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谏厉王弭谤》在结构上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文章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这是一首即景抒情诗。借描写柳堤春日美景,抒发离别相思之情,乐景哀情,语淡情浓,意蕴丰富。全诗紧扣标题“柳堤”二字,有时侧重于表现“柳”,有时侧重于表现“堤”,然而堤是植柳之堤,柳是堤上之柳,又不可截然分开;更有趣的是作者在诗里面有意避开了这两个字,而通过对相关景物的描写让人自悟,其用心之工着实让人叹服。
“春江水正平,密树听啼莺”暗扣标题,前句侧重“堤”,后句侧重“柳”。“平”取“与堤岸齐平”之意,类似的用法如“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句子。一个“平”字,写尽了春江水涨、放眼望去漫漫无边的气势。“密树”表现了堤上植柳之多,生长之茂盛;密树里有黄莺啼叫,悦耳动听,且绿树黄莺,色彩对比也很鲜明,有视觉上的也有听觉上的,都给人以美的感受。
“十里笼晴苑,千条锁故营”,前句着眼于“堤”,后句着眼于“柳”。如果说首联是从身边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事物来表现柳堤上春意之美的话,那么这一联就是加入了想像,从更大的范围来表现柳堤上春意之广。用“十里”、“千条”分别指代“堤”和“柳”,也用以表现堤的范围之广和柳树的数量之多。“苑”指花园、园林,“晴”是亮丽、明亮的意思,之所以说“笼晴苑”,是因为堤岸顺着水势,会有一定的弯曲,像是有意把“晴苑”包含在里面似的,十分形象生动。“笼”字的这个用法,如同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一样,取包含、包罗之意。后句中的“锁”是封锁、封闭的意思,形象地表现了柳的数量之多,以至于把旧时的营垒都遮蔽了的意思。这两字都可以看作炼字的典范。
“雨香飞燕促,风暖落花轻”选取春天典型意象来表现柳堤之上春意之浓。每一句的前后两种事物构成因果关系:因“雨香”而“飞燕促”,因“风暖”而“落花轻”。对“雨香”二可以查到的大致有如下几种解释:①春雨沾染了花的香味,故曰“雨香”;②春雨后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因而说“雨香”;③春雨使得空气清新,所以说“雨香”;④春雨本身就有很清新的气味,化妆品界甚至有以雨的味道制成的香氛,因此称“雨香”也不为过。我觉得这几种解释都很有道理,但苦于一时找不到这一用法的出处,不知哪一个更确切些;更重要的是,这“雨香”又是怎样与“飞燕促”联系起来的呢?我很喜欢北宋晏几道《临江仙》中的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燕子在微雨里飞是常见的现象,但是雨稍大一些,燕子一般是不飞的,至少在我家乡这一带是这样的。但是在春雨以后,会看到有大量的燕子衔泥筑巢的现象,我想古人“雨香”的奇思妙想会不会跟这一现象有关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雨香飞燕促”就容易理解了:一场春雨过后,燕子匆忙往返于堤上衔泥筑巢,好像刚下过的雨是香的,这香沁入泥土,使泥土也变成香的了。再说这里的“雨”不一定就非得是下雨,如果真是下雨,就与后面“风暖落花轻”一句相抵触了。作者春游柳堤,天气忽而雨忽而晴,怎么会比六月天还善变呢。下句的“花”,应该是指柳花,也就是柳絮,作者因为标题的缘故有意避开了“柳”字,之所以用“花”而不用“絮”,我想首先是为了满足平仄的要求--这里需要一个平声的字才能对仗工整;并且用“花”字也更能给人以美感。“落花轻”就是指柳絮飘飞,因为天晴风暖,所以柳絮飘飞,这样就不难理解了。总得说来,这一联仍是前句写“堤”,后句写“柳”,紧扣题目来写,用富有春天特征的“飞燕”、“柳絮”等意象,表现柳堤上浓浓的春意。
“更欲劳攀折,年年还自生”转入抒情,阐发主题。作者虽然有意避开“柳”字而只说“攀折”,其实还是使用“折柳”这一传统意象来表达离别相思的主题。不过作者表达得更加委婉而新颖,不是直接说离别相思有多苦多深,而是把柳拟人化,赞扬柳树很善解人意,说柳树是为了慰劳离别想思之人,才一年年长得这么茂盛的。“折柳”的意象是解读这首诗的一把钥匙,而一个“更”字,又是解读这首诗的一个重要线索,它把这一句对柳树的赞扬与前三联对柳堤美景的描写联系起来,既使全诗成为一个整体,又使全诗在表面的欢乐下面,表达出离别的深沉主题,极耐咀嚼。作者金銮是陇西(今属甘肃)人,“随父侨寓南京”,“游吴楚淮扬之间”时间很长,早已习惯了江南的生活,长期的客居使他只能把自己的对故乡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或许这样的抒情方式更适合于他吧。钱谦益说他“诗不操秦声,风流宛转,得江左清华之致”。
“洛桥”,一作“上洛桥”,即天津桥,在唐代河南府河南县(今河南洛阳市)。当大唐盛世,阳春时节,这里是贵达士女云集游春的繁华胜地。但在安史之乱后,已无往日盛况。河南县还有一处名园遗址,即西晋门阀豪富石崇的别庐金谷园,在洛桥北望,约略可见。人春日独上洛阳桥,北望金谷园,即景咏怀,以寄感慨。
它先写目中景。眺望金谷园遗址,只见柳条在春风中摆动,婀娜多姿,仿佛一群苗条的伎女在翩翩起舞,一派春色繁荣的好风景。然后写心中情。面对这一派好景,此时只有诗人孤零零地站在往昔繁华的洛阳桥上,觉得分外冷落,不胜感慨系之。
诗的主题思想是抒发好景不长、繁华消歇的历史盛衰的感慨,新意无多。它的妙处在于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所造成的独特意境和情调。
以金谷园引出洛阳桥,用消失了的历史豪奢比照正在消逝的现时繁华,这样的构思是为了激发人们对现实的关注,而不陷于历史的感慨,发人深省。用柳姿舞腰的轻快形象起兴,仿佛要引起人们对盛世欢乐的神往,却以独上洛桥的忧伤,切实引起人们对时世衰微的关切,这样的手法是含蓄深长的。换句话说,它从现实看历史,以历史照现实,从欢乐到忧伤,由轻快入深沉,巧妙地把历史的一时繁华和大自然的眼前春色溶为一体,意境浪漫而真实,情调遐远而深峻,相当典型地表现出由盛入衰的中唐时代脉搏。应当说,在中唐前期的山水诗中,它是别具一格的即兴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