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岑参集中,凡怀念朋友的诗篇,每每在题目中明言其人,如《宿华阴东郭客舍忆阎防》 《潼关使院怀王七季友》 《青山峡口泊舟怀狄侍御》等皆是。其实这也是古人写诗的通例,不独岑参如此。而此诗却题作《春梦》 ,很是暧昧。根据诗题,根据诗中“洞房”“春风”“枕上”“春梦”等措辞以及全篇的风格来玩味,它的抒情主人公又似应为女性,是一首传统的闺思诗。
此诗写法独特。洞房忽起春风,极反常。然梦中春风,则合理。梦中千里寻人,可见思念之深切。所谓夜有所梦常因日有所思。因为是梦,所以能片时行尽千里。此所谓“反常合道”之巧思。
诗的前两句写梦前之思。在深邃的洞房中,昨夜吹进了春风,可见春天已经悄悄地来到。春回大地,风入洞房,该是春色已满人间了吧,可是深居内室的人,感到有些意外,仿佛春天是一下子出现了似的。季节的更换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尤其当寒冷萧索的冬天转到晴和美丽的春天的时候。面对这美好的季节,想到在湘江之滨的美人,相距既远,相会自难,所以更加思念了。
诗的后两句写思后之梦。由于白天的怀想,所以夜眠洞房,因忆成梦。在枕上虽只片刻功夫,而在梦中却已走完去到江南的数千里路程了。用“片时”,正是为了和“数千里”互相对衬。这两句既写出了梦中的迷离惝恍,也暗示出平日的密意深情。换句话说,是用时间的速度和空间的广度,来显示感情的强度和深度。宋晏几道《蝶恋花》云:“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即从此诗化出。在醒时多年无法做到的事,在梦中片时就实现了,虽嫌迷离,终觉美好。很多人都有这种生活经验,诗人在这里对这种经验给予了动人的再现。
这封信,是作者被贬江州过着“笼鸟槛猿”的生活时写的,因而流露的情绪比较消沉。不但一再发出“天实为之,谓之奈何”“人间相会是何年”的哀号;即使是报告平安,陈述“三泰”,也不过是一家人“得同寒暖饥饱”,“身衣口食,且免求人”,庐山草堂“可以终老”而已!丝毫没有早年那种“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的“兼济天下”的精神!
信的第一段就是作者对人各处一方而长久不得相见的喟叹。共三个句段。第一句段用反问来表示感慨:人生能有多长,能如此久别远隔?指出互不见面已经三年,不得书信亦已两年。第二句段是叙述自己和微之天各一方,身置南北;既不能相会,又不得相忘,各有拘牵,渐入老境。第三句段是感叹语气,老天爷如此安排,叫我怎么办?发出了呼喊苍天的感叹。信的开头和段尾,都有“微之微之”重叠呼喊受信人的名字,既亲切又能动情,表现出发信人和受信人不同寻常的关系。
信的第二段是概述元微之来信内容及作者读后动容之情。带信人是熊孺登,时间是初到浔阳时,即元和十年,当时微之正在通州司马任上,获悉乐天贬谪江州的消息时正患疟疾,缠绵于病榻,惊痛之余写下了这封感情色彩浓重的书信。信的内容有三:①报告病状。②叙述病后心态。③论述二人平生交谊缘分,最后附七绝诗一首,诗题为《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信后附诗,不仅显示了两位诗人的身份,也使写信人的感情表达得更加充分。可谓凄切动人,情谊深厚。全诗意境有三:一日“夜境”。“残灯”、“此夕”、“暗风吹雨”诸意象,均说明作者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听到挚友贬谪消息的。二日“病境”。“垂死病中惊坐起”,说明元稹即在病重时,也为乐天遭贬吃惊不已,暗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三日“愁境”。残灯无焰,光线暗淡,风雨入窗,挚友左迁,兼感自身多病,都是助人凄凉。全诗真情涌动,悲剧气氛之浓,不仅使受信人感动,也足以打动读者之心。
信的第三段是信的主体部分,向友人报告在江州的三件值得宽慰的事,表现出知足常乐、随遏而安的旷达情怀。第一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来九江三年,身心俱安,家中老小,均在眼前,同寒暖,共温饱,亦可同享天伦之乐。第二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江州地理环境尚佳,传染病不多;鱼肥酒关,其他食物跟北方相似;司马薪俸虽不高,量入计出,衣食口粮,亦可自足。第三种值得宽慰的事是:去年(元和十一年)秋,在庐山东西两林间香炉峰下,建造了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周围环境极其幽关,天下称绝。白居易每次入庐山,必在此草堂盘桓十余天。白居易认为:不但平生所好,尽在其中,而且可以终老。作者即以此“三泰”相告,让好友微之放心释念。
最后一段,点明写信时间是在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夜至次日拂晓之前,地点是庐山草堂窗下,以及所见到的或坐或睡的山僧一两人,所听到的山猿谷鸟,哀鸣啾啾,深情诚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挚友微之的怀念。最后也以一首六言诗相赠作结,同时回应了微之从远方带来的赠诗。诗的前四句作今昔对比,寄寓了作者抑郁不平之气。因为两年前,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暗杀。白居易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因而触怒权贵,以“越职言事”被贬江州。从金銮殿到庐山庵,作者自然不平而鸣,愤懑不已。最后两句以“笼鸟槛猿”喻作者自己和元稹都不得自由(当时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坎坷之命运相同,但他们只要一息尚存,相见相亲的愿望就一日不止。“人间相见是何年”,以反诘语气,表达出诗人对挚友元稹的强烈思念。
这封信表达的感情十分真挚动人。在抒写别情、絮道家常时,语言淳朴自然,充满深情,使两人深挚的友谊跃然纸上。在描写草堂景物时,以写景如画之笔,细致入微地把草堂周围的景物真切地描摹出来了;而且情景交融,借助骈句,巧妙地传达出了自己的喜悦之情。还有,信中两首抒写彼此相念的赠诗,更使信增加了感人的力量。
此诗起首二句就幻化出一个仙女下山的浪漫飘渺的图像。神话传说中舜帝的两名妃子娥皇与女英正依傍了清风在飘飘降临。而九嶷山正是葬舜之处。这二行诗也自然让人想到《楚辞》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二行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二位仙子又从青山白云之间乘风而下了,她们为何而来?为情而来,为美丽的霞姑而来。
接着的二句写仙女的音容面貌,其中也植入了杨开慧烈士,诗人早年的妻子的美丽身影,天上人间神人合一,难以区分。斑竹上凝结了万千晶亮的泪珠,而红霞片片是仙女的衣裙,也象征及比喻为杨开慧的英灵。如唐代刘禹锡《潇湘神》一诗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一样,诗人毛泽东也在诗中借“斑竹一枝千滴泪”寄托他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永恒的相思啊!诗人对年轻时的爱侣刻骨铭心的相思,正形象地通过斑竹露珠般的泪花渐渐浸透出来。但英烈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绚丽的,她已幻化为万千红霞飘荡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从中固然可以看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它却也表现了毛泽东对家乡人民克服困难的殷般期待,以及毛泽东藐视困难欲战而胜之的坚强意志。古代湖南盛产木芙蓉,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一般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诗中“芙蓉国”的出典。但中有一首诗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我以为,娴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毛泽东不会不想到它。
因此,“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诗,既寄寓了他的怀乡念旧之情,也表达了他对于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的明天的展望。如前所述,这首诗是对古典诗歌中友情诗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因为古人写友情时视野毕竟有限,格局有的比较狭窄,常常限于个人的天地之间,如明代邢昉的“胸前千斛泪如澜,为不逢君未可弹。何日尽情拼一哭,两人相对却成欢”(《寄吴见未》),如明代顾起元的“与君相见倍相亲,忽漫分携更怆神。此夜高歌在燕市,不知肝胆向何人”(《送顾考敷南还》)等等,均是如此。而毛泽东的《答友人》与它们比较起来,不仅可见新旧之别,古今之异,而且可见毛泽东作品境界之高远。
毛泽东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巨细映衬、点面相形的典范之作。意笔与工笔,概括和精巧,粗犷与细腻,是艺术形象造型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擅长于思想辩证法的毛泽东,同样讲究艺术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包括这首七律,其艺术的总体风貌是继承宋代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风格而作创造性的发展,诗的境界雄浑壮阔,往往神驰寰宇而目空今古。但是,从诗艺而言,一味豪壮,常常就会空无依傍,大而无当,等而下之的就会堕入凌厉叫嚣之途;一味工细,则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天地狭窄,等而下之的就会流于晦涩苍白之境。只有大中取小、以小见大,才会大而不空,小而不仄,大小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毛泽东既常以其如椽的健笔,挥洒出大的境界(大景),也注意以较为精细的笔墨点染出小的境界(小景)。唯其如此大小结合、巨细映衬,才能创造出豪气干云而情味绵邈的艺术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