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以表现征戍生活的艰险和将士思乡的哀怨为多。即使一些著名的豪唱,也不免夹杂危苦之词或悲凉的情绪。但读到李益这篇塞上之作,感觉便很不同,一下子就会被那天地空阔、人欢马叫的壮丽图景吸引住。它在表现将士生活的满怀豪情和反映西北风光的壮丽动人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诗句中的“蕃州”乃泛指西北边地(唐时另有蕃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县西,与黄河不属),“蕃州部落”则指驻守在黄河河套(“黄河曲”)一带的边防部队。军中将士过着“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又被磨炼得十分坚强骁勇。首句只夸他们“能结束”,即善于戎装打扮。作者通过对将士们英姿飒爽的外形描写,示意读者其善战已不言而喻,所以下句写“驰猎”,不复言“能”而读者自可神会了。
军中驰猎,不比王公们佚游田乐,乃是一种常规的军事训练。健儿们乐此不疲,早晚都在操练,作好随时迎敌的准备。正是“为报如今都护雄,匈奴且莫下云中”(同组诗其四)。“朝暮驰猎黄河曲”的行动,表现出健儿们慷慨激昂、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决胜信念,句中饱含作者对他们的赞美。这两句着重刻画人物和人物的精神风貌,后两句则展现人物活动的辽阔背景。西北高原的景色是这样壮丽:天高云淡,大雁群飞,歌声飘荡在广袤的原野上,马群在绿草地撒欢奔跑,是一片生气蓬勃的气象。
征人们唱的“燕歌”,有人说就是《燕歌行》的曲调。目送远去的飞雁,歌声里诚然有北国战士对家乡的深切怀念。然而,飞鸿望断而“燕歌未断”,这开怀放歌中,也未尝不包含歌唱者对边地的热爱和自豪情怀。如果说这一点在三句中表现尚不明显,那么读末句就毫无疑义了。
“牧马群嘶边草绿”。在赞美西北边地景色的诗句中,它几乎可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奇句媲美。“风吹草低”句是写高原秋色,所以更见苍凉;而“牧马群嘶”句是写高原之春,所以有油然生意。“绿”字下得绝佳。
因三、四对结,上曰“塞鸿飞”,下对以“边草绿”,可见“绿”字是动词化了。它不尽然是一片绿油油的草色,而且写出了“离离原上草”由枯转荣的变化,暗示春天不知不觉又回到草原上。这与后来脍炙人口的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都以用“绿”字见胜。在江南,春回大地,是啼鸟唤来的。而塞北的春天,则由马群的欢嘶来迎接。“边草绿”与“牧马群嘶”连文,意味尤长;似乎由于马嘶,边草才绿得更为可爱。诗所表现的壮美豪情是十分可贵的。
“荆蛮”四句写诗人久客荆州的苦闷和日暮乘船泛江时所引起的思乡之情。起句自问,喷射出强烈的感情,直抒久留荆州的怨愤。为销愁乘船泛江散心,不想销愁愁更愁。江上日落余辉,并船逆流而上,引起诗人思乡怀归的无限忧愁。“愁”字虚笼全篇,诗篇始终处于这悲愁的氛围之中。
“山冈”以下八句写日暮时的自然景色,抒发诗人思归的凄苦之情。诗人摄下了落日西沉时大自然姿态的倏忽变化:山脊之上犹存夕阳余辉,山谷本来就很阴暗,天将晚则更显得阴暗幽深。起两句写了山色秀拔,给人以清新之感;又因日将西落,山谷愈暗,造成了一种凄清气氛。“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这两句取《楚辞·哀郢》“鸟飞还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之意。日暮时刻,狐狸归穴,鸟下窠巢。狐狸和飞鸟尚且思归自己的穴巢,何况于人。“流波激情响,猴猿临岸吟。”湍急的江流声浪激越,山上的猴猿在岸边凄厉嘶叫,气氛越发凄凉。“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迅疾的江风吹动着衣袖,阴凉的露水沾湿衣裳。诗句点明秋季。秋风萧瑟迅猛,白露阴寒湿衣,气氛更为阴冷。以上八句诗人用寒秋日暮、荒江的寂寞、凄凉的景色,来映衬自己内心思乡念归的悲凄。情动于中而发于景,景见真情而感人。对仗优美,音韵和谐,节奏感强烈,读来十分流畅。这样的例子古诗里固然少见,在建安诗里也是极少的。它已经突破了汉诗古朴浑厚的风格,下开两晋南朝风气了。
“独夜”以下六句,由写景转入集中抒情,写诗人夜不能眠忧思难忍的情状。“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羁旅之客难以返归,愁思不绝,夜不能眠。由“不能寐”而“摄衣起抚琴”,暗示着一种烦忧的过程。接下两句,诗人以拟人手法赋物以人的情感,借以衬托、强化思归感伤之情。琴也通晓人的心情,为诗人的不幸而哀鸣。这“悲音”体现了诗人无处寄托又无从宣泄的哀愁。通过物之情表现人之情,这是传统诗歌中常用而又精巧的描写手法。最后两句悲愤低沉,哀怨不绝。寄居他乡永无尽头,沉重忧伤难以承担。这悲愤的结句同扣篇首诗句,哀怨之情直露,毫不掩饰愁思深重的离人形象,令人黯然神伤。
王粲久留荆州,不得舒展大志,此时此地,他忧多、愁多、愤懑多。这首诗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情,也是诗人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个人抱负无从施展的忧愤心情的流泻。诗中具有相当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增添了抒写思归之情的浓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