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清丽质朴的语言，描写作者春日载舟颍州西湖上的所见所感。词的上片描摹明媚秀丽的春景和众多游人的欢娱，下片写作者画舫中宴饮的情况，着重抒情。整首词意境疏放清旷，婉曲蕴藉，意言外，别有意趣。
“堤上游人逐画船”，写所见之人：堤上踏青赏春的人随着画船行走。一个“逐”字，生动地道出了游人如织、熙熙攘攘、喧嚣热闹的情形。“拍堤春水四垂天”，写所见之景：溶溶春水，碧波浩瀚，不断地拍打着堤岸；上空天幕四垂，远远望去，水天相接，广阔无垠。第三句“绿杨楼外出秋千”，写出了美景中人的活动。这句中的“出”字用得极妙。晁无咎说：“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王国维则说：“余谓此本于正中（冯延巳字）《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人间词话》卷上（“出”字突出了秋千和打秋千的人，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人们好像隐约听到了绿杨成荫的临水人家传出的笑语喧闹之声，仿佛看到了秋千上娇美的身影，这样就幽美的景色中，平添出一种盎然的生意。
“白发戴花君莫笑”，“白发”，词人自指。这样的老人头插鲜花，自己不感到可笑，也不怕别人见怪，俨然画出了他狂放不羁、乐而忘形的狂态。下句“六幺催拍盏频传”和上句对仗，但对得灵活，使人不觉。“六幺”即“绿腰”，曲调名。“拍”，歌的节拍。此句形象地写出画船上急管繁弦、乐声四起、频频举杯、觥筹交错的场面。歇拍“人生何处似尊前”，虽是议论，但它是作者感情的升华，写得凄怆沉郁，耐人品味。
堤上，游人如织，笑语喧阗；湖上，画船轻漾，春水连天。好一幅踏青赏春的图画！ 然而，这图画的点晴之处，却不在堤上、湖上、而在湖岸边、院墙内、高楼下。那绿杨丛中荡起的秋千架儿、那随着秋千飞舞而生的盈盈笑声，才是青春少女的欢畅、才是春天气息荡漾的所在；唯因它曾经深锢墙内，故如今鼓荡而出，便分外使人感染至深。船中的太守，此时也顾不得有谁在窃笑了，他情不自禁在皤然白发上插入一朵鲜花、添上一段春色。让丝竹繁奏、将酒杯频传，他要与民同乐，同庆春的莅临。忘却贬官颍州的烦恼吧，他愿在春醪中沉醉，一如他的雅号：“醉翁”。
此词写出欧阳修与民同乐，同庆春天莅临的情怀。在词中他忘却了贬官颍州的烦恼，他愿在春醪中沉醉，一如他的雅号“醉翁”。
宋玉的《风赋》云：“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下而加焉。”此篇所咏的“凉风”，正具有这种平等普济的美德。炎热未消的初秋，一阵清风袭来，给人以快意和凉爽。那“肃肃”的凉风吹来了，顿时吹散浊热，使林壑清爽起来。它很快吹遍林壑，驱散涧上的烟云，使诗人寻到涧底的人家，卷走山上的雾霭，现出山间的房屋，诗人情不自禁地赞美它“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这风确乎是“有情”的。
“肃肃凉景生”，首句平直轻快，习习凉风飘然乍起。“加我林壑清”，是紧承上句，概写风不管深沟还是浅壑，不分高低贵贱，北风都遍施恩惠。“我”字的运用，加强了主观情感，表现了诗人胸襟的开阔。“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描写风为平民百姓送爽的具体情态。风，驱散了烟云，卷走了雾霭，穿行于涧户山舍将清爽带给人们。第五、六两句是赞扬风的品格。“去来固无迹”，指它行踪不定，似乎施惠于人们没有所图，不求回报。“动息如有情”，借用《抱朴子·畅玄篇》“动息知止，无往不足”之意，形容风慷慨惠施，不遗余力，来去仿佛一个有情有义之人。这两句诗，夹叙夹议，巧妙地承前启后，自然地引出结联：“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白天，风为劳作的人们送来清凉，宁静的傍晚，又为歇息的人们吹奏起悦耳的松涛声。欣赏松涛的大多是士子或隐者，当然也包括了诗人自己。这里与“加我林壑清”中的“我”一样加深了主观意趣。
诗人以风喻人，托物言志，着意赞美风的高尚品格和勤奋精神。风不舍昼夜，努力做到对人有益。以风况人，有为之士正当如此。诗人少有才华，而壮志难酬，他曾在著名的《滕王阁序》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在这篇中则是借风咏怀，寄托他的“青云之志”。
此诗的着眼点在“有情”二字。上面从“有情”写其加林壑以清爽，下面复由“有情”赞其“为君起松声”。通过这种拟人化的艺术手法，把风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首句写风的生起，以“肃肃”状风势之速。风势之缓急，本来是并无目的的，但次句用了一个“加”字，就使之化为有意的行动，仿佛风疾驰而来，正是为了使林壑清爽，有意急人所需似的。下面写风的活动，也是抓住“驱烟”“卷雾”“起松声”等风中的动态景象进行拟人化的描写。风吹烟雾，风卷松涛，本来都是自然现象写成了有意识的活动。她神通广大，犹如精灵般地出入山涧，驱烟卷雾，送来清爽，并吹动万山松涛，为人奏起美妙的乐章。在诗人笔下，风的形象被刻画得维妙维肖了。
此诗所咏之风，不是习见的柔弱的香风，也并非宋玉《风赋》中的取悦于大王的雄风，肆虐于庶人的雌风。这首《咏风》小诗里，寄寓着诗人的平等的政治理想和生活情趣。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