界无疑是他们展现精神自由的理想天国。在这里他们受伤的心灵可以得到慰藉，疲惫的身心可以暂时得到休息和恢复。
从“俯仰人间”以下四句，写的是李白与元丹丘从嵩山分别以来到今日茅山相逢的经历。“易凋朽”句，是感叹人生时光易失，二人相别之久；“锺峰五云”句是即目抒情，同时以青山的不朽感慨人生的易朽。“锺峰”是指金陵的锺山，茅山离金陵不远，晴日镳山在茅山可见。“五云”是指茅山的五云峰，二峰在元丹丘茅山的隐居处的窗口上即目可见。“玉女窗”是嵩山峰顶上的一处名胜风景，此处代指嵩山。“洪崖”是道教中的仙人，此指元丹丘。开元中，李白曾从元丹丘在嵩山求仙学道，他们曾一同游过嵩山上的玉女窗等风景名胜。后来二人就分别了。如今他们又在道教名山茅山上会面怎能不令人把手高兴呢？以上是本诗的第一段，写李白与元丹丘在茅山告别的情景，并回忆了几十年的友好交往，二人在长安的交游，一同求仙学道具的经历，昔日从嵩山分手，今日在茅山重逢等种种情景。
从“隐居寺”至“遥相待”十一句，是本诗的第二段。描写回忆李白与老朋友见面、重游茅山的情景和感慨。
“隐居寺，隐居山。陶公炼液栖其间。”陶公是指道教茅山宗的开山人陶弘景。他曾在茅山长期隐居炼丹。隐居寺，隐居山自然都是在茅山。此句中的陶公，当也有暗喻元丹丘的意思，说他在茅山修道炼丹。“灵神闭气昔登攀，恬然但觉心绪闲。”此二句是说李白年轻时曾攀登过茅山，那时是步履轻健，如走平地，觉得非常轻松。言外之意是说自己的腰脚如今已大不如昔了。“数人不知几甲子，昨来犹带冰霜颜。”此二句是指此次重见面的茅山几个老朋友，他们如今也都是满头霜雪，鬓发皆白了。“几甲子”，即几百岁之意，一甲子是六十年。说不知道他们有“几甲子”，是故意神而奇之。犹如说他们是“老神仙”，不知道他们有多大岁数。“我离虽则岁物改，如今了然识所在。”此二句说，我离开这里的年岁已久，虽然时过景迁，许多地方和景物都改变了模样，但是，对以前的旧游处，我还是能清楚地辨认出来。郭沫若将“如今了然识所在”一句，解释成“表明李白是觉悟了，要和一切迷信幻想脱离了。”（《李白与杜甫》第91页）这显然是望文生义，是不符合此诗原意的。“别君莫遭不尽欢，悬知乐客遥相待。”意即这次重游虽然时间仓促，旋即告别，君莫要因没有尽欢而感到歉意，在我未来之前你就早做好了迎接我的准备，你的好客之情我是早就予料到的。
从“石门流水”以下的十二句，是本诗的第三段。写李白辞别元丹丘将要回到石门旧居的情况和感想。紧扣了此诗的题目，《下途归石门旧居》。石门竟在何处？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清人王琦说此诗中的石门在横望山。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冲国叫石门和石门山的地方甚多，有十几处，在李白的诗中就有丘家中去，也不会将朋友的家说成是自己的旧居。鲁郡石门，薄李白东鲁的家很近，极有可能有旧居在那里，但与此诗中所写的石门不合。诗中写道：“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处得鸡豕，就中仍见繁桑麻。”诗中的石门，显然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翻版“不知”二句，显然是《桃花源记》中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改写。李白所说的“秦人家”当是指桃花源一类的避世之所，决非是他，鲁郡故居附近的石门山。而应是李白所一直艳羡的南朝山水诗人所最喜游览的永嘉石门。“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喷壁洒素雪，空潆：生昼寒。”（《送王屋山人魏万至王屋》）这个永嘉石门的所在地，就是道书中所谓的“元鹤洞天”、“乃三十六洞天第三十”（《浙江通志·处州·青田县》）的道教胜地，又是谢灵运笔下的名胜之地，当然也是李白所向往的世外桃源了。所以诗中说；“翛然远与世事间，装鸾驾鹤又复远。”就是说他要逃遁世事，远离人间，乘鸾驾鹤，远远地飞向神仙世界。所以说，诗中的石‘门，不可能是他东鲁故家附近的鲁郡石门，而只能是桃源仙境、门，不可能是他东鲁故家附近的鲁郡石门，而只能是桃源仙境、神仙洞天的永嘉石门。
这样，诗题中的“下途”二字也好解释了，就是离开茅山李一自所要去的下一站，就是永嘉“石门旧居”，因李白多次在浙东漫游，永嘉石门也有他的旧居，是极可能的。“何必”二句，显示李白藐视权贵、轻视富贵的思想，表现了李白受道家影响所形成的旷达超脱、不受外物所役的自由人格。可以说这是道教影响，所给予李白的积极面。
“揖君去，长相思。云游雨散从此辞。”，“云游”一句，郭沫若解释说“这不仅是对于吴筠的诀别，而是对于神仙迷信的诀别。……更可以是说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的诀别。”（《李白与杜甫》第98页）这样解释虽可以拔高李白的思想境界，但可惜大违诗人的原意。李白的意思不过是与老朋友元丹丘揖别而去，从此他们就像云飞雨散一样，天各一方，彼此只有两地长相思了。仅此而已，并没有与道教神仙、与市侩社会诀别的微言大义。因为在魏晋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道、释三教的思想就像是思想血液中必不可少的成分，流动在每个中国文人的血脉里，只不过各种思想成分的比例在各个人身上不同罢了。或者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各种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发生了此涨彼落或彼涨此落的变化，但决无完全向某一思想诀别之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李白此诗最后二句所说。“欲知怅别心易苦，向暮春风杨柳丝。”这本来是说他相思别离之情思，绵绵不绝，如同春天的柳丝一样坚韧，不易折断。我们也可以借此解释，说他对道教的感情，就如绵软的柳丝一样的细长坚韧，是很不容易折断的。尽管在他的晚年对道教的神仙迷信确实有所觉悟，但他对道教仍还是一往而情深。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全文以作者青年时代朝夕所居的书斋项脊轩为经，以归家几代人的人事变迁为纬，真切再现了祖母、母亲、妻子的音容笑貌，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三位已故亲人的深沉怀念。作者借一轩以记三代之遗迹，睹物怀人，悼亡念存，叙事娓娓而谈，用笔清淡简洁，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全文语言自然本色，不事雕饰，不用奇字险句，力求朴而有致，淡而有味，营造出一种清疏淡雅的感觉。
文章所记的一切，都紧扣项脊轩来写，而以“悲”“喜”作为贯串全文的意脉。第一段写项脊轩经过修葺和美化环境之后的幽雅可爱和自己在轩中“偃仰啸歌”、自得其乐的情景，是从“喜”字立意，也反衬下文所叙项脊轩环境遭到破坏之可悲，引出对往事的无限追怀。第二段分两层：第一层叙父辈分家，完整的庭院被分隔得杂乱不堪，项脊轩不再是一个读书的幽雅所在。第二层以抚育两代人的老妪作为联结，围绕项脊轩回忆母亲与祖母遗事，抒发自己怀念亲人的凄侧之情。这段从“悲”字立意。第三段写“轩凡四遭火”的变故，虽“得不焚”，亦足见项脊轩命运之乖蹇。这是“悲”的内容的进一步补充。补记的一段，写项脊轩后来又发生的变化，重点追叙与亡妻共同生活的情趣，抒发沉痛的悼亡之情，进一步增添了悲凉的气氛。由于文章自始至终贯串着悲、喜的感情变化，又有项脊轩作为全文的轴心，所以一些看似散漫无章的生活琐事就结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散而神不散。
作者善于抓住具有特征的语言、行动和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情态各别。对母亲，写她听到女儿呱呱而泣时以指叩扉的动作和“儿寒乎?欲食乎?”的问话，突现了慈母对儿女衣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对祖母，写她的“吾儿，久不见若影„„”的爱怜的言辞和离去时的喃喃自语和“以手阖扉”的动作等，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老祖母对孙儿的疼爱和期待。对妻子，写她的“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简洁地表现了少年夫妇相依相爱的情状；写她归宁回来时转述小妹们的充满稚气的问话，不但传神地表现了小妹们的娇憨之态，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夫妻依依情话的场面。总之，作者对于各个人物，都能分别抓住他们的特征，用寥寥几笔描绘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真挚的感情，富于生活情趣，并从中表达出自己对亲人一往情深的怀念。
结构分析
《项脊轩志》原文可分为两大部分，自“余既为此志”以前为《项脊轩志》。若干年后，又加了一段后记，就是“余既为此志”起的一些话。所以全篇可分为四段。
从“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到“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为第一段，是文中着意描写轩室环境的部分，记项脊轩修葺前后的情况。这段先记项脊轩的“前身”，旧时南阁子破旧的情景。一是很小：“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二是很旧：“百年老屋，尘泥渗可”，三是漏雨：“雨泽下注”，四是昏暗：“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总之，项脊轩是一间不折不扣的陋室。经作者添窗检漏，一番修葺之后，使得不漏不暗；又由于花木之置，小小轩室，居然成为胜境，成为幽雅的书斋。“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这一小段在全文最具文采，于景可爱，于情则可喜。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一句承上段，同时又是一个转折，进入第二段。从写环境转入写人事的变迁，由可喜转入可悲，又分数层。先一层写庭院的几经变故，即诸叔伯分居前后，庭院由通到隔的经过，“东犬西吠”、“鸡栖于厅”等句写分居后的凌乱。客观地叙说家庭琐事中，寓有人世沧桑之慨。此可悲一也。进而通过家有老妪说亡母旧事，写家庭人事变故。作者生母去世时，他年龄尚小，所以母亲的形象在他是记不分明的（参《先妣事略》）。而那位老妪既是祖母的婢女，又做过两代人的奶妈，通过老妪来追忆旧事，是自然入妙之笔。她所说的，不过是先前母亲曾在何处站过，曾有过一些什么对话。然而就是这些平淡处，最为关情。“儿寒乎？欲食乎？”短短的两句，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闻儿啼而动了怜爱的年轻母亲的形象。这种追忆，无疑会引起过早地失去母爱的作者的伤心。此可悲二也。再有便是作者自己对祖母的追忆。那段往事似乎也很平常，却同样洋溢着淳厚的人情味。“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竞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的垂问，和“吾家渎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自语，以及持象牙朝笏的一段勉励，生动地表现了老祖母对孙子的疼爱与厚望。以上回忆，看来不过是家庭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一枝一叶总关情”，所以作者“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以下又带过一笔叙轩中幽静与轩屡遭火而幸存．均关题意。其中轩中关门读书，闻足音而辨人一节，不但善写日常细微感觉，而且还写出了一个耐得寂寞的读书人形象，为下段议论伏笔。
第三段即项脊生（作者自称）的一番议论。作者以守丹穴的巴寡妇清和高卧隆中的诸葛亮，与处败屋寒窗之下的自身相比附，既自慨局促，又有自矜抱负之意。故语末虽以“坎井之蛙”自嘲，含有对凡夫俗子的反讽与孤芳自赏的意味。
最后是若干年后的补记。续写项脊轩在妻死前后的变化，寓有新近的悼亡之情。文中记妻生前琐事，亦平淡中见隽永，与前文格调毫无二致。“不常居”三字似可收束全文，然文末又摇曳生姿。写到亡妻手植的一树枇杷“亭亭如盖”，寓睹物怀人、悼亡念存之思。较之“墓木已拱”之类成语。尤觉馀味无穷，饶有新意。
艺术技巧
《项脊轩志》表现出很强的艺术功力和写作技巧，分别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细节“撩”情
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选取那些感受最深的细节和场面，表现人物的风貌，寄托内心的感情。如写修葺后的南阁子，图书满架，小鸟时来，明月半墙，桂影斑驳，把作者的偃仰啸歌、怡然自得的情绪充分表现了出来。环境固然清幽、谧静，充满诗意，然而作者更为怀念的是自己的亲人。作者写祖母、写母亲、写妻子，只是通过一两件和她们有关联的事来叙述。笔墨不多，事情不大，只留下人物的一些身影，但人物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如写母亲听到大姐“呱呱而泣”时，用手指轻轻叩打南阁子的门扉说：“儿寒乎？欲食乎？”极普通的动作描写，极平常的生活话语，生动地描写了母亲对孩子的慈爱之情，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倍感真切。“语未毕，余泣，妪亦泣”，悲戚的感情是很自然的生发的。再如写祖母的一段文字，简洁细腻，绘声传神，“大类女郎”，“儿之成，则可待乎”一两句话；“比去，以手阖门”，“顷之，持一象笏至”一两个动作，把老年人对孙子的牵挂、赞许、鞭策的复杂感情，描绘的惟妙惟肖。写亡妻，只说：“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寥寥数笔，绘出了夫妻之间的一片深情。末尾，作者把极深的悲痛寄寓一棵枇杷树。“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枇杷树本来是无思想感情的静物，但把它的种植时间与妻子逝世之年联系起来，移情于物；在“亭亭如盖”四个字的前面加上“今已”这个时间词，表明时光在推移，静物也显示着动态。树长人亡，物是人非，光阴易逝，情意难忘。由于想念人而触及与人有一定关系的物，便更添了对人的思念；再由对物的联想，又引发对往事的伤怀。于是托物寄情，物我交融，进一步把思念之情深化了。只说树在生长，不说人在思念，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则是：不言情而情无限，言有尽而意无穷。
二、质朴“增”情
文章动情的另一个原因是语言质朴，不加藻饰。作者不大张声势，不故作惊人之笔，甚至也不采用色彩强烈的词藻来作恣意的渲染，而只是运用明净、流畅的语言，平平常常地叙事，老老实实地回忆。但通俗自然之中蕴含着丰富的表现力，浅显明白的文字却能使景物如画，人物毕肖。如写老妪叙述母亲之事，寥寥数语，老妪的神情、母亲的慈爱无不尽现纸上。祖母爱怜的言辞、离去时的喃喃自语、以手阖扉以及持象笏的动作等，也都是通过通俗平淡的语言变现出来的，但平淡的文字，道出了人间的亲情。此外，妻婚后来轩的往事，从娘家回来后转述的诸小妹语，亭亭如盖的枇杷树等细节，无一不是平时如话中露真情。
三、叠字“助”情
文章的叠词也是增加形象性和音乐美，如用“寂寂”来烘托环境之清静，用“往往”来渲染门墙之杂乱，用“呱呱”来描摹小儿的哭声，用“默默”来状写作者攻读之刻苦。又如写月下之树随风摇曳，用“姗姗”；写枇杷树高高耸立，用“亭亭”。用叠词，摹声更为真切，状物更为细致，写景更为生动。而且读起来，音节和谐，更富美感。
此诗的前两联介绍友人赴边的道路情况。第一联“绝域阳关道，胡烟与塞尘”，指出路途遥远，环境恶劣。这两句是写这条西去路的前方是边塞，接近胡人居住的地区，那里，烽烟弥漫，沙土飞扬，一望无垠，满目凄凉。
第二联以空中与地上景象相互映衬，进一步表现路途的寂寞荒凉。正值三春季节，南国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之时，无奈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路上唯见偶尔飞过的归雁；平视前方，漫漫长路上极少有行人往来。
第三联似承实转，虽然仍是写景，但色调感情陡转：“苜蓿春天马，蒲桃逐汉臣。”当年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取名马，马嗜苜蓿，苜蓿与葡萄种也就春汉使传入中国。这一联历史与现实结合，以想象代实景，描绘了一幅丝绸路上的特异风光。其中蕴含颂杨汉使，沟通两地文化的历史功绩之意，以此勉励友人远赴安西建功立业。
最后一联正是承着这一诗意转出：“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这里以“不敢觅和亲”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唐王朝的臣服。这两句看似泛指，实际上是针对“刘司直赴安西”而言的，希望刘司直出塞干出一番事业，弘扬国威，同时也寄寓了诗人本人效命疆场、安边定国的豪迈感情。
这首诗将史事融入送行时对路途险远的渲染中，全诗从写景到说史，又从说史到抒情，曲曲折折，而于字句之间流淌不绝的，则是诗人对于友人始终如一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