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在豪放以外，也显婉约含羞，《蝶恋花》词中即写闺怨女子，缠绵动人。这首词以种种柔美的意象，塑造出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春少女形象；以春意阑珊的景象，烘托出少女伤春的复杂心绪。
上阕由写景过渡到写人。全词以哀景引入，“懒、慵”乃倦怠样，“蝶、莺”本为无情动物，词人却以主观情感灌入，描画了两物的慵懒散漫。后以“花落狂风”承接，更于慵懒外平添萧瑟，“残”为花落凌乱之形，暗含残败颓靡；“满”字作结，残红遍地，满布小院的情状即刻呈现眼前。全词前三句写景，由蝴蝶、黄莺的慵懒，转入花落残红的寂寥，为下文写人作铺垫，奠定了哀怨凄楚的氛围。面对这“风雨送春归”、“无计留春住”的情景，心事重重的少女，不免触目伤情，倍添寂寥之感。
“午醉未醒红日晚，黄昏帘幕无人卷”，这两句由景及人，主人公午醉未醒，红日已晚，黄昏及至，帘幕低垂。此乃日落黄昏时分，抒情主人公应为一名女子，睡眼惺忪之时，天已慢慢暗沉下来，“帘幕无人卷”从侧面写出女子慵懒倦怠之象。景中含情，人中显意，全词上阕由景及人，细致描摹出一幅残败寂寥的少女闺怨图，色调浓郁低沉。
下阕直入，展开对人物外表与内心的描写，细腻地展现出主人公独居闺房之中的情形。“云鬓箭松眉黛浅”，首句以形写神，写因伤春而懒于梳洗，以下承上刻画愁思之重。鬓发散乱，眉间黛墨浅淡，不饰打扮、素面朝天的女子形象显露无疑。这个女子之所以不修边幅，乃是“愁”字作祟，无尽愁怨，无处倾诉。“总”是起领，将女子悠悠“愁媒”一语道尽，见景思愁，见人思愁，万事万物在女子眼中“总是愁媒”。而这愁却无人可排遣，“欲诉”写尽女子渴望倾诉、渴望排遣的心理，但是“谁消遣”的疑问却暗含“无人消遣”的答案，五字将少女悲凉沉重的心情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凄楚难耐。
“未信此情难系绊，杨花犹有东风管”一句，以否定词“未信”领起，虽明言“未信”，却隐隐传递出“信”意，女子的孤单寂寞在这断言般的词句中传达而出。随后女子自比杨花，“杨花犹有东风管”，杨花似花非花，在花中身价不高，且随风飘荡，有似薄命红颜，一无依托。这里即景取喻，自比杨花，悲凉之情以旷语出之，愈觉凄恻动人。女人以花喻人，命薄如杨花，将其女子无所依傍、“难系绊”的深情道出。
词的结尾耐人寻味，创造出新意境，写出了少女的消极伤感与天真大胆交织的矛盾心理，显得不同凡响，别具一格。全词以种种柔美的意象，塑造出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春少女形象；以春意阑珊的景象，烘托出少女伤春的复杂心绪，表达对妻子的怀念。
此诗前二章以鸳鸯起兴，后二章以马起兴。鸳鸯是成双成对的鸟，马和亲迎之礼有关，故可以认为这是一首同婚姻有关的诗歌。前二章赞美男女双方才貌匹配，爱情忠贞；后二章祝福其生活富足美满。
此诗一、二章以鸳鸯匹鸟兴夫妇爱慕之情。两章描绘了一对五彩缤纷的鸳鸯，拍动着羽毛绚丽的翅膀，双双飞翔在辽阔的天空，雌雄相伴，两情相依，情有独钟，心有所许，多么美妙的时刻，多么美好的图画！在遭到捕猎的危险时刻，仍然成双成对，忠贞不渝，并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从同甘到共苦两种境遇的转变，进一步展现了鸳鸯高洁的品格，挖掘了鸳鸯的典型的独特的禀性，较好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为后面对人物的抒写做了充分的准备。在第二章中，诗人抓住鸳鸯小憩时的一个细节，描摹入微，观察至细。在芳草萋萋的小坝上，一对鸳鸯相依相偎，红艳的嘴巴插入左边的翅膀，闭目养神，恬静悠闲，如一幅明丽淡雅的江南水墨风景图，满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深深眷恋与无限追求。这二章一动一静，描摹毕肖，既是对今后婚姻生活的象征性写照，也是对婚姻的主观要求和美好希望。生活之中，欢乐与痛苦必然并存，既有甜蜜的欣悦，也有凄苦的哀愁，但只要双方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苦乐之中就都有幸福在，即无所畏惧。诗人以鸳鸯比喻夫妻，贴切自然，易于引起欣赏者的共鸣，其形象逐渐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原型，为后世所普遍接受。
诗的第三、四章以摧秣乘马，兴结婚亲迎之礼，充满了对婚后生活的美好憧憬。抓住迎亲所用的厩中肥马这一典型细节，引发人对婚礼情景的丰富联想：隆重、热烈、喜庆；并且厩有肥马也反映着生活的富足。这都含蓄地暗示了婚姻美好的客观条件：男女般配，郎才女貌，感情专一，家产丰裕；反映了诗人的婚姻价值观念，也是对理想人生、美好人生的由衷礼赞。
此诗八章，每四句为一章。第一章以菅草和白茅相束起兴，映射夫妇之间相亲相爱正是人间常理。其中的菅草白华和茅草之白有象征纯洁与和谐的爱情意义，与《召南·野有死麕》中的“白茅包之”“白茅纯束”相参证，可见“白茅”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本来常理不言自明，可是这里偏偏是“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一正一反，奠定全诗凄婉哀伤的悲剧基调。
第二章以白云普降甘露滋润那些菅草和茅草，反兴丈夫违背常理，不能与妻子休戚与共。虽然从字面上看是白云甘露对菅草茅草的滋润与命运之神对被弃女主人公的不公平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和映射关系，但实际上看似怨天实为尤人，矛头所向实际是这不遵天理的负心丈夫。
诗的第三章以北流的滮池灌溉稻田，反向对应无情丈夫对妻子的薄情寡义。此章虽然在起兴方法上与前两章一样，以物喻人，以天道常理反兴人情乖戾，故郑笺解释曰：“池水之泽，浸润稻田使之生殖，喻王无恩于申后，滮池之不如也。”但是紧接着长歌当哭的女主人公话锋一转，由“之子”转向“硕人”。关于“硕人”，前人如孔颖达疏引王肃、孙毓说，以为硕人指申后，朱熹《诗集传》以为硕人指幽王。揆诸原诗，以下提及硕人的两章都以物不得其所为喻，暗指人所处位置不当。郑玄笺解“硕人”为“妖大之人，谓褒姒”，与诗意合。话锋既转，下一章的感叹就显得自然而贴切了。
第四章承前三章反兴之意，以桑薪不得其用，兴女主人公美德不被丈夫欣赏，反遭遗弃的命运。与自身命运相反，“维彼硕人”，想起那个“妖大之人”却媚惑丈夫取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切实在是煎熬人心的事情。
第五章以钟声闻于外，兴申后被废之事必然国人皆知。俗语“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之谓也。自己已经被废，心却念念不忘，于是有了“念子懆懆”的弃妇；既已弃之，必先厌之，于是有了“视我迈迈”的无情丈夫。对比中弃妇的善良和顺、丈夫的轻薄无情显得更为鲜明。
第六章诗意与第四章相近，以鹤鹙失所兴后妾易位。同时鹤的洁白柔顺和鹙的贪婪险恶与申后和褒姒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妖大之人”的媚惑实在是女主人公被弃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她一次次地“维彼硕人，实劳我心”，想起那个妖冶之人就不能不心情沉痛了。
第七章以总是偶居不离的鸳鸯相亲相爱，适得其所，反兴无情无德的丈夫不能与自己白头偕老的悖德举动。这一章要与第四、五、六章连起来读才会更深一层地理解弃妇的怨恨。她实际上是在说：虽然那个妖冶的女人很有诱惑力，如果做丈夫的考虑天理人情而不是“二三其德”，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诗最后一章以扁石被踩的低下地位兴申后被黜之后的悲苦命运。被遗弃的妇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之子之远，俾我疧兮”。面对茫然不知的前途，必然忧思成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的首章以咏叹始，三句以“兮”煞尾，末章以咏叹终，亦以“兮”字结句。中间各章语气急促，大有将心中苦痛一口气宣泄干净的气势。缓急之间，颇有章法，诵读之时有余音绕梁之感。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
作为咏物诗，若只是事物的机械实录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
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石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石。加“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似乎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视若等闲。第三句“粉骨碎身浑不怕”。“粉身碎骨”极形象地写出将石灰石烧成石灰粉，而“全不怕”三字又使我们联想到其中可能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至于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作者在直抒情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
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明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明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