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晓至湖上》载于《清诗选》，是清代浙西词派的代表人物厉鹗的作品。
这首诗情感丰富。此诗用清凉的晨雾，清淡的远山，清澈的湖水，清灵的野凫，构成一幅清新宜人的晓湖之景。表现了诗人平静闲适的心态，愿象野凫一样回归自然的情怀。从“人意静”、“寒雾生”等语可以看出作者喜爱幽静；“临水”、“稍见初日开”等词句则表达了作者亲近自然之意；而从“安得学野凫”、“逐清景”又可看出作者向往自由以及对自由暂不可得的惆怅之情。
“折苇动有寒，遥山淡无影”是写景名句。从表达技巧的角度看，此联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以有寒与无影对比，近写听觉，远写视觉，突出层次的远近和景致的深阔；同时采用了对偶的手法，以折苇对遥山，近景与远景相结合，以动有寒对淡无影，听觉与视觉相结合。节奏优美，形象丰满，层次分明，构建了开阔、淡雅、幽静、清新的意境。
此诗首联点明严谟赴任之地是位于“湘南”的桂林，颔联以高度的概括力，极写桂林山水之美，颈联写桂林迷人的风俗人情，尾联说到桂州赴任远胜过求仙学道或升官发财，流露出作者的艳羡之意，表达了作者的祝愿与不舍。这首诗将深挚的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中，清丽工稳，质朴淡远，既是写景名篇，又是送别佳作。
桂林之奇，首先奇在地貌。由于石灰岩层受到水的溶蚀切割，造成无数的石峰，千姿百态，奇特壮观。漓江之水，则清澈澄明，蜿蜒曲折。“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极为概括地写出了桂林山水的特点，是千古脍炙人口之佳句。但近人已有不以为然者，如郭沫若《游阳朔舟中偶成》云：“罗带玉簪笑退之，青山绿水复何奇？何如子厚訾州记，拔地峰林立四垂。”日本吉川幸次郎《泛舟漓江》云：“碧玉青罗恐未宜，鸡牛龙凤各争奇”等。其实，桂林之山虽各呈异态，但拔地独立却是其共同特点，用范成大的话来说：“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简瑶簪，森列无际，其怪且多如此，诚为天下第一。”（《桂海虞衡志》）而漓江之碧澄蜿蜒，流速缓慢，亦恰如仙子飘飘的罗带。所以这两句是抓住了山水形状之特征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实只是秀丽甲于天下，其雄深则不如川陕之华山、峨嵋。桂林山水是比较女性化的。韩愈用“青罗带”、“碧玉篸”这些女性的服饰或首饰作比喻，可以说妙极。
“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二句则写桂林特殊的物产。唐代以来，翠鸟羽毛是极珍贵的饰品。则其产地也就更有吸引力了。加之能日啖“黄甘”，更叫宦游者“不辞长作岭南人”了，这二句分别以“户”、“家”起，是同义复词拆用，意即户户家家。对于当地人来说是极普通的物产，对于来自京华的人却是感到新异的。
以上两联着意写出桂林主要的秀美奇异之处，酝酿够了神往之情。尾联归结到送行之意，严大夫此去桂林虽不乘飞鸾，亦“远胜登仙”。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可贵的是写出了逸致，令人神远。
韩诗一般以雄奇见长，但有两种不同作风。一种以奇崛见称，一种则文从字顺。这首诗属于后一类。写景只从大处落笔，不事雕饰；行文起承转合分明，悉如文句。
这是一首以乐府体写的寓言诗，表面上是写猛虎危害村民的情景，实际是写社会上某些恶势力的猖獗，启示人们认识现实。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
诗的开头，点出猛虎所居，及其大胆妄为之状：“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猛虎本出入深邃幽暗的山林，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绕村寻衅，比喻恶势力依仗权势，肆意横行。两句发端立意，统领全篇。
接着，步步深入地刻画老虎的凶恶残暴、肆无忌惮之举。“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傍晚之际，猛虎孤身在大路上捕食生灵。这富有启迪性的诗句，可以令读者联想到羽林军的“楼下劫客楼上醉”，宦官们名买实夺的“宫市”，藩镇们的“政由己出”，屠城杀人，以及贪官们的税外“赋敛”羡余，这些都是趁朝廷黯弱之际的“当道”捕食。慑于猛虎的淫威，山中的麋鹿不敢有半点动静，喻指当时社会上一片恐怖，善良的劳动人民只好战战兢兢、忍气吞声地生活。
“年年养子在深谷，雌雄上下不相逐”，也是一种人世社会的借喻。它深刻揭示当时社会的恶势力有着非常深广的社会联系，皇亲国戚，豪门大族，利用封建宗族和裙带关系，结成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统治集团，官官相护，上下勾结，各霸一方，危害百姓。
猛虎施虐为害，受害最深的要算靠近虎穴的山村了：“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家取黄犊。”黄牛是农家的重要生产资料，“取犊”而去，民必不堪。这两句表面是说老虎把爪牙伸向了附近的山庄，把农家的小黄牛咬死、吃掉，实则是写人中之“虎”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残酷手段虐害人民、弄得民不聊生的情形。
五陵年少不敢射，空来林下看行迹。”这两句字面是说，这些猛虎作恶多端，就连那些号称善于骑射、以豪侠自命的人也不敢惹，只是来到林下看看它们的行迹。实际上是讽刺朝廷姑息养奸，为掩人耳目，虚张声势，故作姿态。“空来看行迹”，含有辛辣的嘲讽。
诗人胸中怨悱，不能直言，便以低回要眇之言出之，国事之忧思，隐然蕴于其内。全诗处处写猛虎，句句喻人事；写“虎”能符合虎之特征，寓事能见事之所指，寄思遥深，不言胸中正意，自见无穷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