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弥逊为南宋初年颇有民族气节的官吏。曾任校书郎、起居郎、户部侍郎等职,并担任过庐山知县、冀州知州等地方官。他主张抗金,反对与金议和,为秦桧所排斥,晚年归隐连江西山。这首《菩萨蛮》当作于南宋初金兵大举南下时。当时金兵逼近长江,情势危急,为避兵灾,词人送别妻子去南方,词就是写了这送别时的一幕。
词的起句即交代了送别时的背景和地点,为下文张本。“烽火连三月”,三个月来兵火不息,人民离乱,这才会有江城送妻子离开之举。分别,不是丈夫宦游他方,而是妻子避难,心情自然不同一般。长亭之上,虽然设酒饯别,可是“不堪对酒”。“不堪”。不能忍受之意,包含有妻离子散之苦,国破家残之痛。因其“不堪”,其妻泪下如瀑,悲声漫江,词人反劝其“休作断肠声”,自己已是“老来无泪倾”。自己泪泉已涸,并非不动情,而是老泪已尽,这正是极度悲愤的表现。词人这时的心情惨痛至极,强敌当前,内奸弄权,自己还得坚守御敌阵地,也可能朝不保夕了,这才把妻子送走。这里说休作断肠声,比放声哭嚎更为凄怆,说老来无泪,比写涕泣涟涟更为伤心。
词的下片紧承上片,写目送帆影远去的情景。“风高帆影疾,目送舟痕碧”,“风高”和舟疾相联系,船去得很快,词人伫立江岸,眼看着船在水面留下的长长波痕。妻子身去心留,他希望她去得快,早离祸地;又希望她走得慢,难舍难分。“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词人凝望近眺之态,呼之欲出。缘此,也可想见妻子立于船头,望着丈夫鹄首翘望的身姿,想着抛撇丈夫于锋刃之间的危殆,断肠声如高风呜呜,伤心泪似江水滔滔。末二句“锦字几时来?薰风无雁回”,化用“雁足传书”和“织锦回文”的典故。“薰风”指南风。初夏时南风吹,鸿雁早已飞往北方,“锦字”无法捎回。妻子此去,归期难定,讯息难盼,生死未卜,词人内心的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想而知。
这首词由实写到虚,由近写到远,由己写到人,从别前写到别时、别后,层层渲染,步步深透,写情臻于极致。尤其“休作断肠声,老来无泪倾”,以超常思维写感情状态,出乎常情,又入乎寰中,更使词产生了惊魂震魄的力量。
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