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题为赠人,实为叙志咏怀,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此诗通过讥嘲周公、孔子和向往自由的表述,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只好向醉中逃避。
首二句,先写“百年”,次写“万事”,以“百”、“万”两个约数接“扰扰”、“悠悠”,且以表示内在感情的“长”、“悉”相衔接,概括了时间、空间和人事的纷繁,显示出诗人厌烦尘嚣、追求解脱的心理。由于诗人在现实中到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以致“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自撰墓志》)。因此,他不得不对自己原先以正统儒者自居,以周公、孔子为楷模,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反思的结果,使他觉悟到:正是“礼乐”囚禁了“姬旦”,“诗书”缚住了“孔丘”。囚禁、束缚二句,在前两句的映衬对比下,显得分外强烈、沉痛。日出日落尚且可以随意自然,洋洋河水尚且可以任情东流,不必说是人了。自然是不必要既受礼乐的束缚,又受人事的拘牵,在忧生嗟世中作徒然的努力了。“日光”、“河水”一联,诗人以自然的景象与不自由的自我进行对比,至“礼乐”、“诗书”一联发而为愤激语。诗人决心皈依自然,过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皈依自然,归隐田庐,不仅永远做不了圣人,还必须放弃一整套与正统儒家思想相关联的处世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对抗社会,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就是睡与醉。
“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睡,代表不以世事为念的生活;醉,意味着对社会的消极反抗。这也就是诗人在《田家三首》《醉后》《过酒家五首》中所说的:“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史载王绩嗜酒,为六合县丞,即因嗜酒被劾去职。《全唐诗》今存王绩诗一卷,多绕酒气。不仅是里多次出现“酒”和“醉”等字眼,其诗题中亦多“酒”字。虽篇篇有酒,但无一醉语。
就这首诗而论,表现出的,不仅有他所企慕的阮籍、陶潜的萧疏旷达之风,而且以自然的语言,遒健的气概,涤净初唐排偶板滞之习,与他著名的《野望》诸诗一起,透露出唐诗未来的新曙光。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这首词是作者被囚于宋国时所作,词中的缭乱离愁不过是他宫廷生活结束后的一个插曲,由于当时已经归降宋朝,这里所表现的是他离乡去国的锥心怆痛,这首词感情真实,深沉自然,突破了花间词以绮丽腻滑笔调专写“妇人语”的风格,是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之作。
“无言独上西楼”将人物引入画面。“无言”二字活画出词人的愁苦神态,“独上”二字勾勒出作者孤身登楼的身影,孤独的词人默默无语,独自登上西楼。神态与动作的描写,揭示了词人内心深处隐寓的很多不能倾诉的孤寂与凄婉。
“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寥寥12个字,形象地描绘出了词人登楼所见之景。仰视天空,缺月如钩。“如钩”不仅写出月形,表明时令,而且意味深长:那如钩的残月经历了无数次的阴晴圆缺,见证了人世间无数的悲欢离合,如今又勾起了词人的离愁别恨。俯视庭院,茂密的梧桐叶已被无情的秋风扫荡殆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几片残叶在秋风中瑟缩,词人不禁“寂寞”情生。然而,“寂寞”的不只是梧桐,即使是凄惨秋色,也要被“锁”于这高墙深院之中。而“锁”住的也不只是这满院秋色,落魄的人,孤寂的心,思乡的情,亡国的恨,都被这高墙深院禁锢起来,此景此情,用一个愁字是说不完的。
缺月、梧桐、深院、清秋,这一切无不渲染出一种凄凉的境界,反映出词人内心的孤寂之情,同时也为下片的抒情做好铺垫。作为一个亡国之君,一个苟延残喘的囚徒,他在下片中用极其婉转而又无奈的笔调,表达了心中复杂而又不可言喻的愁苦与悲伤。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用丝喻愁,新颖而别致。前人以“丝”谐音“思”,用来比喻思念,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就是大家熟悉的名句。李煜用“丝”来比喻“离愁”,别有一番新意。然而丝长可以剪断,丝乱可以整理,而那千丝万缕的“离愁”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位昔日的南唐后主心中所涌动的离愁别绪,是追忆“红日已高三丈后,金炉次第添金兽,红锦地衣随步皱”(《浣溪沙》)的荣华富贵,是思恋“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破阵子》)的故国家园,是悔失“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的帝王江山。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李煜已是亡国奴、阶下囚,荣华富贵已成过眼烟云,故国家园亦是不堪回首,帝王江山毁于一旦。阅历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经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折磨,这诸多的愁苦悲恨哽咽于词人的心头难以排遣。作者尝尽了愁的滋味,而这滋味,是难以言喻、难以说完的。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紧承上句写出了李煜对愁的体验与感受。以滋味喻愁,而味在酸甜之外,它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是一种独特而真切的感受。“别是”二字极佳,昔日唯我独尊的天子,如今成了阶下囚徒,备受屈辱,遍历愁苦,心头淤积的是思、是苦、是悔、还是恨……词人自己也难以说清,常人更是体会不到。若是常人,倒可以嚎啕倾诉,而李煜不能。他是亡国之君,即使有满腹愁苦,也只能“无言独上西楼”,眼望残月如钩、梧桐清秋,将心头的哀愁、悲伤、痛苦、悔恨强压在心底。这种无言的哀伤更胜过痛哭流涕之悲。
沈际飞在《草堂诗余续集》中评价说:“七情所至,浅尝者说破,深尝者说不破。破之浅,不破之深。‘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句妙。”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说:“此词写别愁,凄惋已极。‘无言独上西楼’一句,叙事直起,画出后主愁容。其下两句,画出后主所处之愁境。举头见新月如钩,低头见桐阴深锁俯仰之间,万感萦怀矣。此片写景亦妙,惟其桐阴深黑,新月乃愈显明媚也。下片,因景抒情。换头三句,深刻无匹,使有千丝万缕之离愁,亦未必不可剪,不可理,此言‘剪不断,理还乱’,则离愁之纷繁可知。所谓‘别是一般滋味’,是无人尝过之滋味,唯有自家领略也。后主以南朝天子,而为北地幽囚;其所受之痛苦,所尝之滋味,自与常人不同,心头所交集者,不知是悔是恨,欲说则无从说起,且亦无人可说,故但云‘别是一般滋味’。”
李煜的这首词情景交融,感情沉郁。上片选取典型的景物为感情的抒发渲染铺垫,下片借用形象的比喻委婉含蓄地抒发真挚的感情。此外,运用声韵变化,做到声情合一。下片押两个仄声韵(“断”、“乱”),插在平韵中间,加强了顿挫的语气,似断似续;同时在三个短句之后接以九言长句,铿锵有力,富有韵律美,也恰当地表现了词人悲痛沉郁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