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录》是文天祥写从被扣元营到返回温州的战斗经历的—部诗集。本文是他为诗集写的后序,叙述出使元军、被驱北行、中途逃脱、辗转回到永嘉的艰险遭遇,表现了作者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
本文的语言十分讲究。从句法上看,骈散结合、灵活多变;从词法上看,大量同义动词的运用和“死”字的22次重复出现,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颠沛流离的艰辛和遭遇困厄的苦况。
结合叙述进行抒情、议论是本文的特点。如先写他临危受命,时“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再写他被迫北上,本应自杀,因“将以有为”,才“隐忍以行”;然后写他逃出敌营,奔走救国,历尽艰险的悲惨遭遇。以叙为主,富情于叙;随后以抒情为主结合叙事,又间断插入议论,使叙事、抒情、议论浑然一体,表现了作者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和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
南宋末年,激烈的民族矛盾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爱国主义的作品。本文就是这样的作品。它记叙了作者出使元营与敌抗争的情况及脱逃南归的艰险经历,表达了作者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万死不辞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和《指南录》中的一些诗为人们广泛传诵,多少年来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坚持斗争的思想武器。
词通过写杏花的凋零,借以哀伤自己悲苦无告、横遭摧残的命运。词之上片先以细腻的笔触工笔、描绘杏花,外形而及神态,勾勒出一幅绚丽的杏花图。近写、细写杏花,是对一朵朵杏花的形态、色泽的具体形容。杏花的瓣儿好似一叠叠冰清玉洁的缣绸,经过巧手裁剪出重重花瓣,又逐步匀称地晕染上浅淡的胭脂。朵朵花儿都是那样精美绝伦地呈现人们眼前。“新样”三句,先以杏花比拟为装束入时而匀施粉黛的美人,她容颜光艳照人,散发出阵阵暖香,胜过天上蕊珠宫里的仙女。“羞杀”两字,是说连天上仙女看见她都要自愧不如,由此进一步衬托出杏花的形态、色泽和芳香都是不同于凡俗之花,也充分表现了杏花盛放时的动人景象。
以下笔锋突转,描写杏花遭到风雨摧残后的黯淡场景。春日绚丽非常,正如柳永《木兰花慢》中所云:“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但为时不久就逐渐凋谢,又经受不住料峭春寒和无情风雨的摧残,终于花落枝空;更可叹的是暮春之时,庭院无人,美景已随春光逝去,显得那样凄凉冷寂。这里不仅是怜惜杏花,而且也兼以自怜。试想作者以帝王之尊,降为阶下之囚,流徙至千里之外,其心情之愁苦非笔墨所能形容,杏花的烂漫和易得凋零引起他的,种种感慨和联想,往事和现实交杂一起,使他感到杏花凋零,犹有人怜,而自身沦落,却只空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无穷慨恨。”愁苦“之下接一”问“字,其含意与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亦相仿佛。
词之下片,以杏花的由盛而衰暗示作者自身的境遇,抒写词人对自身遭遇的沉痛哀诉,表达出词人内心的无限苦痛。前三句写一路行来,忽见燕儿双双,从南方飞回寻觅旧巢,不禁有所触发,本想托付燕儿寄去重重离恨,再一想它们又怎么能够领会和传达自己的千言万语?但除此以外又将凭谁传递音问呢?作者这里借着问燕表露出音讯断绝以后的思念之情。“天遥”两句叹息自己父子降为臣虏,与宗室臣僚三千余人被驱赶着向北行去,路途是那样的遥远,艰辛地跋涉了无数山山水水,“天遥地远,万水千山”这八个字,概括出他被押解途中所受的种种折磨。回首南望,再也见不到汴京故宫,真可以说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了。
以下紧接上句,以反诘说明怀念故国之情,然而,“故宫何处”点出连望见都不可能,只能求之于梦寐之间了。梦中几度重临旧地,带来了片刻的慰安。结尾两句写绝望之情。晏几道《阮郎归》末两句“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秦观《阮郎归》结尾“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都是同样意思。梦中的一切,本来是虚无空幻的,但近来连梦都不做,真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反映出内心百折千回,可说是哀痛已极,肝肠断绝之音。
作者乃北宋著名书画家,其绘画重高写生,以精工通真著称于世。这种手法于此词的景物刻画中也有所体现,尤其上片对杏花的描绘,颇具工笔画的意蕴。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