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作者托物寓怀的诗篇,借流莺暗喻自身,寄托身世之感,抒写自己漂泊无依、抱负难展、佳期难遇的苦闷之情。首联描写了流莺的飘荡无依,颔联指出流莺内心的苦闷,颈联写流莺的艰辛备尝,尾联才写到诗人自己。全诗咏物抒情,风格轻倩流美,情思深婉。
流莺,指漂荡流转、无所栖居的黄莺。诗的开头两句,正面重笔写“流”字。参差,本是形容鸟儿飞翔时翅膀张敛振落的样子,这里用如动词,犹张翅飞翔。漂荡复参差,是说漂荡流转之后又紧接着再飞翔漂泊。“度陌”、“临流”,则是在不停地漂荡流转中所经所憩,应上句“复”字。流莺这样不停地漂泊、飞翔,究竟是为什么呢?又究竟要漂荡到何时何地呢?诗人对此不作正面交代,只淡淡接上“不自持”三字。这是全联点眼,暗示出流莺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仿佛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用流莺的漂荡比喻诗人自己的辗转幕府的生活,是比较平常的比兴寓托,独有这“不自持”三字,融和着诗人的独特感受。诗人在桂林北返途中就发出过怅然的叹息:
“昔去真无奈,今还岂自知”(《陆发荆南始至商洛》)。“去真无奈”、“还岂自知”,正象是“不自持”的注脚。它把读者的思绪引向“漂荡复参差”的悲剧身世后面的社会原因,从而深化了诗的意境。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颔联是说,美妙的鸣啭,怎么能没有本意?碰到了良辰,也未必就有佳期。
飘荡流啭,毕竟是流莺的外在特点,这三四两句,便进一步通过对流莺另一特点——“巧啭”的描写,来揭示它内心的苦闷。流莺那圆转美妙的歌声中分明深藏着一种殷切的愿望——希望在美好的三春良辰中有美好的期遇。然而它那“巧啭”中所含的本意却根本不被理解,因而虽然适逢春日芳辰也不能盼来“佳期”,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流莺的飘荡是诗人飘零身世的象征,那么流莺的巧啭便是诗人美妙歌吟的生动比喻。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强调巧啭中寓有不为人理解的本意,这本意可以是诗人的理想和抱负,也可以是诗人所抱的某种政治遇合的期望。“岂能”、“未必”,一纵一收,一张一驰,将诗人不被人所理解的满腹委屈和良辰不遇的深深伤感曲曲传出,在流美圆转中有回肠荡气之致。可以说这两句诗本身就是深与婉的统一。
颈联承上“巧啭”,仍写莺啼。“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这是“本意”不被理解、“佳期”不遇的流莺永无休无止的啼鸣:无论是刮风的早晨还是降露的夜晚,是晴明的天气还是阴霾的日子,无论是京城中万户千门开启或关闭的时分,流莺总是时时处处在啼啭歌吟。它仿佛执着地要将“本意”告诉人们,而且在等待着渺茫无尽的佳期。这一联是两个略去主、谓语的状语对句构成的,每句中“风朝”与“露夜”、“阴”与“晴”、“万户”与“千门”、“开”与“闭”又各自成对,读来别有一种既整饬又优美,既明畅又含蓄的风调。
尾联联系到诗人自身,点明“伤春”正意。“凤城”借指长安,“花枝”指流莺栖息之所。两句是说,自己曾为伤春之情所苦,实在不忍再听流莺永无休止的伤春的哀鸣,然而在这广大的长安城内,又哪里能找到可以栖居的花枝呢?初唐诗人李义府《咏乌》云:
“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末句从此化出。伤春,就是伤佳期之不遇;佳期越渺茫,伤春的情绪就越浓重。三春芳辰就要在伤春的哀啼中消逝了,流莺不但无计留春,而且连暂时栖息的一枝也无从寻找。这已经是杜鹃啼血般的凄怨欲绝的情境了。诗人借“不忍听”流莺的哀啼强烈地抒发了自己的“伤春”之情—— 抱负成空、年华虚度的精神苦闷。
末句明写流莺,实寓自身,读来既像是诗人对无枝可栖的流莺处境的关心,又像是诗人从流莺哀啼声中听出的寓意,更像是诗人自己的心声,语意措辞之精妙,可谓臻于化境。
在古代,一个地位低下的读书人,为了能进入仕途、获取更大的现实利益,有时必须走攀附权贵之路。年轻时候的韩愈中进士四年却一直不得仕进,所以他给当时的宰相写信,想以文章打动宰相,以求取到宰相的引荐和提拔。《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是韩愈写给宰相的第二封信,信中以动人之笔,比喻自己处境艰难如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试图以此来打动宰相。文章紧扣“势”、“ 时”着笔,运用比喻、设问、反驳等手法,将个人的思想写得振振有辞,跌宕起伏。作者很讲究行文变化,尤其恳切的言辞将其迫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本文既反映了封建统治下扼制人才的社会环境和人情冷暖,同时也展现了封建文人乞求仕进的窘态。
第一部分
从开始到“安人在求瘼”二十二句为第一部份,叙述早年之经历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开篇诗人就截取“别京华”这一经历,将自己萧条冷落的悲凉心境倾吐出来。诗人二十岁时初到长安,踌躇满志,想在长安建功立业,但“布衣不得干明主”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严酷的现实使他猛然醒悟,出生贫寒的诗人根本没有进身之机。第二句中用一“乃”字,不但表现出诗人由希望到失望的心理转折,而且巧妙地过渡到下文的叙述。在天真的诗人面前,“别京华”只是他仕途不幸的开始。紧接着“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十字,又叙写了自己以“章句”之学求仕的巨大挫折。文路不通,改走武路,诗人“单车入燕赵”(《酬裴员外以诗代诗》),欲从军边疆,沙场报国建功。他“年蓟门”而遥望,只见沙漠之茫茫,“风尘”(喻边患)之四起,痛悼时艰,“倚剑”感愤,但不料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禁遥想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得遇雄主,驰骋疆场,建不朽之功业,垂万古之英名,自己却空怀抱国志不免感慨万分。紧接着以“拂衣”、“驱马”两个动作描写,把他对权势压抑的睥睨之态,曲郁难伸的失意之情形象地展现出来。同时,他怀着一腔愤懑走向社会下层。“沧州”(水曲之地,此指隐居者所居的地方)路上留下了他的足迹,邯郸城廓闪动着他的身影,时而“淹留”于“酒肆”之中,时而“栖泊”于“渔潭”之上,孤独寂寞,尝尽“艰险”;人间“善恶”无不穷尽。然而,诗人“穷且益坚”,长期的挫折,更激励他昂扬奋发。“艰险”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了解,更唤起他济世救民的壮志。因此文势至此,突起波澜,唱出了“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的宏伟抱负。“刍荛”,本指割草打柴的人,此指广大穷苦人民,“鼎镬”,是古代施行烹煮酷刑的容器。两句意思是:我愿意拯救老百姓的苦难,谁还顾及由此而触怒当权者而遭到致命的酷刑呢?紧接着“皇情”二字,以纯朴敦厚的上古遗风,与当今“浮薄”的“时俗”相对比,证明了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并进而提出“任贤”“安人”“求瘼”(瘼,疾病,此指人民的疾苦)的具体措施。以上六句,言简意赅,可谓诗人一生政治理想的纲要。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故交”以下六句。先宕开一笔,以己及人,回应“酬薛三据”的题旨,继而以“灵奇”赞其不同凡俗的才气;以“謇谔”颂其耿直敢言的品格;以“隐轸”夸其经世济民才略的富盛,以“建安风骨”喻其诗作的慷慨激昂,至于才能声望的“先鸣”,风度信谊的超拔和真诚,那更是有口皆碑。薛据虽“自持才名”,但不过主簿县令而已,郭微亦不过一“少府”。这不但不能一展大志,而且为“州县”琐事所羁,为地域的阻隔所“限”,连“言谑”之机也没有,只能神“驰”“贝丘”,“西顾虢略”(贝丘,今山东博兴县南。虢略,今河南嵩县西北,可能是薛郭二人所在之地),遥寄相思罢了,这其实就是对他们极大的讽刺。所以,诗人的感情再度强烈地喷发出来。“淇水”东流,“浮云”飘逝,己之理想俱“不堪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一腔为国为民的热忱,使诗人不禁发出“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的强烈呼喊。最后四句,以“不然”二字再一转折,设想自己若不被赏识,决心“耕凿”一生,自食其力。如“鹪鹩”营巢,一枝足矣自况(见《庄子·逍遥游》),就不能效“鸿鹤”高飞,一举千里。这个结尾,从字面上看,似乎表现出诗人与世无争,潇洒出尘的恬静心情,其实是正话反说,他一生对政治十分热衷,决没有真正归隐的想法,诗人的愤懑之情是不难体会到的。
这首诗表面上表现了诗人的安逸生活,其实内心还是有被贬谪的苦。
“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夏夜凉风,春酒,竹林,这是一个有足够的条件放松自己的肢体、情感和思维的夜晚。“相携”“就”二词就十分明显的表现着这种竹林聚会,纵情畅饮的放松举止,给人一种随夏夜凉风自在飘荡的感觉。——这似乎是魏晋名士的文字。
而作者是王昌龄,一个曾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这般充满了激昂悲壮的血性文字的边塞诗人;一个曾远赴西鄙,数被贬于荒远,宦游坎坷,而又有着极强的功业追求的盛唐诗人。
王昌龄此时正被贬龙标。“莫道”只是不要说而已,并非没有,“莫道弦歌愁远谪”,其实心中何曾放下?再深味一下开始的“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的描绘聚会畅饮的文字,我们就能在那夏夜凉风般自在飘荡中触摸到作者心灵深处的难以释怀的沉重。欢聚、畅饮并不能使远谪的王昌龄获得真正的心理平衡,所以“青山明月不曾空”便自然而出。“青山”“明月”是天地间永恒的美好存在,是作者谴怀寄情的对象,更是诗人精神人格的物化。诗人以青山明月自诩,表现了对人生大自在大拥有的追求。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