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一诗的起首六句先写宗氏先祖的荣耀。“全盛日”指宗氏祖人宗楚客的发迹之时。他是武则天的堂姊之子,进士出身,三度为相。后因依附韦氏、安乐公主,韦氏败,亦受诛杀。前两句意为:想当初你们宗家全盛之时,先人宗楚客曾三次任相,在朝中是多么显赫啊!“斩鳌”两句,引用《淮南子》中女娲补天之神话,说明宗楚客的政绩辉煌。《淮南子》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兼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此为用女娲补天之奇功,喻示宗楚客在武后和中宗朝,分别于神功元年(697年)、长安四年(704年)和景龙元年(710年)为相,经天纬地有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日月顾”是以侧面描写续写宗楚客的声名远大,竟连日月也为之注目。唐制,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诗文中多以凤凰池称宰相。宗楚客既三次为相,故曰“三入凤凰池。”
自“失势”句至“松柏”句写宗氏的衰败没落。《三辅黄图》载:“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七、八两句即用此典。“犹会众宾客,三千光路歧”写宗氏虽自青云跌落尘世,犹不改好客之风,依然有三千宾客登门,以致使路面为之而被踩得“光”亮。“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是记宗楚客获罪被诛以后,并未再闻有放罪之事,相反赠葬极为典重,以致太白有此赞誉。这两句意为:皇上见宗楚客诛后,就不再对宗氏一族再予追究,原先的天怒就此平息,所以人虽遭诛,但宗楚客的墓地倒是沾了皇恩的光,所以其上所植的松柏就“含荣滋”了。
此诗总共才二十六句,仅第一层记宗氏之兴衰史即占十二句,似乎所据篇幅过多,而且同送别诗的习惯体例又不同。其实李白花费约占全诗一半的篇幅回忆宗氏兴衰的历史,自有其深意。关键之处是最后两句诗:“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这两句诗告诉读者,宗楚客死后其家未再获罪,正是作者暗中诉说永王璘死后不应当再降罪于别的与他有干系的人。“雪愤懑”三字明赞宗楚客死时皇恩的浩荡,也正是诗人暗刺肃宗“愤懑”太过了。“含荣滋”陈述了宗楚客被处死以后,皇上尚能顾念旧情,这又是李白讥讽肃宗竟连半点人情也不讲。所以这一段内容并非只是空叙“家世”,而是借他人家世的荣辱变化发泄诗人内心的无限哀痛。尽管宗氏先人遭受杀身大祸,但全家尚能得先皇之庇护;自己如今无罪而长流夜郎,虽经多人营救而犹不能赦免,这等冤情比宗楚客之被杀还要可悲可叹。如此理解,才得李白笔下的真意,诗作之大旨。
“我非东床人”以下十句为第二层,主要写离别前的亲情。前两句意为:我算不上你们宗氏的好女婿,对我妻子举案齐眉的情义深感不安。“东床人”用《世说新语》中“郗太傅嫁女”之典,指的是乘龙快婿。“浪迹”两句意为:我李白漂泊天涯并无成就,在京城长安中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适遭”两句意为:我刚才获得友人的营救,好比云雀挣脱了罗网,马上又被贬谪到夜郎长期流放,岂不令人心寒?“云罗”是“大罗网”,“翻”即“反而”。“拙妻”两句意为,我的妻亦不顾年老体衰,从豫章(今江西南昌)到浔阳来送我上路,我和她形影相随好比干将莫邪雌雄两剑永不分离。“惭君”两句意为:对你宗璟兄弟千里乘舟风浪相送我更觉有愧,真是太感谢你的一番好意了。
最后“白帝”四句为作者放眼途程,但觉满眼愁云,无限悲酸。“白帝”在四川夔州城东五里峡中,是入蜀去夜郎的必经之路。其地势孤特陡峭,山上又多猿猴,故诗人以猿声之断续呜咽侧写行程之艰险。次年三月李白到白帝时,因天旱成灾才遇大赦,未到夜郎便自白帝折返。于是又有《早发白帝城》诗问世。其中有“两岸猿声啼不住”句,却又显得如此明快轻捷。不过这是后话了。“黄牛”在三峡附近,是大山之名。其山南岭叠起,高岩有石,色泽如人,负刀牵牛,黑黄分明。再加上江湍纡回,虽途径信宿,犹见此物,故民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迁深,回望如一。李白后来行到黄牛有诗曰:“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写尽旅途的艰辛和心绪的凄凉。这就是此诗“黄牛过客迟”的内蕴。最后两句写诗人在西去谪地踏上路程前忍不住满腔相思情要向亲友们诉吐。“明月峡”在四川益州(今成都)附近,用以借指夜郎。诗人说,遥望那僻远的流放之地,我将一人孤身独处其地,虽有“明月”之美名,而无“团圆”之美实,不禁使人更加思亲念友,情不能已。全诗就在这凄惋哀绝的情调中戛然收结。
综观全诗,这首诗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刻薄寡恩。李白明明怀着一腔热血,为国效死平叛战场。只因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他不幸而受牵连。尽管有那么多人,也包括他的妻子在内,为李白开罪,却始终不能得到宽宥。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在对待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上,只愿将他们视作歌功颂德、遣乐娱宾的工具(如玄宗之对李白),如若有一丝半点触动他们统治权力之处,那就毫不客气,要开杀戒了(如肃宗之对李白)。理解到这点,对读懂李白这首《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是不无益处的。
这杂记散文,短短不到二百字,通过一件生活小事,验证了渡船工说的“徐行尚开,速进则阖”的这个欲速则不达的道理。这种小中见大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作者选择的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凡事操之过急,后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这篇散文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中心突出,文字精炼。作者只记下从小港到蛟川南西这一段途中情况,在此之前与之后的事全部删削;这两里路途中又只记“小奚仆”一件事。末尾说明道理,也只概括为一句话。这样,就能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文章中心突出,文字精练,寓大道理于小事件当中,读后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首怀人感梦的词,借梦写情,更见情痴,写得不燕俗套。
“门隔花深”,指所梦旧游之地。当时花径通幽,春意盎然。词人说:不料我去寻访她时,本拟欢聚,却成话别。为什么要离别,词中没有说明。“燕归愁”,仿佛同情人们离别,黯然无语。不写人的伤别,而写惨淡的情境,正是烘云托月的妙笔。前结“玉纤香动小帘构,”则已是即将分手的情景了。伊人纤手分帘,二人相偕出户,彼此留连,不忍分离。“造分携而衔涕,感寂寞而伤神”(江淹《别赋》)。下片是深入刻画这种离别的痛苦。
下片是兴、比并用的艺术手法。“燕絮无声春堕泪”,兼有两个方面一形象,一是写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写离别时的吞声饮泣。这里略去了。絮花从空中飘燕,好象替人无声堕泪,这是写春的堕泪,人亦包含其中。“行云有影月含羞”,和上句相同,也是一个形象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写人,“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韦庄《女冠子》),是写妇女言别时的形象,以手掩面,主要倒不是含羞,而是为了掩泪,怕增加对方的悲伤。同时也是写自然,行云遮月,地上便有云影,云遮月衬出月含羞。刘熙载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艺概·词曲概》)此词“燕絮”、“行云”一联正是“寄言”。表面是写自然,其实是写情。词人把人的感情移入自然界的“燕絮”“行云”当中,造成了人化的然感自然。而大自然的“堕泪”与“含羞”,也正表现了人的离别悲痛的深度,那说是说二人离别,连大自然也深深感动了。这两句把离愁幻化成情天泪海,真乃广深迷离的至美艺术境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少司命》),“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杜甫《梦李白》)。这种黯然神伤心折骨惊的离情别绪,怎么能忘怀呢!有所思,故有所梦;有所梦,更生思绪。无昼无夜,度日如年,这刻骨相思是够受的。如此心境,自然感觉不到一丝春意,所以临夜东风吹来,比萧瑟凄冷的秋风更不堪忍受了。这是当日离别的情景,也是梦中的情景,同样也是此日梦醒时的情景。古人有暖然如春、凄然如秋的话,词人因离愁的浓重,他的主观感觉却把它倒转过来。语极警策。
春夜风冷,是自然现象;加上人心凄寂,是心理现象,二者交织融会,酿成“东风临夜冷于秋”的萧瑟凄冷景象,而且这种氛围笼罩全篇,此为《浣溪沙》一调在结构上的得力之处。
高启的《游灵岩记》,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张士诚据苏州自称吴王期间,记叙了作者奉陪张士诚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游苏州灵岩山及赋诗之事。
《游灵岩记》文辞清丽,字句整饰,意在言外。明为游记,却不着意于正面记叙此次游山的历程;明是应命之作,却饱含讥讽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现了作者鄙夷权贵,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结构精巧。
文中明褒实贬,诡谲嘲弄。《游灵岩记》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记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手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作者先说灵岩山特异于苏州诸山。吴城东面是广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叠嶂。“峰联岭属”之中,灵岩一山独秀,像是不肯和众峰排列在一起,独具匠心地突出灵岩山之“异”,也为下文的议论设下伏笔。接着,作者着重描述灵岩山以吴王夫差及西施诸古迹著名,以山上台、轩、阁可以四周远眺“虚明动荡”称胜,而对灵岩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与称道。然后笔调一转,忽然说:“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当地人,虽然常游灵岩山,但未发现灵岩有幽境胜景,用文中的话来说,仿佛灵岩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浅陋,把幽境胜景都隐藏起来,等待外来贵宾莅临欣赏。从而引出饶介及其随行的游山,见出饶介对灵岩山景物“幽显巨细”,莫不称道,而作者自认“浅陋”,从前不识灵岩山。最后借饶介“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发挥议论: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两相对应,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名山须待名士赏识,名士须遇名山共游。“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并且特意点明“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他只是“有幸”参与此游,其实并不在“名士”诸公之列。
灵岩山是苏州的名山。作者是苏州人,又是饱学卓见、品位高雅之士,热爱家乡的山,热爱家乡的水,热爱家乡的名胜,又屡次游览灵岩山,并不是“不识”灵岩,也不是“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对灵岩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独到地把握和道出灵岩山之“异”,才能如此精准地领略并感叹:“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作者以“浅陋”的姿态自居,在《游灵岩记》的写景、记事以及议论之中蕴含了深意:以明褒实贬的笔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贵大员饶介的附庸风雅,其实并不识灵岩,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拥,其实是趋炎附势。高启犹如灵岩山,“拔奇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全文因此别有一番机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