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组诗中的第三首，全诗写景简洁精练，寥寥数语就生动地勾画出自然景象；抒情委婉含蓄，蕴含了作者孤独怨愤的心境；咏物与言志融为一体，表面咏物，实际是表达人生哲理。
“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写旅舍中的葡萄树经过人们的照顾后正待逢时生长之状。春夏之交，葡萄树上新的枝叶开始生长，但仍未完全复苏，尚有一半的茎条是干枯的。有人为其搭起了高高的架子，又将垂下的枝条扶上去。
后二句“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要在葡萄架子上多加竹条，扩大修缮，将葡萄的枝蔓引好。诗人希望种葡萄之人能对这株葡萄多加培育，让它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首诗通过描绘葡萄生长之态，表达自己仕途困顿、渴望有人援引的心情。托物言志，咏物与言志融为一体，表面写葡萄，实际是表达自己谪后的希冀。
白胡桃，一种普通果物，而在“诗仙”李白笔下，竟是那样冰清玉洁，那样的灵秀剔透。这首咏物小诗的开首两句就很不一般：“红罗袖中分明见，白玉盘中看却无”这里，诗人从五颜六色中挑出红、白两色作底色，来衬托白胡桃的洁白无瑕你看，将它藏在红罗袖中．红白分明，欲掩却露；将它放在白玉盘上，桃盘一色，欲显却隐。这里用一个“见”字，一个“无”字，两相对比，不仅描绘出了胡桃的色泽，更赋予它活泼与顽皮。这个白色的果物像个小精灵，它以红罗为伴时，突显着自己；而当它滚动到白玉盘中时，却又好像消逝了。以上两句，本来就生动得叫人感到白胡桃在和人捉迷藏，可紧接着的两句，诗人又把一幅写意诗画升华到最高境界：“疑是老僧休念诵，腕前推下水精珠。”这里以珠宝比喻胡桃，极言了胡桃的晶莹，同时，诗人发挥了自己的奇特想像，给小小的白胡桃罩上了一层虚幻迷离的色彩：难怪它白得那样纯正，那样透灵，却原来它久缀于老僧的腕上，长听经文念诵，长受佛家香火，哪里还会不白？哪里还会不清?在这种氛围中，让人不得不下功夫去分辨：此物究竟是普通的胡桃，还是珠宝？这种“似是而非”，实在是不可胜收的朦胧美！诗中“疑”字本身说明它不是真的，让读者有更好的想象空间，承上启下，为下文做了铺垫，此诗语言平实，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
白胡桃本是一种俗物，可一经大诗人李白的神笔点化，它却变得如珠似玉、高贵华美了!诗人那瑰丽奇特的“诗心”和那“点石成金”的生花妙笔，那状物却不滞于物、绘形而不囿于形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首小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总之，这首诗虽无深意，但设想奇特，行文通俗且美妙，把白胡桃的形象描绘得生动而有趣。
第一首诗写山僧对弈，也是自己心态的一种反映。深山里的和尚本来就是与世无争，他们又在竹阴下下棋，那种不染一丝尘埃般的清净，令作者神往。“山僧对棋坐”，起码有两个和尚；“时闻下子声”，有人在旁边听，那么至少是三个人了。这首诗人物全都隐藏不露，所以虽有三人活动，也觉得清幽无比。尤其最后的那句“时闻下子声”更如天籁音乐，烘托了真正的宁静。
第二首诗写一个小孩儿偷采白莲的情景。从诗的小主人公撑船进入画面，到他离去只留下被划开的一片浮萍，有景有色，有行动描写，有心理刻画，细致逼真，富有情趣；而这个小主人公的天真幼稚、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也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
诗人在诗中叙述一个小娃娃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准确地捕捉了小娃娃瞬间的心情，勾画出一幅采莲图。莲花盛开的夏日里，天真活泼的儿童，撑着一条小船，偷偷地去池中采摘白莲花玩。兴高采烈地采到莲花，早已忘记自己是瞒着大人悄悄地去的，不懂得或是没想到去隐蔽自己的踪迹，得意忘形地大摇大摆划着小船回来，小船把水面上的浮萍轻轻荡开，留下了一道清晰明显的水路痕迹。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诗中的小娃娃描写得非常可爱、可亲，整首诗如同大白话，富有韵味。
白居易是一位擅长写叙事诗的大诗人。他的长篇叙事诗，将所叙事物写得曲折详尽、娓娓动听，饱含着诗人自己的情感。同样的，他的诗中小品，更通俗平易。《池上二绝》就是这样一组描写一种平凡生活的小诗。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两个小景写得可爱、可亲、可信。
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