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元舆是为牡丹作赋的第一人。后世将牡丹推为国色天香、花中之魁,此赋功不可没。此赋以拟人手法,频频采用排比句式,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角度,将牡丹的形色神韵摹写得淋漓尽致。
全文除“序”交代作赋来由外,可分作五个大段。第一大段写牡丹集大自然之精华,具出类拔萃之美:“英之甚红,钟乎牡丹。拔类迈伦,国香欺兰。”作者首先描绘出静态的牡丹形象,给人关于牡丹的第一印象。写牡丹静态肖像,无非形色。但作者的手法显示了他的不凡:在时、空中为牡丹着色定位。
第二大段是《牡丹赋》的重点,又分作四层。第一层写牡丹从含苞到盛开的情景:“暮春气极,绿苞如珠”,“淑色披开,照曜酷烈。美肤腻体,万状皆绝。”先写时间流动中的壮丹:暮春时节“绿苞如珠,清露宵似,韶光晓驱”,以及“淑色披开,照暇酷烈”。流动变化中的牡丹,比较概括,略显抽象;第二层以拟人手法写牡丹的形和色,连用十八个排比句,如“向者如迎,背者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将牡丹写得情态万千,栩栩如生;继而又连用十二个排比句,如“或带风如吟,或泣露如悲”,“或迎风拥砌,或照影临池”,将牡丹写得情切切、意绵绵的是解语之花。接着腾出笔墨细写空间中形态。先写色:五色缤纷,七彩斑斓。再写形:各具其态,各异其趣。然后又用几乎是重复的手法加固第一次笔最给人的印象:给我们一个鲜明的牡丹群像。静态很美。动态如何?描绘牡丹如吴宫美女“闲静如娇花照水,行动似细柳扶风”。其实动态更胜于静态。一阵风来,各种色彩融为一片,灿若流霞;风搅动了香气,入鼻即醉。这风中摇摆的千万朵牡丹,在动中不唯别具情态,还给人争奇斗艳、互不相让的感觉。一个个真如画中仙子,飘然欲下,美目流盼,莺歌宛转,香汗淋漓,娇喘吁吁,可摸可触。这是第二次动态处理。以上只是牡丹的外在形态之一,是天下古今人眼中牡丹,不是唐人眼中牡丹,故作者用另副笔墨写了被唐人宠爱的牡丹:在那里,牡丹被“列恨”、“步障”、“曲庞垂梁”保护起来,还有“松幕交加”。这倒有些像宫中美人,虽无天地间的生气、却多了天地间所无的富贵、妩嫦、娴朴、纤弱。因前已有充分铺排渲染,故此处牡丹写得虚,这正符合牡丹环境,有雾中观花,隔纱望影的妙趣。第三层则用西施、南威等美女和洛神、湘娥等女神比况牡丹的风采神韵:“玉栏风满,流霞成波”,“或倚或扶,朱颜已酡。”第四层写夜间牡丹之美:“席发银烛,炉生绛烟”,“晶荧往来,金钮列钱”,“未及行雨,先惊旱莲”。
牡丹的内在品质,是作者的最后处理。写淑质,不人化拔高,还是从它的自然形态着手。写叶、写蕊、写枝、写态,又从其它花的比较中写出它的不凡品质。这里写淑质与前牡丹的外在形态比显然要逊色得多,这恐怕与牡丹并无奇特品质可言有关:无玫瑰之长开不衰,无秋菊之凌霜怒放,更无莲花之灌清涟而不妖、出污泥而不染,它只是以外在的富丽取胜,而外在形态在前已有足够描攀,故从旁渲染虚写。从序看,作者写牡丹是有顾虑的。有顾虑还要写,可见其对壮丹之美感受极深。作者曾感叹无人赋牡丹,其实不然,就在他的同时代,便有李德裕的 《 牡丹赋 》 。李赋明显逊于舒赋。不是功力不如,而在于态度用力不同。李赋是游戏文字,为补文坛空白(李赋序亦云无人赋壮丹);舒元舆却在牡丹中倾注着自己的人生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牡丹在唐代被发现,随之风靡京都,顺倒朝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它富丽大度的形象正吻和唐人丰满繁华的审美理想,它的形态与盛唐之气合拍,作为唐代士大夫,作者不会例外,然而更让作者动心的不是牡丹的外在形态,而是它由边鄙无人赏识的野花,一跃而身价百倍的际遇。作者对此有过思考,并且这思考和他的人生信念一致:一物一人,能否不被埋没而有所作为,不在于出身高低贵贱,而在于自身的才质:是牡丹总会被人厚爱。作者虽出身贫寒,却“自负其才,锐于进取” , “常以丈夫功业自许”,并且从写斌的当时看,作者的才能并未被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从牡丹的际遇看到的是自己的处境与将来,他从牡丹的品质形象看到的是自身的不凡才其,他是充满激情和对未来的信心在讴耿牡丹。因此,牡丹既是唐人眼中牡丹,又是作者心中牡丹;既是天地间一客体,又是作者感情理念的载体。这样牡丹就既有艳丽之形.又有浓厚的人情味,这就难怪此赋轰动一时,后来还触动得唐文宗感慨流泪了。
第三大段写“公室侯家”和“九衢游人”观赏牡丹的盛况。第四大段中连用八个排比句写牡丹艳压群芳:“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天桃敛迹,辕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第五大段则寓物抒情,点明本赋题旨:“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昌然而大来!曷草木之命,亦有时而塞,亦有时而开?”据《新唐书·舒元舆传》载,作者被害之后,文宗观赏牡丹,凭栏吟诵此赋,竞至泣下沾衣,亦得以见其感人至深之一斑。
这首词上片开篇即感慨人生,继而从自己的形貌憔悴以及故人的穷困潦倒进一步感叹时光易逝,毫无建树,处境艰难;下片笔锋转向写景,前半写自己与故人携手林间的南山之游,后半借眼前景色抒发万里归思之情。全词叙述条理分明,犹如一篇感人至深的叙事散文;词句多化用前人诗文,信手拈来,自然贴切;情景交融,音韵和谐,结构如行云流水,毫无生涩之感。
上片叙事抒情,一开始便感慨人生,继而从自己的形貌憔悴以及故人的穷困潦倒进一步感叹时光易逝,毫无建树,处境艰难。开头三句以“漂流江海”和“烟浪云帆”八字总结自己与故人分别数十年间的宦海浮沉,寄慨良深。“故人”二句以故人之“惊怪”眼写自己憔悴之甚。苏轼被贬后的生活是很穷困的,当时被贬为团练副使,官位是很卑微的。据史书记载当时是“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所以在才会说“憔悴老青衫”。“我自”三句以故作不解的问句写故人与自己品格相契,都因“疏狂异趣”而“强自取折”。也就是说他潦倒穷困,是因为不随波逐流,与众不同。“流年”三句补出与故人相见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与上面的议论和感慨情景相合,烘托穷途末路的羁旅之思。
词的下片笔锋转向写景,再转入抒情,一唱三叹。前半照应词序,写与故人携手林间的南山之游。过片“巉巉”二字,实写南山高大突起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苏轼傲岸不屈的精神,暗示从舟中到山中的游踪变化,与上片结句的情境构成逆转,为下文写景抒情作铺垫。后半借眼前景色抒发万里归思。“莫上”二句语婉曲而意层深,结尾三句情愈转深,而情深仍不离景物。说自己因对方的询问而梦回故乡,其实作者的乡思根本不需要提醒。这样写既紧扣对方,也使措辞更显回环,行文平添曲折,余波杳渺,荡漾生姿。下片表达了作者对命运的豁达乐观,与老友的相知相得,对故乡的牵挂眷念。
此词情景交融,音韵和谐,结构如行云流水,叙述条理分明,犹如一篇感人至深的叙事散文。全词多处化用前人诗句。如:“万里烟浪云帆”,化用李白《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宜挂云帆济抢海”和白居易《海漫漫》“云涛烟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仙山”;“憔悴老青衫”,语出白居易《琵琶行》“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我自疏狂异趣”,则是化用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古寺空岩”,又是袭用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和杨素《山斋独步赠薛内史诗二首》“深溪横古树,空岩卧幽石”诗意;“云海相搀”,化用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家何在”,则出自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些化用,信手拈来,自然贴切,可谓此词的一个重要特色。
此诗前半首咏小松树,形容小松的姿态。五粒小松,即华山松,生长在深山中,石笋相伴,溪云回护,迎风挺立,经霜常绿,舒展自在而富有生机。但是,五粒小松一旦进入主人的深院,移栽如盆子,细丝捆束,铰刀修剪,失去了自由生长的可能。诗人在小松树的姿态描写中,已经将自己备受压抑拘束的生活感受注入,意含象中,寄托遥深。
后半首写小松树不得其所,它被摆在主人堂前当点缀品,主人壁上挂着粗俗的州县地图,主人交游的多是志趣不高的朋友。小松树在孤独、凄凉的环境里,只能对月坠泪,感伤自己的遭遇,遥想深山里曾经相依相伴的石笋和溪云,不知它们还忆念它否。诗人借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将不满现实的束缚压抑,渴望自由的心绪,蕴含于姿态奇特的小松树形象中,思致婉曲,别具情趣,思想和艺术绾合得非常巧妙自然。
全诗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也有伤感情绪的流露,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江西金溪人名叫“方仲永”的神童因后天父亲不让他学习和被父亲当作造钱工具而沦落到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文章借仲永为例,告诫人们决不可单纯依靠天资而不去学习新知识,必须注重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成才的重要性。这篇文章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文题为“伤仲永”,文中却未见一个“伤”字,然而全篇写的正是一个“伤”字。这正如《王荆公年谱考略》所评:“余谓仲水始而通悟,终焉为泯然众人,见于荆公悼叹者详矣!”由此可见,此文契合照应不在形式上而在内容中。这篇议论文,先叙后议,在事实叙述的基础上立论,事实成为立论的依据。第一、二两段只叙不议,为第三段的议论服务,后面的议论,集中强烈,言简意赅,如画龙点睛,使前面所叙的事实立即升华具有典型意义。全文仅二百字,叙事之简洁。说理之透彻,安石散文风格在此已露出端倪。
第一段叙述神童方仲永的故事。
方仲永为金溪民,世代耕田。金溪是王安石外祖父吴玫的家乡。“荆公少年,往来外家甚数”《王荆公年谱考略》文中说“于舅家见之”,仲永当是实有其人。所记仲永五岁不识纸笔砚墨,忽啼求,其父借来给他,他立即写了四句诗,并题了自己的名字,这首诗是以供养父母、团结族人为内容。此事传出后,一乡的秀才都来观看。从此,人们指着东西让他作诗,他挥笔而就,文采与道理都有可取之处。县里人听说,亦很惊奇,渐渐有人请他父亲带他去作客,也有人拿钱帛请他作诗的。他父亲认为此有利可图,便每天拉着他到处拜见县里人,不让他学习。这里所记仲永的特异才能是传闻,与真实情形或有出入。然而作者真正用意并不在此,所以免不了用夸张的笔墨,处处耍突出仲永天斌的特异。其一,不仅生五年不识文具,给纸笔即可写诗,而且能以“养父母”团结同族为主旨,“传一乡秀才观之”,可见影响之大。其二,仲永才思如涌,“指物作诗”一挥而就,而且文采、内容均佳,博得“邑人奇之”,有请他作客的,有向他求诗的,真是誉满全乡。作者如此描写突出了神童仲永的特异天资,为下文的因不后学而“泯然众人”作了很好的铺垫,为全文的知识才干“受之人”立论打下了基础。文中的“利”字很有份量,突出其父‘不使学”的原因,更暗示给人们急功近利对人才的危害。“不使学”是仲永由夭才变为平庸的关键,是本文议论的中心。
第二段段,从作者亲自见闻的角度简略交待了仲永从神童沦为“众人”的过程。
开头的“余闻之也久”,束上起下,一方面显示上段所写的内容即据传闻而得,另一方面又引出亲识其面的愿望。作者写了两次见闻:一次是仲永十二三岁时,“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暗示在这六七年中,仲永的诗毫无长进。如果说,五六岁儿童作的诗尽管稚拙,人们尚觉可观,那么六七年后写得反而不如以前听说的那样好,人们便非但不以为奇,且因先时之闻名而感到其名不副实了。第二次是仲永二十岁时。这次并未见面,只是听亲戚说:“泯然众人矣!”一句话就交待了这位从前的神童的结局。两次写法不同,但都极简练而有含蕴。“泯然众人矣”一语,把说话人漠然视之的态度生动地表现出来,与先前“邑人奇之”的情况恰成对照,而作者的惋惜感慨之意也隐见言外。
最后一段是作者对方仲永由一邑称奇的神童变成无声无息的普通人一事所发的议论,也是本篇思想的集中体现。
作者首先指出,仲永的聪明颖悟是“受之天”,即来自天赋,而且他的天赋远超于一般的有才能的人。这正是为了反跌出下面的正意:“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关键原因是缺乏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到这里,已将上两段所叙述的情事都议论到了。但作者却就势转进一层,指出天赋这样好的仲永,没有受到后天的培养教育,尚且沦为众人;那么天赋本属平常的一般人,如果再不受教育,连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不行。前者是宾,后者是主,在对比中更突出了一般人学习的重要性。就方仲永的情况看,这层议论仿佛是余波,但作者主要的用意正在这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资质平常的人总是多数。方仲永这一典型事例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说后天赋好的人不学习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在于说明后天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决定意义。
题内的“伤”字就具有多层意蕴。首先是表层的,为仲永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的儿童最终沦为众人感到惋惜;进一层,是感慨仲永虽有天赋,却没有遇上有利于他成长提高的环境。文中对其父以仲永为获利之资的叙写,就含有对泯灭天才的人为环境的批评。更进一层,从仲永的具体事例生发开来,感慨社会上许多资质平常的人不去努力学习提高,以致连成为众人都不可得。这样,作者所“伤”的就不再局限于仲永个人,而是许许多多不“受之天”又“不受之人”的众人,作者的感慨和文章的思想意义也就深刻多了。
这篇文章的语言十分精当。叙事部分仅以一百五十多字就完整地叙述了方仲永从五岁到二十岁间才能变化的过程,议论部分也不过七十余字,文中的每一词、句都有其确切的表达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例如第一段,首句交代籍贯、身份、姓名、家世,这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介绍,而且“世隶耕”三字是对“未尝识书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又暗示了造成他命运的家庭背景;一个“啼”字,生动地写出方仲永索求书具的儿童情态;“忽”“即”“立”三个副词,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仅一句话就刻画出方仲永父亲贪图小利而自得的可悲可叹的愚昧无知之态;“不使学”三字,看似平淡,却为方仲永的变化埋下伏笔,点出方仲永命运变化的关键。第二段叙事极为简要,仅以一“见”一“闻”一“问”就交代了方仲永后来的变化和结局。结尾的议论部分,言简意深,说理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