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汉江》诗意在写思乡情切,真实地刻画了诗人久别还乡,即将到家时的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语极浅近,意颇深邃;描摹心理,熨贴入微;不矫揉造作,自然至美。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诗人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此诗人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两句描写诗人逃归途中的心理变化。“近乡”交代诗人因长期不知家人消息而逃离贬地,走近家乡。所谓“情更怯”,即愈接近故乡,离家人愈近,担忧也愈厉害,简直变成了一种害怕,怕到“不敢问来人”。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诗人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诗人贬居岭外,又长期没有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家人由于诗人的牵累而遭到不幸。“音书断”“复历春”这种思念随着担心同时的到来,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里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情更怯”与“不敢问”更能体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愈接近重逢,诗人便会愈发忧虑,发展到极端,这种忧虑就会变成一种恐惧、战栗,使之不敢面对现实。
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结在一起。这首诗便是一例。
此诗不仅有巧妙的抒情艺术,而且有更深刻的体会。作者用逐层递进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读者却必需经过一番认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达到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
此诗只用七句话,简洁地叙述了周初三王对周王朝作出的贡献,重点称赞了周成王为完成先王事业所作的努力。全诗七句中有五句赞美成王,只有开头一句涉及天,表现了周人敬天的同时,更重视人为的努力。
此诗开头,祭成王不从祭主入手,却上溯到文、武二王,再追溯到昊天,似乎有些离题。其实这并不难解释,成王受命于文、武二王,文、武二王又受命于天,所以从天入手,以示成王与文、武二王一脉相承,得天之真命。首二句是全诗的引子,其作用犹如赋比兴中的兴,后五句才是全诗的主体。成王是西周第二代天子,声望仅次于文、武二王,与其子康王齐名,史称“成康之治”。《史记·周本纪》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天下之所以安宁,是因为“成王不敢康”,此与《离骚》所说的“夏康娱以自纵”正相对照。“夙夜基命宥密”伸足“不敢康”之意,一正一反,相得益彰。按此句最难理解。《礼记·孔子闲居》有:“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郑玄注:“其,读为基。基,谋也。密,静也。言君夙夜谋为政教以安民,则民乐之。”陈子展《诗经直解》谓“此句旧解唯此郑注较为明确”;《尔雅·释诂》亦曰:“基,谋也。”正与郑注同义。第五句的“缉熙”是连绵词,不应分解,《大雅·文王》有“於缉熙敬止”,《周颂·维清》有“维清缉熙”,《周颂·载见》有“俾缉熙于纯嘏”,都作光明解,兹亦依之。最后一句的“其”等于“之”,“肆其靖之”等于“肆之靖之”,也就是“巩固它安定它”的意思。文王、武王开创的周朝在成王时得以巩固、安定、这就是祭主一生的功绩。
这首词写女子相思难眠。开头两句写明主人公髻偏、钗垂,无力凭枕的情思。已暗示了她心思重重。“翡翠”二句是写女子在漏长更深、月落屏暗之时,整夜辗转难眠的苦况。最后两句,说出事由。“说尽”二字,直贯而下,谓其恋恋不忘,两心至死不渝。
词的风格表现为清丽疏淡,是民间词的拟作,写的是闺情,以女子口吻出之,情感显得十分真挚。神韵格调迫近民歌,感情热烈、真挚,率真抒情,很明显受到民间作品的影响,像元人散曲。
韦庄所作《思帝乡》共2首,在体式上略有变化,所写内容则大致相近,前一首词咏闺情,抒写相思的情怀,表达对爱情的追求;开头四句,描写女主人公的妆饰与情态:髻坠,钗垂,困乏无力,倚枕而卧,暗示出人物的孤寂与慵懒;“翡翠”二句,着意渲染长夜寂寂的环境气氛,用以衬托人物辗转不眠整夜;末尾两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执著追求。
此词写闺妇相思愁情,词中写女子孤寂无奈情态形象鲜明,环境描写烘托了气氛。
俞陛云《五代词选释》:“调寄《思帝乡》,当是思唐之作,而托为绮词。身既相蜀,焉能求谅于故君?结句言此心终不忘唐,犹李陵降胡,未能忘汉也。”认为此词是以绮词表象掩盖的思唐之作的这种托寓说法,固然有穿凿附会的嫌疑,但由此也可以看出韦庄此词抒情真切的特征。
这是写诗人初秋夜晚的一段愁思。
首联写愁思产生的环境。访客已经离去,池水涨平了栏槛,知了停止噪鸣,清露挂满树枝,好一幅水亭秋夜的清凉图景!但是,诗句的胜处不光在于写景真切,它还细致地传达出诗人心理感受的微妙变化。如“客去”与“波平槛”,本来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为什么要连在一起叙述呢?细细推敲,大有道理。大凡人在热闹之中,是不会去注意夜晚池塘涨水这类细节的。只有当客人告退、孤身独坐时,才会突然发现:哟,怎么不知不觉间面前的水波已涨得这么高了!同样,鸣蝉与滴露也是生活里的常事,也只有在陡然清静下来心绪无聊时,才会觉察到现象的变化。所以,这联写景实际上反映了诗人由闹至静后的特殊心境,为引起愁思作了铺垫。
第二联开始,诗人的笔触由“凉”转入“思”。永怀,即长想。此节,此刻。移时,历时、经时。诗人的身影久久倚立在水亭栏柱之间,他凝神长想,思潮起伏。读者虽还不知道他想的什么,但已经感染到那种愁思绵绵的悲凉情味。
诗篇后半进入所思的内容。北斗星,因为它屹立天极,众星围绕转动,古人常用来比喻君主,这里指皇帝驻居的京城长安。怀春,即怀年,两年。南陵,今安徽繁昌县,唐时属宣州。寓,托。两句意思是:离开长安已有两个年头,滞留远方未归;而托去南陵传信的使者,又迟迟不带回期待的消息。处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无怪乎诗人要产生被弃置天涯、零丁无告的感觉,屡屡借梦境占卜吉凶,甚至猜疑所联系的对方有了新结识的朋友而不念旧交了。由于写作背景难以考定,诗中所叙情事不很了了。但我们知道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在朝只做过短短两任小官,其余时间都漂泊异乡,寄人幕下。这首诗大约写在又一次飘零途中,缅怀长安而不得归,寻找新的出路又没有结果,素抱难展,托身无地,只有归结于悲愁抑郁的情思。“凉思”一题,语意双关:既指“思”由“凉”生,也意味着思绪悲凉。按照这样的理解,“凉”和“思”又是通篇融贯为一体的。
此诗抒情采用直写胸臆的方式,不象作者一般诗作那样婉曲见意,但倾吐胸怀仍有宛转含蓄之处,并非一泻无余。语言风格疏郎清淡,不假雕饰,也有别于李商隐一贯的精工典丽的作风,正适合于表现那种凄冷萧瑟的情怀。大作家善于随物赋形,不受一种固定风格的拘限,于此可见一斑。
中唐宰相权德舆有诗《八月十五日夜瑶台寺对月绝句》:“嬴女乘鸾已上天,仁祠空在鼎湖边。凉风遥夜清秋半,一望金波照粉田。”据宋·宋敏求《长安志图》所绘的唐太宗昭陵图,在陵域范围之内,有“瑶台寺”、“广济寺”、“澄心寺”、“百城寺”、“舍卫寺”、“升平寺”、“证圣寺”、“宝国寺”等。又据《金石萃编》记载:“瑶台寺,则《昭陵图》有之,在昭陵之西、澄心寺之南也。”据今考古,瑶台寺在昭陵西南十八里处。此诗当是权德舆于昭陵所写。查其诗中之意,则与某位公主有关。
“嬴女乘鸾已上天”。“赢女”,指秦穆公之女弄玉。萧史教弄玉吹箫引凤,后来二人乘凤鸟而去。此句以弄玉成仙比喻公主去世。
“仁祠空在鼎湖边”。“仁祠”,明·杨慎《艺林伐山·仙陀》:“佛寺曰仙陀,又曰仁祠。”在此当指瑶台寺。“鼎湖”,本为古代传说黄帝乘龙升天处,后借指帝王。如清·吴伟业《圆圆曲》“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此句指公主死后,空留下瑶台寺在唐太宗的昭陵旁边。
“凉风遥夜清秋半”。此句扣题,点明写诗之时是凉风习习的八月十五日月夜。
“一望金波照粉田”。“金波”,月光。“粉田”,脂粉田,即公主的汤沐邑。此句再次点明季节,及瑶台寺与公主的关系。
全诗大意:公主不幸去世了,只留下瑶台寺还在昭陵旁边。今天晚上正值凉风习习的八月十五日清秋月夜,明亮的月光照着这座用公主的汤沐所得造的寺庙
那么,此诗中提到的公主是谁呢?
此诗既然写于昭陵,则公主当是唐太宗的姐妹或者女儿。查《新唐书·公主传》,唐太宗的姐妹与女儿中,葬地与佛寺有关者有二:一、比景公主,始封巴陵……显庆中追赠,立庙于墓,四时祭以少牢。二、晋阳公主……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又据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三》:“第五百九十三,《唐瑶台寺碑》:许敬宗撰,诸葛思祯正书。贞观十八年。”则至迟到贞观十八年,瑶台寺就已经存在,则此庙与比景公主无关。再据《新唐书·公主传》,“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与“粉田”之意正合,则晋阳公主的葬地极可能就在瑶台寺附近。
当然,瑶台寺在昭陵西南十八里,算是很外围了,比起同母姐妹们,离昭陵主峰似乎太远,不符合晋阳的身份。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当时认为女子未及笄而亡的有戾气,不能葬在家族墓地,只能葬在佛寺中,用佛法化解戾气。所以二凤在昭陵边修佛寺,并且把小犀牛葬在那里,其实已经是在打擦边球,没办法再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