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铭文。描绘了至仁山中的一派深秋景色。文章开篇两句从山水落笔,写出山水的超凡脱俗;三四两句是仰望,写山峦之上飘浮的祥云,并熔铸进丰富的想象,突出山幽水静;接下去点明时序是秋季;然后笔锋一转,写山中的建筑和陈设和宅旁的花木;结尾两句抒发了作者“仁者爱山、智者乐水”的心境,点明作铭的主旨。此铭融情入景,虚实结合;音韵谐美;用典多而通达,深而雅妍。
前四句写至仁山的峰、水、云、人,笔墨似实而虚,有意借助古代神话传说,渲染飘缈仙气,将山神圣化。横峰如鹤岭,有仙人驾鹤飞掠;激水似龙津,多群鱼逆流腾跃;山上瑞云缭绕,有仙童出现,可访求飞升仙丹,是一座神异之山,令人神思飞越,遐想联翩。继而笔锋一转,改用实笔描写山舍景观:远而望之,睹“飞檐枕岭”之雄姿;近而察之,悟“壁绕藤苗”之生气;自屋向外看,得“窗衔竹影”之幽趣;还能饮菊延年益寿,观桐玄思人生,赏心悦目,美不胜收。以上句句含景,如诗如画,将至仁山风光形容得出神入化,清绮无伦。最后顺势画龙点睛,濡毫点出山居的最高心得,亦即此铭的玄妙旨趣:“仁者可乐,将由爱静。”唯此山为静境,且惟仁者方知此静山之可乐也。
此铭融情入景,写景如画,表现出作者对自然美体察入微的观察力和点染神化的表现力。章法上,虚笔与实笔相辅相成,景语与情语相得益彰,尤堪玩味。
这是一首歌颂大丈夫从军赴边、生死搏战、凯旋受赏的诗。全诗表现出主人公从戎报国、立功边域的远大理想,赞扬了他的英雄豪迈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精神。整首诗语言明快、格调高昂、气势磅礴、意蕴深长。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开篇二句,诗人就将一个装配齐备,身跨战马,奔腾如飞的勇士形象突兀地推到读者面前,使诗歌一开始就具有挟天风海雨而来之势,显得奇警迅猛。此诗起调显然受到曹植《白马篇》的影响,但不同的是《白马篇》在“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突起之后,却以慢笔插入“借问谁家子”以下大段铺陈,写“游侠儿”的生平和高强武艺。高适却将这些一概摒弃,快人快语,一腔豪气,一泻到底。所以,三、四句再从“天子怒”“将军雄”两方面予以渲染。这样,勇士的赴敌就更理直气壮。再加上“将军”的雄武,愈发增加了胜利的信心、立功的热望。开始四句,痛快豪壮,层层蓄势,已将勇士的形象渲染得气势如虹,这样就使下文“快战”场面的出现水到渠成。
“万鼓凭殷地”以下八句,将主人公赴敌过程的细节一概删掉,直写战阵的壮阔。同时加以生动的夸张和想象,突出大战的激烈和唐军的英勇。万鼓齐鸣,犹如惊凭震天动地;千军万马,红旗飞扬,恰似烈火借助风威。战士们精诚贯日月,使其留驻空中;“阵云”冲山岳,群峰为之晃动。这样神勇的军队,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呢?文势至此高潮,陡然收住,如截奔马,使之折入对主人公心胸的袒露,与起首相呼应。
一般说来,在文势的高潮突转,比较难以为继,它必将聚集起更大的力量,才能再掀波澜,否则就有龙头蛇尾之弊。不过这种担心对高适来说显然是多余的。他的万斛豪情,不如此就不能尽情发泄,故自“万里不惜死”以下八句,感情突破陡煞的闸门,冲天而起,再奋逸响。因为直接参战的主人公,他的理想就是到金戈铁马的战场上去搏击,是以“万里不惜死”的无畏追求而得到“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的最高奖赏。因此,他被这撼天动地的战斗场面鼓舞,为自已能建功立业、凯旋受赏而欣喜若狂。自然,对于皓首穷经、老于牖下的平庸书生生活,他是不屑一顾的,因而以“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这样的英雄豪语,把主人公安边定远的壮志、豪宕不羁的精神,如狂飙勃发般地倾泻出来。
高适喜欢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来抒情,以饱含着强烈感情的语言,率直地表现诗人的深刻感受。诗中汹涌奔腾的感情,既峰峦迭起,又一气贯注,感情的洪流愈泻愈强,毫无衰减,如骏马注坡,不可羁勒。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这首诗开门便见山,以四句来状写山峰之高与它的天长地久。诗人说,金山远在那烟波弥漫的大江之中,它直插云霄,又值秋凉(下有“八月”之句为证),因此,山峰上早已是雪崖冰柱的世界了,仙宫便飘浮在其间。诗人又说,金山由天地(乾坤)扶持,历经古今,岿然不变;而日月又仿佛悬在它高高峰顶的东西两边,朝夕照耀、千古相伴。一开始,就为金山抹上了一层神异的色彩,从而为全诗奠定了雄壮的基调。
接下四句,诗人便写自己去登临金山,“搜索异境”。灵槎,即指浮槎,为了进一步加浓神话色彩,故换“浮”为“灵”。诗人夸说自己行程:我便乘着灵槎出尘世到金山仙境去,要在那仙山琼阁中探奇访胜,窥看造物主的神奇功绩。说话之间,他已登上了久已向往的金山,送目纵观,便一下惊诧于眼前天造地设的异境,连连抚膺长叹。他的思绪此时也随着多变的景物而快速运转,脑际一一闪过想象之中的四季风光,又叹道:是何等雄奇。
下面八句,诗人挥动如椽之笔,描画了金山秋日异景。其时已是傍晚,诗人留宿在金山寺内的仙阁中。趁着夜幕尚未完全降临之际,他赶紧凭窗,再次饱看奇景。刚一卷起帘子,便看见北斗七星像个勺子,闪闪发亮,挂在阁前。俯视大江,只见江中恰有一条世所罕见的大鲸,它乘风驾浪,扬起的浪花直吹长空。江上波涛汹涌,被摧毁的船只、断裂的堤岸,难以计数。此时,水天已连成一片,一条蛟龙正在兴云作雾,腾挪太空,但阵阵霹雳,又往往把它搥得无处躲藏,景象煞是奇险,不一会儿,又风平浪静了。八月的寒蟾(活泼泼地跳荡在瑶海之中,天上月,水中月,上下遥遥相对。蔚蓝的天空,这时也像是一面平滑的青铜镜,高悬在天上,倒映在水中,秋月的光辉就上上下下、一刻不停地磨着这两面镜子,把它们磨得纤尘不染。正在这时候,诗人看见一群小鸟儿,飞到了青铜镜似的蓝天之上,它们拼命鼓翅飞啊飞啊,可总也飞不出这苍茫的暮天;隐隐约约,突然又传来渔舟唱晚的歌声,悠扬动听,别有风味。然而一阵从芦花里吹来的清风,又忽然刮断了歌声,让他感到十分遗憾。这八句,诗人通过丰富瑰丽的想象,夸张多变的手法,把这神化了的金山风光,写得绚丽多彩,气象万千,宛然如在人目前,其中“鸟飞”二句,据《王直方诗话》说,还大为王安石称赏。
“蓬莱”四句,写诗人的思绪由金山想象到蓬莱。诗人既惊喜于金山的无限风光,便由此及彼,想象到久闻其名而至今尚未涉足的蓬莱,它与金山,一为海上神山,一为江中神山,那么,景象的雄伟、景致的奇绝,蓬莱该也是与金山相似的了。像眼前金山,潮生、潮落,各有一番景致;夜还晓,晓还夜,“朝辉夕阴,气象万千”,景物与时间、季候运会,则景色的变化,无人能够看尽。他想蓬莱仙境也是这样。
最后四句,写诗人想安身金山的念头,而又以思归作结。仙山美景是如此令人陶醉,诗人心中升起一个强烈愿望:人生百年,形影不过是世间一过客,不必徒然熬苦自己。我干脆就在此地安身立命。正在如此打算,却不料“白云南来”。故此时南来白云进入了这位正在长望中的诗人的视野,便使他情不自禁地思念起父母双亲来,而“又起归兴随征鸿”,决定还是返回人间了。
这首诗,诗人把常见的登山览景的题材,通过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写成了一首别具一格的游仙式的写景诗,通篇充满着神异的色彩,兼之感情奔放,造语奇壮,意境阔大雄伟,音调高亢嘹亮,因而在给人以壮美享受的同时,又激起人们热爱祖国山河、热爱生活的强烈感情,它和苏轼的《游金山寺》诗,同是咏金山风光的名作。
这首诗前两句,诗人以张良、鲁仲连自比,表示自己原是晋臣,也应与张良、鲁仲连一样,将耻为宋臣而要奋起反抗。后两句是说写自已因耻为宋臣,故终日游山玩水,今天起兵为晋主尽忠,这将使天下志士为之感奋。这首诗比喻用得相当准确和自然,语言慷慨激昂。
诗的首句“韩亡子房奋”,说的是西汉张良之事。次句“秦帝鲁连耻”,说的是鲁仲连义不帝秦之事。诗人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比喻用得相当准确和自然。而且明确表示:刘宋代晋,犹如秦灭六国,自己原是晋臣。也应与张良、鲁仲连一样,将耻为宋臣而要奋起反抗。
三、四两句,就张良、鲁仲连二人事迹发表议论。谢灵运认为张良与鲁仲连都曾浪迹四方,是放情江海之人,却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他们的忠义行为深深地感动后世的君子。当然,诗人本人也在被感动的君子之列。诗中,流露出作者对张良、鲁仲连忠义之举的钦佩,要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忠义之士。
这首诗所表现的内容并非是虚假之辞,而是发自内心的愤激之语。诗在慷慨激昂之间,又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