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起势不凡，以钱塘江潮喻人世的聚散分合，充分地表现了词人的豪情。首二句写江潮“有情”而来，却终“无情”而归，似有情而实无情。“几度斜晖”的发问，又写出天上阳光的无情。地上潮水无情而归，天上夕阳无情而下，则是天地无情，万物无情。“俯仰昔人非”写人世转瞬万变，如同梦幻，这又是社会人生的无情。对此无情的人生，词人的态度却很乐观，“不用思量今古”，不必替古人伤心，也不必为现实忧虑，因而他能超脱时俗，“白首忘机”。这种达观的思想，在苏轼词中表现得极为普遍，而在这首词中则更明显，词人俯仰天地，纵览古今，得出的结论“一切无情”。因此，他的“忘机”，就带有深刻的了悟性。
下阕写词人与参寥的友情。词人看穿了古今万物，无意去名利场上角逐，但他并没有完全忘世，更没有忘情，他对生活的爱是执著强烈的，他对友情是非常珍视的。回想起在西湖与参寥子和诗饮酒、饱览春山美景、谈禅说理、流连忘返的日日夜夜，词人不禁从内心深处对这位友人以知己许之——“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以“诗人”称参寥，正反映出二人志趣的投合。苏轼才高学富，一般是不轻易许人的，但对参寥的诗，曾不止一次地赞赏。如参寥的诗句“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风薄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等，都是为苏轼所激赏的。在诗歌创作上的共同兴趣，是二人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约他年、东还海道”以下五句，表现了词人归隐之志的坚定，进一步写二人的友情。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东山再起后，时时不忘归隐，但终究还是病死于西州门，未能实现其归隐的“雅志”。羊昙素为谢安所重，谢安死后，他有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觉而大哭而去。词人当时被召还，且被委以显官，但他“白首忘机”，志在归隐，因此，安慰友人，说“我一定不会像谢安一样雅志相违，使老朋友恸哭于西州门下”。说“愿”，说“不应”，全从自我的感情落笔，正表现了两人情谊的深切。 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平淡的文字抒写深厚的情意，而气势雄放，意境浑然。“从至情中流出”道出了这首词的特色。由于词人与参寥有着共同的志趣，由于参寥品德的高尚，他们的友谊是十分真挚的。词人所抒之情发自内心，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不因文字的平淡而失去其深沉、雄厚之力。这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种艺术境界，它看似容易，实际上只有少数作家才能达到。元好问说苏轼词“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此外，词中抒写出世的高想，表现人生空漠之感，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使人惟觉其气象峥嵘，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词人强调达观和“忘机”，使人感到的却是他对友情的无比珍重。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又执著于友情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
《人有亡斧者》讲述的 从前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儿子偷去了，他看到那人走路的样子，是偷斧子的；看那人脸上的神色，是偷斧子的；听他的言谈话语，是偷斧子的；一举一动，没有一样不像偷斧子的人。不久，他挖掘那山谷（土地时）却找到了自己的斧子。第二天又看见他邻居的儿子，就觉得他行为、表情、动作，都不像偷斧子的人。
这则寓言说明，主观成见，是认识客观真理的障碍。当人以成见去观察世界时，必然歪曲原来客观事物的原貌。准确的判断来源于对客观事实的调查，而不是主观的猜想。
不要多疑，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摆正自己的心态。
不要随便猜疑别人。
这是抒写别后相思的恋情诗。首联追叙离别时的情景。颔联寓情于景，回忆当年花前月下的美好生活。颈联叙述自己寂寥萧索的处境，揭示伊人离去之后的苦况。尾联表达对所恋之人的刻苦相思之情。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飘忽传神。一开始出现的便是两个瞬息变幻的恃写镜头：“油壁香车”奔驰而来，又骤然消逝；一片彩云刚刚出现而又倏忽散去。写的都是物像，却半隐半露，寄寓了一段爱情周折，揭示主旨。车是这样的精美，则车中人的雍容妍丽，可以想见。然而这样一位美人却如巫山之云，来去无踪，重逢难再，怎不令作者怅惘。“映云”暗用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美丽传说，渲染浓密的爱情气氛。但“云雨巫山枉断肠”，毕竟是一场虚妄。前句写人间，写现实；后句写天上，写梦幻。首联写得兴象玲珑，清新流丽。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任池塘淡淡风。”景中有情。“梨花院落”、“柳任池塘”，描写了一个华丽精致的庭院。宋葛立方说：“此自然有富贵气。”（《韵语阳秋》卷一）反映出诗人的高贵身份。“溶溶月”、“淡淡风”，是诗人着意渲染的自然景象。
这两句互文见义：院子里、池塘边，梨花和柳任都沐浴在如水的月光之中。阵阵微风吹来，梨花擂曳，柳条轻拂，飞任蒙回，是一个意境清幽、情致缠绵的境界。大概是诗人相思入骨，一腔幽怨无处抒写，又适值春暮，感时伤别，借景寄情；或是诗人触景生情，面对春宵花月，情思悠悠，过去一段幽情再现。这里展现的似乎是实景，又仿佛是一个幻觉、诗人以神取景，神余象外。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
颈联“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写眼前苦况，欲遣不能。多少日子以来只凭杯酒解闷，由于饮得过醉，形容憔悴，心境凄凉。“伤酒”两字，诗人颓唐、沮丧的形象可见。眼前又是寒食禁烟之际，更添萧索之感。
“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宕开一笔，由设问自答作结，深化了主题。诗人似乎想从悱恻的感伤中挣脱出来，探索寄书的途径，去寻觅失去了的爱情。但问得深切，答得无情。“水远山长处处同”一句，乃斩钉截铁之语，如瓶落井，一去不回。原来摆在诗人面前的不是一般险阻，而是永远冲不破的障碍。这两句看似寻常平直，却是全诗中决绝语，最为沉痛哀怨。晏殊在《蝶恋花》词中有“欲寄彩笺无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说的情景与本诗类似，都有一种难言之隐。
但这首诗寓意更深。“知何处”，一切尚在不解之中，使人感到怅惘；“处处同”则已无疑可置，只有绝望之情。这种情绪在首联已暗暗流露，然后曲折道出，由结句点破，情长怨深。“处处同”三字弦外有音，寻绎其意，乃人事阻隔，才处处有碍，无路可通。此联“妙在能使人思”（钟惺《古诗归》）。
晏殊这首诗一名《无题》，在风格上学李商隐的无题诗，运用含蓄的手法，表现自己伤别的哀思。诗在表现上，则将思想藏在诗的深处，通过景语来表达，然后在景语中注入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样，诗便显得幽迷怨旷。与李商隐诗风不同的是，晏殊这首诗清而不丽，也没有堆砌典故，所以呈现出一派淡雅与疏宕。
此诗通篇运用含蓄手法，“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司马光《迂叟诗话》）“怨别”乃全诗主旨。字面上不著一“怨”字，怨在语言最深处。“不再逢”、“任西东”，怨也；“溶溶月”、“淡淡风”，怨也；“寂寥”、“萧素”、“水远山长”，无一不怨。“处处同”则是怨的高潮。章节之间起承转合，首尾呼应也都以“怨”贯串，此其一。其二，含蓄又通过比拟手法表现出来。“油壁香车”、“峡云无迹”、“水远山长”，托物寓意，言近旨遥，“婉转附物，怊怅情切沙（《文心雕龙》）。其三，写景寄兴，“梨花”、“柳任”二句出之以景语，却渗透、融汇了诗人的主观情绪，蕴藉传神。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