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写实主义诗歌的源头的《诗经》，其地位不仅仅在于它的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在于它的题材广泛，真切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间的历史、经济、文化、爱情、战争等内容；而且艺术手法高超，写景、叙事、抒情都相当形象细腻，耐人寻味。且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的《豳风》中的《东山》，就是一篇表现战争题材的，抒情真致细腻的作品。
《东山》以周公东征为历史背景，以一位普通战士的视角，叙述东征后归家前的复杂真致的内心感受，来发出对战争的思考和对人民的同情。
诗的开篇，以开门见山，直赋其事的手法，简明直接地表明故事的背景和缘由。“慆慆不归”，既是对离家久战的直接表述，也是离人思乡的间接流露。“我来自东，零雨其蒙”，在敍事之中，插入景物描写，这是这首诗的一个创举。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为后世文人所祖并发扬光大。“零雨其蒙”，既点出了当时的天气，属细节描写。使人更能如临其境，感受故事，又为全诗定下一个凄美感人的基调。更能够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接著直抒胸臆“我心西悲”。为什麼思乡的愁絮会在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烈呢？因为作为一名拼杀疆场的军人，每天是过著“晓战随金鼓，霄眠抱玉鞍”的生活，无时无刻不为性命担忧时，思乡情绪会被时刻绷紧的神经暂时压制。但到了战争结束，归家指日可待时，思乡之情就会一涌而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制彼衣裳，勿士行枚”，战士能够结束战争生活，都赶紧解开军装，匆匆穿上平时的衣裳。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描写，战士喜形於色、昐望早日和平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以“行枚”这样典型的行为，代指军旅生活，是用了一种借代的写作手法。《诗经》的艺术手法之成就可见一斑。
下面就是主人公对三年军旅生活的回忆。首先用“比、兴”的手法，“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通过桑虫的生活不堪，来比喻军旅生活的艰辛。使人对战士产生同情。“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就是军人风餐露宿，枕戈待旦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独”字又是主人公内心孤独的体现，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天衣无缝。
《东山》的每段回环往复地吟诵，不仅仅是音节的简单重复，而是情节与情感的推进。
第一节是对过往艰辛危险生活的回忆，第二节就是对家乡的变化与前途的猜测。“果蠃之实……燿燿霄行”，这一小节说到，家破屋残，果虫相生，田园荒芜，鬼火燿燿……这是主人公内心挥之不去的担忧，也是战争破坏生产，使广大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的现实的反映与对战争的无情控诉。这种写法，使我们想起汉乐府的民歌《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裏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其写作方法可谓如出一辙。可以看出《诗经》对后世的影响。
我们可以注意到，《东山》的控诉战争的视角上，是与后代相同题材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它作品主角通常是平民，受战争之苦面流离失所，例如《石壕吏》《新婚别》；或者是从征兵的角度，控诉统治者穷兵黩武，如《木兰诗》《兵车行》。而《东山》的主人公是一位参战的士兵。参加的是被人认为是正义的战争的周公东征，并且以胜利一方的身份凯旋。这裏没有雄赳赳的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同样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胜利没能使他逃脱战争的厄运，更说明了战争对於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从而给我们一个思考战争的新角度。
第三段是主人公遥想家中的妻子。通过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更加突出了丈夫对妻子的怀念。两者感情交相辉映，从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弦。这裏的写作手法，在后代诗人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愰，双照泪痕干。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女主人公看到当时结婚时的器物，不禁勾起对丈夫的深深的思念。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是新婚不久就被迫分开的。更加突现诗的悲剧色彩。由此我们不禁想起题材相似的杜甫的《新婚别》。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源自《诗经》不无道理。
第四段是男主人公继续沉湎於对往事的甜蜜回忆当中。想到当年新婚时，那打扮夺目的皇驳马，那派头十足的接亲队伍，那光彩照人的衣饰……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的甜美幸福！主人公又仿佛一下子从美好的回忆掉回现实当中，“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新婚不久便分离，这三年来，家中变成怎样，她这三年的孤独如何难当，他三年的苦水又从何说起……想到见面，只怕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大家可以想象，男主人公当时的心情如何复杂，如何澎湃难平！但诗中没有太多的叙说，只用了“其旧如之何？”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也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审美空间，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思……
《诗经》的艺术美也一样，永远品味不尽，探究不完。因此，我们要继承好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诗经》。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首著名的咏梅词。傲立霜雪，一枝独秀的梅花是历来文人墨客的吟诵对象，特别是宋代咏梅词更多，其中能尽得梅花神韵的上乘之作却并不多见。
李清照的这首《玉楼春》当属其中的佼佼者，不仅写活了梅花，而且活画出赏梅者虽愁闷却仍禁不住要及时赏梅的矛盾心态。作者出手便不俗。首句以“红酥”比拟梅花花瓣的宛如红色凝脂，以“琼苞”形容梅花花苞的美好，都是抓住了梅花特征的准确用语，“肯放琼苞碎”者，是对“含苞欲放”的巧妙说法。
上片皆从此句生发。“探著南枝开遍未”，便是宛转说出梅花未尽开放。初唐时李峤《梅》诗云：“大庾敛寒光，南枝独早芳。”张方注：“大庚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如今对南枝之花还须问“开遍未”，则梅枝上多尚含苞，宛然可知。三、四两句“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用对偶句，仍写未放之花，“酝藉”、“包藏”，点明此意。而“几多香”、“无限意”，又将梅花盛开后所发的幽香、所呈的意态摄纳其中，精神饱满，亦可见词人的灵心慧思。
下片由咏梅转写赏梅之人。“道人”是作者的自称，意为学道之人。“憔悴”和“闷”、“愁”，讲李清照的外貌与内心情状，“春窗”和“阑干”交代客观环境，表明她当时困顿窗下，愁闷煞人，连阑干都懒得去倚。这是一幅名门闺妇的春愁图。
不写梅花的盛开，却由含苞直跳到将败，这是咏梅的奇笔，写赏梅却先道自己的憔悴和愁闷，这是赏梅之妙想。反映了她自己“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清平乐·年年雪里》）的心态。此词盖作于晚年流落江南之后反常写法恰好能传达出当时正常的心态。虽然心境不佳，但梅花还是要赏的，所以“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休”字这里是语助词，含罢、了的意思。这是作者心中的话：想要来饮酒赏梅的话便来罢，等到明天说不定要起风了呢！此句隐含着莫错过大好时机且举杯遣怀的意味。
易安词是咏物抒情诗中的上品，这首咏梅诗尽得梅花之诗，也尽似词人之情，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