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净洗铛”,虽然是说做好烹调的准备,其实这正是做事或修养身心时虔诚、认真态度的体现。煮肉如此,做一切事情,均须如此。读者可以从这小心翼翼的“净洗铛”中,窥见到苏轼平时修养身心之严谨、真诚。“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水放得不多不少,火要不大不小,这样煨炖,才能将肉烹得又烂又有滋味。苏轼告诉我们,具体实践中,每个环节都要做得稳妥,仔细,来不得半点马虎。透过这一丝不苟的准备与实际操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烹调本身,而是与对待人生、修炼自身的一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了。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不时他自美”。煮猪肉,只要方法得当,缓缓煨炖,到了时候,它自然滋味醇厚,美不可言。这两句,说的是煮肉,而当我们联想到人生的时候,不是正好发现,它切中了那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人生弊端吗?人生的成熟感悟,是需要时间的。好大喜功、气浮心躁,得到的可能有一时“战果”,其实是失败的结局。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人生的精彩往往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猪肉这司空见惯的食物,人们并不觉得里边有什么奥秘可寻;像炖煮猪肉这样的家常之事,人们也容易忽略探讨其中精益求精的可能性。苏轼的叹息,除了猪肉本身之外,另有一种可供联想的可惜之意——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种种事物时,或不肯,或不愿意去深入了解并挖掘其潜力。读者应该从他的叹息中,理解猪肉之情以外的深意——真善美就在我们每日每时的生活当中,发现、创造美,乃是我们大有潜力可挖的人生使命与快乐。联想到苏轼在以上所举《答毕仲举书》里把吃猪肉比为修养身心的象征,将那虚无缥缈的(佛学)“龙肉”之类的玄谈加以屏弃的哲理思考,我们或许能更深层理解“黄州好猪肉”这四句诗歌的另一番味道。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正因为对亲自创造的烹调艺术,十分满意,所以作者竟吃了“两碗”。“两碗”,不但写出了胃口的满不,更写出了心灵的惬意。作者仿佛早就料到了他人的议论与惊诧,他风趣地说,我吃猪肉,腹满心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界对我的褒贬,尽可至之度外。了解佛学的读者,知道佛家最讲“心安”,强调看轻外物(包括他人的议论)、重视内心的安定,因此,可以说,东坡的这一“饱得自家君莫管”之平淡结尾,其实是展现了他的佛学修养,蕴涵了深刻的人生感悟的。
值得说明的是,在吟《猪肉颂》之时,苏轼并没有对他的“猪肉观”的人生思考做刻意的诠释、解说,而全在一片笔墨神行之间,有意无意透露着他的佛学修养与对佛学的借鉴、改造,这一点是需要补充说明的。
苏轼此诗题的《猪肉颂》三字中,看似滑稽,实际是在幽默中蕴涵了严肃的主题的。作者的颂,当然包括了在味觉方面的享受,对自身的烹调创新方面的自得;但是当我们了解了苏东坡当时的艰难处境时,就会在诗人享受味觉美味后面,朦胧看到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在为人处世方面,永远追求更高远深刻的情味的,将日常生活与理性思考方面达到“知行合一”理想的哲人。尤其是作者将烹调艺术与人生超越的理想有机结合为一体,为我们所做出了典范——猪肉,是猪肉本身,又象是别的什么。
春色触发人们的怀远之情,这在闺情诗中有无数的表现,例如李白的《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其情绪的发动与此相似,虽然后两句出以怨责口吻,实在还是表示她的春心是由春风撩拨的。所以把女子的怀人之情称为“春思”、“春心”,真是合适不过了。这首古诗一开始就写出了人们的共感,叫人觉着清新可喜。如果将它放在闺情诗的序列里,它又是较早这样表现的,读者读着李白等人的作品,自然就想起了它。这里写这个女子的联想又是十分具体、细腻。春风吹动了她的罗衣裾,使她想起了对方的青袍,这是由此及彼的联想;青袍的颜色是青的,眼前的春草也是青的,眼前的春草在春风中舒展着,心上人的青袍也一定是在春风中飘拂着,这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联想。通过这些联想,对方的形貌就宛然在目,她得到了一种幻想的满足了。当然,这些联想的逻辑顺序在诗句间并未清楚展示,由“罗衣裾”到“青袍”、由“长条”再到“青袍”,其间的联结,是由读者补缀起来的。这就是诗的可味之处。这里以“春草”象喻“青袍”,也是很新鲜的,五代牛希济有一首小词《生查子》,其结尾两句“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大概是由此脱化而来的。
上面四句都是写这个女子的感情活动,可以叫“想”,下面四句写她的行动,也就是“望”。“朝登津梁上,褰裳望所思。”津梁,就是桥梁,也许当初她所怀念的人就是由此出发的。这两句说:今日一早她就登上此地,提起衣裳久久瞩望,对远人她是多么思念啊,其心情又是多么焦灼啊。自然,她是望不到“所思”的。《诗经·卫风·氓》写女主人公望“所思”方位:“乘彼诡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这里没有写她的“泣涕涟涟”,而是写她的继续期待和追求,显得含蓄而温厚。这里用了一个典故:古代有一个男子叫尾生,和一个女子相约在桥下相会,到时女子未来,河水暴涨,尾生不肯离开,抱着桥柱淹死了。这是宁死不负信约的典型。“皎日以为期”是句成语,古人往往指日为誓,以示信守。这两句是说:“怎能像尾生那样坚守信约、如期而归呢!”这两句有的解释为:“这是深怨‘所思’不可靠的意思。”恐怕未必。与其说是怨,不如说是热烈的期待,她是以尾生这样的钟情来期待她的爱人的。另外,“抱柱信”故事的引入也很自然,此地即为津梁,与故事的情境是一致的。
此诗可能为文人加工的民间作品。它即景起兴,即事发想,自然浅切,情态宛然,大概原本是“男女相从而歌”那种环境中的产物。
首三句先以“湛湛长空黑”烘托出胸中块垒,通过对昏黑风雨交加的描写,表达出词人忧虑国事、痛心神州陆沉的悲愤之情。满天密布深黑的乌云,再加上阵阵斜风细雨,使人心乱如麻,愁思似织,“乱愁如织”点出全篇主旨。重阳本来是登高之佳节,由于风雨凄凄,只能登上高楼,放眼遥望千山万壑,浩荡秋色。但“千崖秋色”,寂寞凄凉,会使人泪水滂沱。“白发”四句直抒“老眼”登览之所感。“神州泪”说明词人是为神州残破沉沦的“往事”而极度伤心洒泪。“神州”二字曾在词人词中反复出现,说明恢复中原是他念念不忘的头等大事。
“少年”三句遥接“老眼平生”,折笔追叙少年时代的豪兴与才情。但是目前却青春已逝,壮志成空,进一步突出了如今的家国之恨。“常恨世人”三句则有更深寄托。词人慨恨文士不顾国家多难,只想效法魏晋名士风流的狂客行径,每年在重阳节登高,总喜欢提起东晋孟嘉落帽的故事,把它称扬一番,毫无现实意义。“若对”两句,是说如自己这样的忧国志士,并不追慕魏晋风度,但对国破家亡的现状忧心如焚却又无能为力。词意至此急转直下,壮志未酬,词人在感愤之余,觉得自己既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在此佳节也只能赏黄花以遣怀,借酒浇愁了。“鸿北去”,目送飞鸿北去,抒发对故土的思恋。“日西匿”暗指南宋国势危殆,振兴无望。以天际广漠之景物作结,与首句呼应,意余言外。
上片写重阳节登高望远所引起的感喟。下片批评当时的文人只知搬弄典故的浮泛文风,表达出词人对国事和民生的极端关注。全词写景寓情,叙事感怀,以议论为主,借题发挥,感慨苍凉。主旋律是英雄失路融家国之恨的慷慨悲歌,意象凄瑟,既豪放,又深婉。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这是一首描写旅途风光景物与感受的小令。词人作此词时不但有一个时令背景(重阳佳节),而且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北宋灭亡后词人南渡,流落江南)。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使这首词具有和一般的羁旅之作不同的特点。
上片为旅途即景。开头两句,写早行时沿途的风景。天上还挂着斜月,就动身上路了。驿路上映照着斜月的寒光溪桥上尚凝结着一层晓霜。两句中写词人自己动作的词只一“度”字,但第一句写斜月映路,实际上已经暗含人的早行。两句意境接近温庭筠诗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意境,但温诗前面直接点出“客行悲故乡”,吕词则情含景中,只于“驿路”、“晓霜”中稍透羁旅之意。此外“晓霜”兼点时令,为的是下面提出“残菊”不突然。
“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篱过重阳。”这两句说的是路旁农舍外词人看到矮篱围成的小园中,一枝残菊正寂寞地开着黄花。看到此景,词人想起当天是应该饮酒赏菊的重阳佳节,又感慨到这年这节日,竟乱山深篱的旅途中度过了。上句是旅途所见,下句是由此触发的联想与感慨。佳节思亲怀乡,是人之常情,更何况对于有家难归(吕本中是寿州人)的词人来说,由此引起的家国沦亡之痛便更为深沉了。但词人这里并未点破这种痛苦,只是用“乱山深篱过重阳”一语轻轻带过,留待下片集中抒发感慨。两句由残菊联想到重阳,又由重阳想到眼前的篱境和沦亡的故乡。词人思绪曲折感慨万千,而出语却自然爽利。
“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下片的头两句,由早行所见所感想到夜间他乡客宿情景。旅途中住宿,词人因为心事重重,老是睡不着觉,所以说“元无梦”;正因为深夜不能入睡,就更加感到秋夜的漫长,所以说“寒更每自长”。句中着一“每”字,可见这种情形已非一日,而是羁旅中常有的。“元”、“每”二字,着意而不着力,言外更令人凄然。
一般的羁旅之行,特别是佳节独篱的时候,固然也会令人有这种难掩的寂寞和忧伤,但词人之所以有此感,却是另有一番滋味心头。“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江左即是江东,这里指的是南宋统治下的东南半壁河山。江左风光,历来为生长北方的文人墨客所向往。词人此时身在江东了,却并未感到喜悦。原因是中原被占、故乡难归,寂寞的旅途中,词人思乡之情不禁更加强烈,忧国的凄凉情绪也更加深沉了。两句用“只言”虚提,以“不道”与“转”反接,抑扬顿挫之间,正蕴含无穷忧伤时事的感叹。词写到这里,感情达到高潮,主题也就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和一般羁旅之作不同的特点也自然流露出来了。
这首词着力表现词人的中原归思,同时感情又有一个由隐至显的过程。词人结合特定的景物、时令、旅途状况,层层转进,如剥茧抽丝般地来抒发感情,最后凄然归思,这样抒情便显得很自然。词的感情基调虽比较凄凉伤感,但格调却清新流畅。这种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美,使人读来虽觉凄伤却无压抑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