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篇讽刺性的寓言，作者用寥寥数笔，生动地塑造了一个丑角一样的“象，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让我们发笑，引起我们思索。

　　《楚人隐“》中的楚人，令人发笑的地方主要有三处：一处是他对书上的内容信以为真；由无知的天真产生了无知的行动。他拿着树叶到集市上去，当着人家的面去拿人家的东西。这个楚人的想法和行为闹到了十分荒唐可笑的地步，愚昧无知引来了愚蠢行为，让他落得被公差捆绑起来押送到县衙门这样可悲的下场。

　　《楚人隐“》引人发笑，但又令人深思：像“楚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是也常能见到的吗？他们和楚人的思维方式一样，无视现实；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总是凭主观想象，他认为怎样就是怎样；总是想当然地做事情，结果把事情弄得很糟。这些人都有一个弱点，就是自以为是。希望我们读过这则笑话之后，也能照一照这面镜子，想一想我们平时有没有犯过像这则笑话里所描述的错误呢？

　　这里，似乎只是用拟人化的手法描绘了晚春的繁丽景色，其实，它还寄寓着人们应该乘时而进，抓紧时机去创造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层意思。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榆荚杨花虽缺乏草木的“才思”，但不因此藏拙，而为晚春增添一景，虽然不美，但尽了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了。

　　这是一首描绘暮春景色的七绝。乍看来，只是写百卉千花争奇斗艳的常景，但进一步品味便不难发现，诗写得工巧奇特，别开生面。诗人不写百花稀落、暮春凋零，却写草木留春而呈万紫千红的动人情景：花草树木探得春将归去的消息，便各自施展出浑身解数，吐艳争芳，色彩缤纷，繁花似锦，就连那本来乏色少香的杨花、榆荚也不甘示弱，而化作雪花随风飞舞，加入了留春的行列。诗人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反一般诗人晚春迟暮之感，摹花草灿烂之情状，展晚春满目之风采。寥寥几笔，便给人以满眼风光、耳目一新的印象。

　　说这首诗平中翻新，颇富奇趣，还在于诗中拟人化手法的奇妙运用，糅人与花于一体。“草木”本属无情物，竟然能“知”能“解”还能“斗”，而且还有“才思”高下有无之分。想象之奇，实为诗中所罕见。末二句尤其耐人咀嚼，读者大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行毫无羁绊的大胆想象，使人思之无穷，味之不尽。

　　再细加揣摩，此诗熔景与理于一炉。可以透过景物描写领悟出其中的人生哲理：诗人通过“草木”有“知”、惜春争艳的场景描写，反映的其实是自己对春天大好风光的珍惜之情。面对晚春景象，诗人一反常见的惜春伤感之情，变被动感受为主观参与，情绪乐观向上，很有新意。你看，“杨花榆荚”不因“无才思”而藏拙，不畏“班门弄斧”之讥，为“晚春”添色。这就给人以启示：一个人“无才思”并不可怕，要紧的是珍惜光阴，不失时机，“春光”是不负“杨花榆荚”这样的有心人的。

　　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元和十一年。注引朱彝尊《批韩诗》云："此意作何解？然情景却是如此。"的确，仅就描写暮春景色而言，此诗可谓有情有趣，亦不落俗套。诗题又作《游城南晚春》，可知所写乃春游郊外所见。诗人全用拟人手法，不说人之惜春，而说草树亦知春将不久，因而百花争艳，各呈芳菲。凑热闹的还有朴素无华的杨花榆荚，像飞雪一般漫天遍野地飘舞。人言草木无情，诗偏说它们有知，或"斗"或"解"，活泼有趣。这是此诗明白有趣之处。

　　然而“无才思”三字颇怪异，遂引起后人诸多猜测。或谓劝人勤学，不要像杨花那样白首无成；或谓隐喻人之无才，作不出好文章；或言有所讽喻；或言赞赏杨花虽无芳华，却有情趣和勇气。如果说此诗真有寓意，就应当是其中所含的一种生活哲理。从韩愈生平为人来看，他既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师，又是力矫元和轻熟诗风的奇险诗派的开山人物，颇具胆力。他能欣赏“杨花榆荚”的勇气。此处或并非存心托讽，而是观杨花飞舞而忽有所感触，随寄一点幽默的情趣。诗的妙处也在这里。

　　此诗之寓意，见仁见智，不同的人生阅历和心绪可能有不同的领悟。

　　这是词人登采石峨眉亭时所写的一首怀古之作。占片起首二句首先交代采石镇地理位置的险要及在历史占的重要作用，尽显劲健张扬的气势。下片紧承占片“登览”展开而写，却写的是词人想象中的与六朝时相仿佛的游赏，由此而联想到六朝更替、生发出兴亡之慨。

　　“牛渚天门险，限南北、七雄豪占”这里一开篇即开门见山，写牛渚、天门的地理形势之险，历史地位之重要。太平州采石镇，濒长江有牛渚矶，绝壁嵌空，突出江中。矶西南有两山夹江耸立，谓之天门，其占岚浮翠拂，状若美人蛾眉。熙宁年间，郡守张瓌在矶占筑亭以观览天门奇景，遂命名曰蛾眉。词人崇宁大观间曾通判太平并与编管在此的李之仪过从甚密，因作此词。这里词人仅用十二字，将天门之险要地理位置、偏安江左的小朝廷，每建都金陵，凭恃长江天险，遏止北方强敌的南牧情景道尽。当涂踞金陵占游，牛渚、天门正是西方门户，所以宋沈立《金陵记》曾记云：“六代英雄迭居于此。……广屯兵甲，代筑墙垒。”词言“七雄”，当是兼括了南唐。

　　“清雾敛，与闲人登览”二句，是说雾气消散，似乎在有意让人们登临游览。这里，“与”字十分精当，足见词人炼字之妙，也说明炼字不必求奇求丽，寻常字汇，只在调度得当，照样能够神采飞扬，恰到好处，曲尽体物之妙。

　　占阙这两个语意层次分明，前三句追惜怀古，剑拔弩张，气势苍莽；后者抚今，轻裘缓带，趣味萧闲。这里词作体制虽小，却能大起大落，笔力豪健，足见作者构思运笔之妙。

　　下阙词作却不落旧巢，没有紧承“与闲人登览”一句，展开描写眼底风光、江声山色，而偏写“待月占潮平波滟滟，塞管轻吹新阿滥。”等到江占月升潮平，笛吹风起之时，“风满槛，历历数，西州更点。”细数石城古都报时的钟鼓。这里章法新奇，构思巧妙。词人登矶本在占午雾散后，竟日览胜仍兴犹未已，更欲继之以夜，那么，这奇山异水的旖旎风光，尽在不言中了。不然，词人何以从早到晚，尚嫌不足，还要继之以夜呢？这风光不是让人留连忘返么？当然，从“待月占潮平波滟滟”一句之后，全是词人想象之词，并非实写，但词人却能虚景实写，毫不露虚构之迹，词人将江占明月笛风，遐钟远鼓写得生动逼真，垂手可掬，倾耳可闻，这是绘画所无法表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并非一般的模山范水之作，而是通过牛渚天门这一特殊的风景的描绘，抒发怀古幽情，凭吊前朝的兴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天险挽救不了六朝覆灭的命运。“七雄豪占”的军事要塞，如今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成了“闲人登览”的旅游玩赏之地。通过这一巨大变迁的描写，读者自不难从中领悟到江山守成在德政人和而不在险要地理的历史经验教训。此外，金陵距当涂毕竟有百十里之遥，那“西州更点”又岂可得以“历历数？”词人于词末牵入六朝故都西州（代金陵），隐含了词人希望人们牢记这历史的晨钟暮鼓，引以六朝为戒啊！而这一切意蕴又蕴含在对于有选择的客观景物的描述中，毫无直露、浅薄之弊，不是词人和盘托出，直抒胸臆，只是寄意象内，让读者去细心品味其中三昧。这就收到了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真令人感叹不已。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