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

　　这首曲子写作者与青山白云相亲相爱，不求富贵、淡泊明志，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高尚情操。

　　“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开头以工整的四言对偶句开端，节奏平稳轻快。“青山”“白云”两个意象，色彩柔和，形象鲜明，激起人们的联想，头脑中立刻浮现出了一片优美的山林风光。在“青山”“白云”之后，分别缀以“相待”“相爱”，不仅把“青山”与“白云”巧妙地人格化了，两个“相”字连用，更展现了山林风光的魅力和作者在大自然中陶醉之态。青山与作者互相期待着，白云与作者相互爱恋着，在作者眼里，大自然的一切也都和自己一样，是富有生命、具有感情的，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美趣的发现与再现，以及在这美趣背后的寄托与意蕴，都能得以完满的显现。第三句紧承前一、二句而来，补足其乐于隐居山林之意，酣畅饱满。“紫罗袍”与“黄金带”指做大官，而在前面衬以“梦不到”三字，作者厌恶官场、弃绝功名富贵的态度便跃然纸上了。“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箪瓢亦乐哉！”这四句与前三句比照，结构一样，同样是先写景后抒情，但在意境上又有新的开拓，在节奏上又有新的变换。前三句抒的是由当前现实所产生的厌恶官场之情，而这四句所抒叹的是对朝代更替和历史人物成败所产生的慨叹。虽然所处是一陋室，但由前三句可知，一定是在白云缭绕的青山之间，其清幽可以想见，野花在四周烂漫地开放着，充满了生机和野趣。在这样的环境下，“谁家兴废谁成败”，就由他去吧。在前面加上了“管甚”二字，表现了作者与世无争的态度。“陋巷箪瓢亦乐哉”，作者以古代贤人颜回自况，进一步表现了安贫乐道的志趣，说明他的“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并非真正的忘世，而是守道而已。“贫，气不改;达，志不改。“最后的对偶句，斩钉截铁，器宇轩昂，戛然而止，收煞全篇，掷地有声。这两句将《论语·学而》“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及《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等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加以高度概括，将思想的高度和情感的强度有力地向前推进一层，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气节。从全曲的思想内涵看，最后这两句正是曲眼，乃点睛之笔。

　　这是一首言志曲。它表达出了作者的一片浩然之气，真正达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境界。

　　首先是盘旋层折的诗歌结构，诗写幽愤之思，但起笔四句却先勾勒了一派清澄之景。然后，“久晦”、“旅馆”两句逆笔补出身在谪宦羁旅的处境，时逢久雨阴霾的黄梅，心境正如陷溺于霭霖之中，久已林林沉沉的了。于是可见起处所写偶一眺临所见的清景之中，实隐含有诗人企图摆脱烦闷的企望。清景使诗人神思为之一爽，但是潜在的幽愤是如此的难以解脱。

　　为清景引动，诗人漫步郊垌，其本意当是希望进一步让大自然澄明的灏气，为他澡雪精神，但是一路行来，见到淫雨之前泽畔方生方长的兰草，已经繁茂而向老；而当时仅是一望绿叶的池塘中，荷花也初绽红红白白的朵营。这美景在他人或会感到悦目赏心，但对诗人却适足以勾动其幽愤的潜意识，于是顿生春夏叠代之感，更由“物”移而触发“人”老之叹，于是潜在的幽愤转为强烈的悲歌。药饵，“药”当作“乐”，反用《老子》“乐与饵，过客止”之语，当时的声歌食饮，尽属虚妄；而真实的唯有那倏焉而来的老病而已。

　　那末人生应当怎样才对呢？只有乘即将而来的秋水，归隐家乡，这种真正的赏心乐事，恐只有二三知己才能领会吧。那末这赏心乐事的内含究竟为何呢？“秋水”用《庄子·秋水》事，《秋水》篇主旨在于“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返其真”，原来泯去物我，是非的界限，忘掉一切的是非得失，甚至忘掉自己的天赋禀受，皈依自然，才是根本的出路。但是谢客是否真能忘情，得从此诗的意脉看，这只是一种企望强自从幽愤中挣脱的高言快论；从他的行事看，虽然几度归隐，但却未能如陶潜那样在自然中终其天年，终于在四十九岁时，吟唱着“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眠”的感愤之句，被砍下了脑袋。

　　企图借游程中的自然清景以排解幽愤，而解不去，吟还愁，反将幽愤潜注于景物之中，这种反复曲折的情思，即使谢客的幽愤表现得看似清逸，实则更为深重；又使他诗作的结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多层次，奇景迭出，转转入深，确实到了“一重一掩皆肺腑”的境地，而他更善于营构，通过顿柬、离合，顺逆的安排使诸多的景物移步换形圆融一体。而情思一以贯之。如此诗起首之“时竞”（春尽），中腰之“朱明移”，篇末之“秋水”，思绪依节候的顺次，虚实相同地展开，却以“久痞”一联，“戚戚一一联作顿束收放，依其感情的变化，出现一幅幅不同色调的画面，达到情景理交融的境地。王夫之《薹斋诗话》评谢诗，“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天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此评正道出了谢诗以幽愤的情思为内含，运调景物，曲屈以达其意的特点，这与陶潜诗结构之如行云流水大异其趣。

　　与结构相应，此诗的意象也与陶诗异趣。陶诗语言天成，所构成的诗歌意象较单纯而韵味醇厚，而谢诗则“造语极奇险深曲，却皆稳老而不伤巧。一，其意象层次多隽秀耐咀。试以与此诗前四句景物相近的陶潜《杂诗》二之前四句作一比较，陶诗云：“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这四句每句五字都是一个层次，且三、四承一、二，很自然地勾勒出一个银辉满空，启人远思的景象。谢诗则不然：“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同样每句五字：而前二句每句是两个层次：时竟、夕澄霁；云归，月西驰。以下三句“含余清”承一句“夕澄霁”；四句“隐半规”则承二句“日西驰”，又分别拈入了密林，远峰二物，组成了新的景象。前两句从大背景落墨，富于动态美，后二句更从细部勾勒，近处是密林余清，较远处是青山落日，则与一、二句共同构成三个大层次的画面搭配，而“密林”之与“余清”，“远峰”之与“半规”本身又有各自的层次，再缀以一个“含”字，一个“隐”字，遂在季节交替，晴雨变化，昼夜叠代的动景中酿蘖出一种清澄恬美的静景来。这层迭的景象正体现了诗人由“林垫”中苏生的复杂心境。

　　与观察的细密，锤词的精严，选景的密致相应，谢诗语言的又一特色是使用语典的工巧。“泽兰披径路”以下四句分用楚辞“皋兰披径兮斯路渐”；“芙蓉始发，杂芰荷兮”；“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朱明承夜兮时不见淹”四语，不仅与即目之景相切相符，而且隐含“目极千里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之意，透出归隐之想，以下更用《庄子》“秋水”之典，既承“朱明”而预示归期，更如前所析表示要从伤感中超脱达到忘我之精神升华。数典连用，一气呵成，含义深长，遂使诗歌意象于精致之外更显出一种典雅的美来。所谓“奇险深曲”，而“稳老不伤巧”，于兹可见一斑。

　　该诗以北国皎洁的冬雪自喻。全诗八句，四句为一节，而一节中的每两句各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从结构看，简括而谨严，没有枝蔓，没有铺排，十分凝炼。诗意也极醒豁，一望可知，毫无隐曲；然而层次井然，转折分明。虽属摹仿前人，在鲍照诗集中却是精心刻意之作。

　　开头两句写远在北方的雪被胡地寒风吹越龙山（即逴龙山，古代传说中北方的一座冰山），落到帝都所在。三四两句写雪的形象美观动人，“集君瑶台上”写静止的雪，“飞舞两楹前”写动荡的雪，笔意虽平淡朴实，却把雪的丰姿写得十分具体。“君”即国君，“瑶台”字面用屈原《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指巍峨而洁白的宫殿。试想，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落积在高台之上，自然很壮观。《文选》李善注引郑玄《礼记》注云:“两楹之间，人君听治正坐之处。”可见“两楹前”即皇帝的正殿之前。雪花在殿前空中飘动飞舞，景象也很美。这两句虽说是景语，实涵“比”的成分。说详下。

　　夫用雪自喻，较易理解。其洁白晶莹，正象征人品的高尚纯洁。北国多雪，本属自然现象；但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从阴寒幽僻的朔漠吹到帝王的殿堂之上呢？这就隐寓着作者本人的身世之感。鲍照出身于微贱的寒门，想在朝廷上占一席之地是很不容易的；正如雪虽皎洁却来自遥远的荒漠，不可能轻易进入帝王所居之地。所以作者于此诗的第三、四句，特意把下雪的场面安排在以帝王宫殿为背景的地方，这实际上寄托了鲍照希望跻身朝廷、与豪门权贵分享政权的理想，当然其中也不无追名逐势往上爬的庸俗成分。但读者从诗人以雪自喻这一点来体会，至少会感到鲍照虽“心存魏阙”，却还没有低声下气到对权贵豪门摧眉折腰的地步。

　　然而这第一节只是表达了作者的主观愿望。下面四句突然一个转折，跌入了另一境界。即春日一旦来临，在艳阳天气里，只允许桃李争妍斗胜；而这时的雪，纵使高洁得一无尘滓，也没有容身之地了。此诗好就好在:“艳阳天”和“桃李妍”，原是春意盎然的景象，在一般人心目中，它应该属于值得肯定的良辰美景的范畴；然而作者却把它当作高洁无滓的白雪的对立面。于是这明媚春光。桃李缤纷的场景一下子便成为名利场中趋炎附势的象征，使读者在强烈的对比下竟对绚丽妍美的“艳阳天”产生了庸俗尘下之感。这就是诗人不同凡响的大手笔了。正由于这样的写法，才更加显出豪门权贵的炙手可热，也自然体会到寒士阶层命运的可悲和身世的凄凉。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鲍照之学刘桢，乃是形神兼备地学，学得有血肉、有筋骨。诗中所体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仍是刘宋时代的鲍照而非建安时代的刘桢。这种摹仿与学习，实际上是由继承而求得发展，而不是照葫芦画瓢的每况愈下。悟彻此理，始可与言诗也已。

　　该作品对传统文化中固有的 “男才女貌” 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一反传统郎才女貌，才子配佳人的择偶标准，而以“心儿真”，“情儿厚”作为感情的基础，唱出人间最本色最天然的纯真、朴实、无邪的爱情颂歌。

　　在兰楚芳的笔下，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男才女貌”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剧中的主人公一个是土里土气、没有女性引以为傲的美丽容颜；一个是相貌丑陋，没有男子英俊倜傥的翩翩风度，与我们对于“完美”爱情的预想完全不符！“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显然，自己之村、爱人之丑并未给爱情中的女子造成任何困扰，她坦然承认自己与爱人并不符合世俗“完美”的标准，却更自信地彰显着爱情最核心的价值——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自然这看似又村又丑的一双爱人在世间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他们超越了世俗的价值，具有洞悉爱情真谛的智慧，在双方村与丑的表象之外，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心与深情。所以，这份厚实的幸福只有天上的神仙眷侣才能与之媲美。爱情的主人公没有令世俗艳羡的名誉、地位或财富，甚至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都显得寒酸很多，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却是无法用金钱、权力和容貌得到的真情和幸福。
 
　　兰楚芳的《南吕·四块玉·风情》将一段人间的真爱放到当时社会非常态的镜像下作变形的展现，对社会的不合理因素提出了质疑，让我们看到在那弥漫着畸形而荒唐的迷雾社会中仍然透出一丝真善美的光亮，也为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人们注入了继续跋涉的勇气，使人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至于完全绝望。若将作品放到整个元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来考量，该作以一个“写丑而显美”的角度表现了作家对生命真谛独特的理解，也与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贯具有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的传统相互呼应，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元散曲这一当时文坛新生的充满着活泼的生命张力的文学样式进行重新评价无疑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