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或756年(天宝十五年),封常清兵败削官之后,诗人感到更加孤单,无所依靠,因而诗中多漂泊之意。
当时,安史之乱初起,天下为之骚动,边塞也不得安宁。在此人心惶惶之际,久居塞外的诗人自然黯然神伤,更兼送友东归,孑然自处,因此说“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诗人供职封常清幕府颇见任用,可是如今封常清兵败洛阳,被削去官职,诗人不由有物伤其类、痛失知己之感,故曰“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觉得无所依傍,孤单伶仃。“梦去湖山阔,书停陇雁稀。”意即路途遥远,信息难通,愁郁之情无可排遣。“园林幸接近,一为到柴扉”两句是诗人强自安慰之语,实则是心伤故人远去后,自己将更加孤独,思乡之情将更加浓烈。全诗言辞凝滞,愁肠百结。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满目凄然。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起首二句以比兴发端。将自己比作离家千年的辽东鹤,一旦飞回故乡,事事处处都引起对往昔生活的深情回忆,触发起无限伤感的情怀,“辽鹤”用的是《搜神后记》中丁令威的故事。”“故乡多少伤心地”,《夷坚二志》作“故人多少伤心事。”
“寸书不寄,鱼浪空千里”两句。暗用典故。刘向《列仙传》载:“陵阳子明钓得白鱼,腹中有书。“又,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有句云: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化用旧典,补叙别后多年了无音们。上句似先写对方不寄书,实足从巳方感觉而后得知。下句直说自己久盼情状。盼而“空”是结果”久盼的全过程,便从这个“空”字透露出来,从这个“空”,才回过头来察觉了本是由于对方的“寸书不寄”。词意平实,却蕴思细致,深有韵味。
过片又回到眼前,“凭仗寸根,说与凄凉意”。人事变迁,信音辽邈,重来旧处,不见伊人,欲诉无由。东晋王献之有《寸叶歌》三首,其二云:“寸叶复寸叶,寸叶连寸根。寸叶,献之爱妾名,其妹名寸根。姊妹连枝,凭她说与,作者用比曲说如此虽隔一层,也是有死胜无了。“凄凉意”,《夷坚三志》作“相思意”。“凄凉”也好,“相思”也好,都是指多年积蓄未了情。 “凄凉”二字似乎表达得更深一些。有此二字,亦足以道出满腔幽情了。
结尾“愁无际”三字,包含了别来至今,荡漾在自己心中的无尽的悲感。“旧时衣袂,犹有东门泪”写黯然销魂之意,将情感推向极致。词人看到她的旧时衣物至今犹在,内心情感无法抑制,除了泫然泪下之外,再也说不出任何话语。古乐府《东门行》曰:“出东门,不顾归。“”东门”在古典文学中是带有浓厚悲伤色彩和感伤意蕴的送别之所,被赋予“一去不返”的定性。词人在这里化用,足以体现他仿佛认命一般,对于那些离去的人和事不抱任何希冀与期待了。
这首词直抒胸臆,虽淡淡写来,亦有深情无限。全篇章法多变,摇曳生姿,起承转合,各具其妙。最妙处当是结句,触物生情,遥应篇首,既绾合全篇,又点透题旨,有语淡情深之余味。
这首词的上片描写诗人收到他人所馈赠樱桃的感激之情,下片则表达对赠送樱桃之人的关切和珍重。全词多处用典,化典故于文字之中,浑然一体,情真意切。
上阙开篇词人就用到杜牧与少女之母十年约定的典故。在这首词中,纳兰将杜诗中的“绿叶成阴子满枝”化用为“绿叶成阴春尽也”,其中所表达的悲惜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守宫偏护星星”,纳兰在这里用到“守宫”的典故,很可能他思念之人是一个宫女,而与他有过一段情缘,很可能是纳兰的表妹,因为被迫入宫的女子,除了他的表妹,就没有其他人了。
“留将颜色慰多情,分明千点泪,贮留玉壶冰”,在这句中,纳兰叉用到“红泪”的典故,魏文帝曹丕所爱的美人薛灵芸在被迎娶时,因为舍不得离开父母而痛哭流涕,她以玉唾壶盛泪,泪水落在壶中成了红色,还没有到京师,壶中的泪已凝如血色,后世称女子的眼泪为“红泪”。在纳兰的眼中,表妹赠予他宫中的樱桃,就仿佛是点点泪水,这泪水就像苦酒一样积聚,让他沉醉其中。纳兰是皇帝的贴身侍卫,但两人不可能频繁见面,更不可能互诉相思之情,所以心中才会有无限的相恋之苦。但也有观点认为,樱桃是老师对自己错过科考惋惜而流下泪水,这泪水又化留了浓香的醇酒,这更进一步体现了师生情的浓厚和珍贵。
下阙“独卧文园方病渴,强拈红豆酬卿”,纳兰又用到了典故。纳兰在这里自比司马相如,说自己正失意病卧,收到盛情馈送的樱桃,于是强忍着病痛吃了它,以示酬答。
“感卿珍重报流莺,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在这黄莺啼遍的季节,纳兰十分感谢表妹还能如此珍重情谊。同时也劝慰表妹怜惜花落时也要自爱,不要总是为花落而生悲。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在表达感谢老师的垂爱,说明纳兰是个懂得感恩、谦逊有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