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殷商后代宋国祭祀其祖先武丁的乐歌。《毛诗序》云:“《玄鸟》,祀高宗也。”郑笺云:“祀当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孙之孙也。有雊雉之异,又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亦表显之,号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庙,歌是诗焉。”郑玄的意思是《毛序》所说的“祀”是合祀,而他所讲到的“雊雉之异”,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是这么一回事:“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雊)。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 据今人的研究,商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雊雉之异”的传说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不无相关。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是关于商的起源的最珍贵的早期文献资料。传说中商的祖先契是其母有娀氏之女吞下燕卵之后生下的。《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上古典籍中对此传说有相当多的记载。《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鸟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如何喜?”《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此外如《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尚书中候》,《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引《诗含神雾》等纬书也记录了这同一传说。更有意思的是:传世的晚商青铜器《玄鸟妇壶》上有“玄鸟妇”三字合书的铭文,其含义表明作此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玄鸟是商部族的崇拜图腾,“天命玄鸟”的传说正是原始商部族的起源神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审视这一神话,可发现它作为一种原型,有其典型意义。有关鸟卵生子的传说长期流传于东北地区,如《论衡·吉验》:“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长白山,……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其果入腹,既感而成孕。”高丽李奎极《李相国文集》中亦有鸟卵生子的传说,与《魏书·高句丽传》所记之事略同。而据傅斯年考证,商部族正是发迹于东北渤海地区。
由此可见,所谓的“雊雉之异”是为了显示高宗武丁的中兴而造出的神话,它正基筑于商民族的玄鸟图腾信仰。商至盘庚而迁殷,发展兴旺,政局稳定。盘庚死后,传位二弟小辛,小辛不幸三年而亡,又传位三弟小乙,小乙即位十年而亡。其时殷道又衰,小乙之子武丁立,用傅说为相,伐鬼方、大彭、豕韦,修政立德,终使国家大治。诗云:“龙旂十乘,大糦是乘。”郑玄笺曰:“交龙为旗,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旗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之者,亦言得诸侯之欢心。十乘者,由二王后,八州之大国与?”中原部族建立联盟后,统以龙为标志,“龙以建旗”。商族在东北兴起后,南下黄河流域,进而控制诸夏。高宗武丁时,中原各部族以车载稻米进贡。诗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则不但是中原诸夏部族,即使是氐、羌等四边民族也纷纷进贡朝见。武丁功业之隆,于此可见。
此词开篇写“相逢”,相逢应该有很多话可说,很多事可忆,然而是“唤醒京华梦”。在战后的京华梦,当指故朝南宋的京都生活。京华梦醒,“吴尘暗斑吟发”。这两句,饱含词人的沧桑之慨。以下作具体抒写。“倚担”三句,写了三件令人难以忘怀的趣事:一是“倚担评花”。宋代的风俗是人皆不戴花,而挑担卖花者亦众。当时倚靠花担,品评着各色鲜花,一种风流趣事。二是“认旗沽酒”。游兴既高,自当有美酒助兴,觅酒家畅饮,十分风流洒脱。三是“行歌奇迹”。一边游赏,一边吟诗,江山处处留足迹,也是风流闲雅。“吟吟”表明一切游乐情事都吟吟如昨。接着由杭州景色转写西湖胜景。“吹香弄碧”句先总写。作者不直接写花草树木,而先写其色彩与香味,便已画出一幅花团成阵,绿树成行的绚丽春景图,吹、弄二字表意准确而形象,和煦的春风吹来阵阵香气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坡柳”典出自苏东坡。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地方长官,写出了古今传诵的吟咏西湖的名作,并曾于西湖筑堤名为“苏堤”。“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九亭”说的就是苏堤景色。“坡柳”依依,写苏堤风光旖旎,承上“弄碧”。林逋长住于西湖孤山,酷嗜梅花,并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咏梅名篇。“逋梅”之典盖由其传出。词人在“吹香弄碧”的景物中特地拈出坡柳、逋梅,使如画的西湖风光更富于浓郁的诗意,在柳树、梅花和月色中,都融进了诗人的精神与风度。“画鼓”二句由岸上转写水面。春游时人头簇动,画楫船坊,栉次鳞比,箫鼓动地。“画鼓红船,满湖春水断桥客”,正是对这种盛况的艺术概括。
上片写杭州和西湖景色,下片笔锋转向人事。
“当时”二字点明故事为回忆,表明一种时态。此后虽然江南之地,依旧景物宜人,但时局已换,友人一个个风流云散。“花天月地,人被云隔”两句以一“甚”字领起怅怨之情油然而生。“却载”二字由“当时”写到眼前:在国破家亡之际,只得过一种苍烟为伴、鸥鹭为友的隐居生活。以“却”字表明生活境遇的转折,“更”字则是推进一层。欣逢故人,举怀畅饮,追怀往事,然而转眼之间又要在长江边上分手了,留恋之情引发悲伤之感。以“又别”二字点题,并慨叹这次相聚何其短暂。“今回”三句,推想别后之事。词人推想“坡柳风情,逋梅月色”的西湖胜景,在战后应还会依旧。在此一别,词人希望友人不要忘记去“折柳穿鱼、赏梅摧雪”。“如此”二句看似平淡,却含有无限悲凉,蕴含着一种兴亡之感和家国之恨。
这是一首内涵十分丰富的送别词,决非一般离情所能概括得了的。词人把依依惜别之情和故国之思、兴亡之叹熔铸于一炉,浑然一体。
毛泽东的这首诗,廿四字,刻画了一位英勇无敌的大将军形象。与汉高祖刘邦廿三字的《大风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颇有些他曾熟读的中张飞收缰勒马、在长坂桥喝退百万曹兵的雄风。“横刀立马”当然只是一个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因彭德怀指挥作战时并未骑在马上,而是隐藏在壕沟里。他使用的枪也不是短距离格斗的大刀长矛一类的古代兵器,而是能够较远距离射击的近代武器“盒子炮”。但该句确实刻画了一个挺身拒敌、勇猛无比的彭大将军形象。
“山高路远坑深”,此句确实是当地地貌的真实写照。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曾描写红军过六盘山后在白杨城出发的情景:“一出城就要过沟,队伍集结在东门外,等待下沟……队伍继续下沟,一直下到三四十丈的沟底,才又上行二三里路,离开了沟。”“过完了这道沟,又上了山,接着又过了三道深沟,直到半夜才到达杨家园子,已经走了百多里路。我们夜行军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黑夜过深沟的经验以前还没有过。沟越深,越阴暗,看不清道路,而路又很窄,稍不注意,就很危险。”确实,由于水土流失,陕北黄土高原丘陵区吴起镇一带多是高山深沟险壑。只是红军在越过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后往东走时,地势逐渐低落,正是谓“山高路远坑深”。
依据《彭德怀自述》的版本来分析,“骑兵任你纵横”,是谓看你们这些骑兵还能横行几时。“纵横”,强横无忌、奔行无阻之意,是写敌骑气焰嚣张。该句体现了毛泽东及所率领的红军将士志在歼敌、胜利在握的从容镇定和对骄横之敌骑的藐视。“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与古时战场的勇猛战将重叠在一起,令人景仰。
此诗首联“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是说诗人在成都客居了五年时间,其中一年还是在梓州(四川三台)度过的。颔联“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意思是说:当前到处兵荒马乱,关山交通阻塞,我为什么反要远赴潇湘作客呢?这是以设问的语气表达难言的隐衷,是问自己,也是问一切关心他的亲友。言下之意是自己是知道时局如此纷乱不宜远行的,表隐衷而出以设问,无奈与愤激之情自见。在严武当政时期,为了照顾诗人贫困生活,曾表荐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诗人性忠直难被群僚所容,时受讥讽,因此不久坚决辞职归草堂。严武在世时尚且如此,此时他人亡职歇,更待不下去了。暗示此去原非本意乃是迫不得已。诗人前往,因为那边有可以投靠的亲友故旧,如舅父崔伟,朋友韦之晋、裴虬等人。
颈联说:回顾平生万事,一无所成,可头上发丝已由白转黄,表明身衰体弱之极;而展望此去前程,又是那么渺茫难测,只能以抱病残生像江上白鸥一样到处飘泊了。这是在去意已决之后,抚今追昔的感慨,“去蜀”之举更显其悲。困苦生涯,莫此为甚,不能不悲愤交集,“黄发”、“白鸥”联成对仗,表示行廉志洁如故,决不肯为穷困改节。由此结出尾联的反语。尾联说:国家安危的大计,自有当政的王公大臣支撑,我这个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须杞人忧天,枉自老泪长流呢!表面是在负气说话自我解脱,其实是位卑忧国的肺腑之言。明知这班肉食鄙夫只会以权谋私,承担不起国家顶梁柱的重任,而自己“致君尧舜”的理想久遭扼杀,国之将覆,不能不悲。寄忠诚忧国之思于愤激言辞之内,感人的力度更见强烈。清人蒋士铨有诗赞杜甫云:“独向乱离忧社稷,直将歌哭老风尘。”(《南池杜少陵祠堂》)指的正是这位诗圣的高尚情操。
这首四十个字的短小五言律诗,总结了诗人在蜀五年多的全部生活,笔调堪称恢宏寥阔。而此诗尾联用激切语言所寄托的深于忧患不忘国难的赤诚丹心,更是一篇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