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五。下面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术研究带头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汉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马君骅对此诗的赏析。
骆谷在陕西周至西南,谷长四百余里,为关中通汉中的交通孔道,是一处军事要隘。诗人晚望于此,有感而吟此诗。此为缘景遣怀诗。这类诗率多景为宾,情为主,以景起兴,以情结景,它借助眼前实景,抒发内心幽情,越突出景物的瑰丽,越反衬心情的凄婉,细读自见堂奥。
“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家一望时。”川,平川。“秦川”,指秦岭以北古秦地,即今陕西中部,渭水流域大平原。诗人登上骆谷,晚霞似锦,残阳如血,远岭近峦,浓妆淡抹,眼前展现一幅锦山绣水的美丽画面。“如画”二字把莽莽苍苍的辽阔秦川描绘得斜阳掩映,沃野千里,平畴闪光,丛林生辉。这是广袤的大景。“如丝”二字又把浩浩滔滔的东流渭水状写得长河落日,浮光耀金,万丈白练,飘浮三秦。这是绵长的远景。大景与远景交错,山光与水色竞美,蔚为壮观。然而这些美景都是诗人站在骆谷“一望”中摄取的,又是在辞帝京、返故里的背景下“一望”见到的,句中特着“去国还家”四字,隐隐透露了诗人是失官还乡,因而被壮丽河山所激发的豪情,一刹那间又被愁怀淹没了。下两句便将此情毫不掩饰地抒写出来。
“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是说王孙出游,乐而忘返,辜负了家乡的韶华美景。韩琮反其意而用之,借“公子王孙”来指代宦游人,实即自指,说自己这次“去国还乡”还不如“莫来好”。对于遭逐沦落的诗人,这种心境是可以理解的。《汉乐府·陇头歌》之二所写“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正可移来为韩琮写照。韩琮的诗情正是由此歌生发。他虽面临如画如丝的秦川渭水,心里只觉得“岭花多是断肠枝”了。据历史记载,韩琮被石载顺驱逐之后,唐宣宗不但不派兵增援,支持韩琮消灭叛将,反而另派右金吾将军蔡袭代韩为湖南观察使,把韩琮这个逐臣抛弃了,不能不倍增其断肠之慨。
“莫来好”是与“断肠枝”相因果的。本来“岭花”并无所谓“断肠枝”,只因作者成为断肠人,“岭花”才幻成了“断肠枝”。断肠人对断肠枝,自然不如莫来好了。
全诗二十八字,并无惊人警语,而自有一种形象意蕴,令人回肠荡气,原因在诗家惯用的以乐景写哀的对比反衬手法,在这里得到了长足的发挥。起句写美景,景美得扑人眉宇;收句写愁肠,肠愁得寸寸欲断。同一诗境,效果迥异,令人读来自入彀中。试一口诵心维,景乎,情乎,乐乎,悲乎,似都浑然莫辨了。其点化契机,仍然是“莫来好”三字所导入的一种闲愁美,哀伤美。乐景固然给人以美感,哀景同样给人以美感。在特定诗境下,先乐后哀,乐中生悲,会更使诗味浓郁,咀嚼甜美。此诗得之。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与《颂》诗中的大多数篇章不同,《那》主要表现的是祭祀祖先时的音乐舞蹈活动,以乐舞的盛大来表示对先祖的尊崇,以此求取祖先之神的庇护佑助。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那》祀成汤,按此为祭祀用乐之始。”先秦诗史,基本上是音乐文学史,而今天从音乐文学史的研究角度看,可以说《那》具有比其他《诗经》作品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此诗不但本身就是配合乐舞的歌辞,而且其文字内容恰恰又是描写这些乐舞情景的。诗中所叙述的作为祭祀仪式的乐舞,按照先奏鼓乐,再奏管乐,再击磬节乐,再钟鼓齐鸣,高唱颂歌跳起万舞这样的顺序进行;最后,主祭者献祭而礼成。按《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诰告于天地之间也。”此诗的描写,与《礼记》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诗首句便用两嗟叹之词,下文又有相当多的描绘乐声的叠字词“简简”、“渊渊”、“嘒嘒”、“穆穆”,加上作用类似叠字词的其他几个形容词“有斁”、“有奕”、“有恪”,使其在语言音节上也很有乐感,这当是此篇成功的关键。虽然它不像后世的诗歌在起承转合的内部结构上那么讲究安排照应,但是其一气浑成的体势,仍使它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孙鑛说:“商尚质,然构文却工甚,如此篇何等工妙!其工处正如大辂。”(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所谓的“工妙”,读者应当从诗的整体上去理解,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其艺术性;所谓“大辂”,应是一辆完整的车子,而不是零碎的一辕一轴。
六经皆史,从以诗证史的视角说,此诗是研究音乐舞蹈史的好资料。诗中出现的乐器有四种:衎鼓、管、磬、镛,分属中国古代乐器八音分类法的革、竹、石、金四大类,出现的舞蹈有一种:万舞。《诗经》各篇对鼓声的摹仿是极其生动的,可以使读者从中初步领略原始音乐的力度、节奏和音色。如《小雅·伐木》的“坎坎鼓我”,《小雅·鼓钟》的“鼓钟将将”、“鼓钟喈喈”,《大雅·灵台》的“鼍鼓逢逢”,《周颂·执竞》的“钟鼓喤喤”,《周颂·有駜》的“鼓咽咽”,此篇的“奏鼓简简”、“衎鼓渊渊”,这些摹声的双音叠字词,前一字发重音,后一字读轻声,通过强——弱次序体现了鼓声的力度,又通过乐音时值的组织体现了长短的节奏。从传世实物和考古发掘看,鼓有铜面和兽皮面两大种类,“逢逢”、“简简”、“渊渊”应是对兽皮鼓声的摹仿,“将将”、“喈喈”、“喤喤”则应是对金属鼓声或钟鼓合声的摹仿,它们形象地再现了或深沉或明亮的不同音色。从这一点上说,《诗经》中描绘乐声的叠字词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类描写的滥觞。《那》一诗中所用之鼓为衎鼓,据文献记载,衎鼓有两种类型,一种大型的竖立设置,名为楹或立鼓;一种小型的类似今日之拨浪鼓,较晚起。《那》中之衎鼓当为立鼓,按《释名·释乐器》云:“衎,导也,所以导乐作也。”可知其作用是在祭祀歌舞开始时兴乐起舞。而祭祀时跳的万舞,又见于《邶风·简兮》、《鲁颂·閟宫》。从《简兮)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万舞包括武舞(男舞)和文舞(女舞)两部分,男舞者孔武有力,手执驭马的绳索,女舞者容光焕发,手执排箫和雉鸟羽翎。笔者以为万舞是一种具有生殖崇拜内涵的舞蹈。按“万(万)”与“虿”字相通,《说文解字》释“虿”为毒虫,又称“蚳”,是一种有毒的蛙,则“万舞”一名当关联于蛙的崇拜。而据现代学者研究,蛙在上古信仰中是孕育和繁殖力的象征。此诗所描写的万舞是在鼓声中进行的,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鼓上铸的正是青蛙的形象,这些塑像常呈雌雄交媾状或母蛙负子状以表现生殖崇拜内涵,并且《简兮》所描述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的万舞形象也常见于铜鼓腰部的界格上,这些都是万舞的原始信仰意义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