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两句:“庭花香信尚浅,最玉楼先暖”。冬天就要过去,春天就要到了。庭院中的龙木已经浅浅透出报春的消息。虽然离开花还有些日子,但花已含苞,冬天里已经露出一丝春意。春天的气息刚刚出现,玉楼中的思妇就已经感觉到了。言外之意,思妇一直在盼望春天,盼望春暖花开时远行人的归来,所以特别注意天气的细小变化。透出思妇的日夜思念之情。“梦觉香衾,江南依旧远”。然而,一梦醒来,梦去人空,依然是香衾独寝,梦中的江南依旧在遥远的地方。平添一份愁怨和思念。
下阙写思妇日间的活动。“回文锦字暗剪”,含蓄地表达出思妇的心境。她暗暗地、偷偷地剪着回文锦字,将自己的一片相思寄予其中,一个“暗”字,活现出思妇难抑的相思。怕人寻问,噎泪装欢”,却又偷偷地剪着锦字,想寄去一片深情。然而她又想,即使寄去了又能如何,还不是一样当归不归。“回文”二句,写出了思妇从暗暗相思到徒叹枉然的心理活动。结句用“要问相思,天涯犹自短”二句,以天涯比相思,天涯茫茫无边无际,然而以之比思妇的相思之情的话,那么天涯就要短得多了。可见思妇情之长,思之深。使人想起秦观《江城子》中言愁之多的名句:“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此词通过描写思妇的心态与感受,抒发了痛苦的相思之情,然而却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她不像柳恽《江南曲》中的那位妻子一样,说出“不道新知乐。空言行路远”的诛心之论,也不像《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里的那位妻子一样自我安慰,“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她只是温柔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要问相思,天涯犹自短。”然而和揣测丈夫迟归的原因“江南依旧远”对照起来,男子因为路远而迟迟不归,女子的相思却比天涯更短,这样的对比曲折而深婉,在无言之中表达了怨慕之情。“尚浅”与“归晚”相对,“依旧远”与“犹自短”相对,处处照应,处处伏笔,可谓曲笔深思,温婉含蓄。这首词并不出名,却体现了晏残道词情婉丽的风格特征和精雕细琢的艺术追求,正所谓“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
这首词是朱彝尊咏物词中最著名的一首。它题咏的是雁,说 得具体一点则是秋雁。全词字面,均扣住“雁”字来写:既有对群雁憩息时的静态描述,如“随意落平沙,巧排作、参差筝柱”,又有对雁 阵飞行时的动态勾勒,如“一绳云杪,看字字、悬针垂露”;既有形象的外观描写,如“渐欹斜、无力低飘”,也有逼真的心理刻画,如“惯 惊移莫定,应怯败荷疏雨”;既有一般的白描手法,如“回汀枉渚,也只恋、江南住”,还有曲折的典故运用,如“紫塞门孤,金河月冷” ……从而生动细致地描绘出了一幅大雁南飞的画图。而时当金秋,却是满眼的北风、冷月,孤门、败荷,疏雨,暮色,成群的大雁排 成不同的队形,在略作休息之后又疲倦地向南飞去,这里面充满着 苍凉悲凄的气氛。
然而,咏雁只是这首词的表层现象,作者的用意显然在于以雁 喻人,通过咏雁来表现自己的身世之悲。如同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云云所反映的 那样,他由于抗清失败,生 计艰难,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飘零四海,客游幕府,先后到过山西、山东、北京等 地。这种漫长的羁旅生 涯,加上时时要担心清廷 的追捕,不能不使他既感 到厌倦,又感到惊恐,梦想着能够回到自己江南的家 乡,过上安定的日子。正 因为如此,所以他看到秋 天南飞的大雁,心中产生 了强烈的共鸣,忍不住发出了“也只恋、江南住”的 慨叹;而大雁尚能南飞,人 却不能自主,有家难归,有 “恨”也不知道向谁倾诉 ! 难怪乎这样一首秋雁词会充满着如此悲凉的气氛。
更有可说者。朱彝尊的身世之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清改朝换代。因此,这首词在叙述秋雁南飞的背景时,也特地点出了是 “北风吹度”。这里的“北风”,以及下文的“紫塞”、“金河”,事实上都象征着来自北方的满清贵族势力。而与此相反,下面“也只恋、 江南住”的“江南”,则自然象征着明朝故国。词的结拍“写不了相思”云云,脱胎于南宋词人张炎的《解连环·孤雁》:“写不成书,只寄 得相思一点。”然而如今故国久已灭亡,连“相思”也“写不了”了,其感情显然更为沉痛。如果说这首词有更深层的寓意的话,那么就 在这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说此词“感慨身世,以凄切之情,发哀婉之调,既悲凉,又忠厚”,所谓“忠厚”,恐怕也就是由个人 进而想到家国吧。
纵观全词,它的主题思路由雁及人,又由人而推及故国沦亡的 背景,从而形成了一个近远浅深逐层递进的多层面体。这即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深化,又使作品产生出强烈的立体感,增加了作品 的艺术感染力。只是我们在阅读这类作品的时候,需要细心辨析它写的究竟是景耶情耶,抑或人耶物耶……
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
“秀才”是汉魏时荐举科目之一,地位比较高,人数也不多,与明清时把州县学府中的生员称为秀才,情况不同。嵇康之兄嵇喜曾举秀才。他去从军,嵇康写了一组(十八首)诗赠他,便以“秀才”为代称。此处所选为第九首,是其中最著名的。
嵇喜的为人,据史书所载,颇有些俗气。所以他去看阮籍,遭到一顿白眼。后来嵇康挟琴携酒而往,阮籍才高兴,以“青眼”相待。但在嵇康的赠诗中,却写得嵇喜十分脱俗潇洒,有人因此对嵇康加以讥刺。这是呆板的读诗方法。诗是写给嵇喜的,当然有称颂他的意思,但诗终究又是一种艺术创造,这二首诗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理想化了的,更多地带有作者自身的痕迹,表现着作者对某种人生境界的向往。就是说,这诗有双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更为重要。
要理解这首诗,需要对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所谓“魏晋风度”有所了解。魏晋的士族文人,普遍信奉老庄哲学,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变幻不定的,人若陷落在这些现象(如功名荣利、道德礼义等等)中,便失去真性,变得卑琐可笑。只有追求宇宙的大道,才能达到崇高的人生境界。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他们重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他们评价人物,注重于内在的智慧、高尚的气质,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脱俗的言谈举止,乃至漂亮的外貌。总之,魏晋风度,是自由精神、人格美、漂亮的仪态的结合。嵇康本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是当代人推崇和效仿的对象。他的诗歌中的理想化人物,当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这首诗,实际是魏晋风度的写照,仅作为普通应酬之作来看,是太可惜了。
这第九首诗,从表层上说,是想像嵇喜从军以后戎马骑射的生活。但借此,写出了一种纵横驰骋、自由无羁的人生境界。诗中描绘的场面和人物,具有象征意味。
通常嵇康的诗不太讲究技巧,这首同样,结构平稳,无甚特异处。前四句,是静态的描写,从几个侧面勾出主人公的特征:他骑一匹训练有素的骏马,穿一身鲜丽生晖的衣服,左手持弓(“繁弱”,古之良弓),右手搭箭(“忘归”,古之良箭)。四句构成一个画面。虽不是直接写人,乘骑、服饰、器物,已经衬托出人物身份的高贵和气度的不凡。
马在这首诗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完成人物形象塑造的凭借。作者写这马“良”而“闲”(本义是熟练),表明这匹骏马并不是难以羁勒、可能失去控制的烈马,这样写是有意暗示主人的一切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后四句转入动态的描写:主人公纵马奔驰,如迅风,如闪电,紧随掠过的影子追逐天上的飞鸟(“景”同“影”,“飞”指飞鸟),奋行在广大的平原上。这里使用一连串表示动作迅急的词汇、一连串的比喻、形容,强烈地特出主人公纵马如飞的形象,要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诗是作用于读者的感性活动的。人们读着这样的诗,脑海里浮现出诗所描绘的场面,不自觉地似乎同诗中人物一齐凌厉奔驰,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快感——超越限制、获得充分自由的快感。其实,现代人驾驶摩托、赛车,常常也是追求这样的快感。所以在西方影片中,经常出现汽车狂驰的场面。但是,如风如电的奔驰,因为唯恐失控,很容易带来紧张感,这样人就是被动的,仍旧是不自由的了。所以作者又加上稳定感。首句“良马既闲”的“闲”字,已经埋下伏笔,末句“顾盼生姿”,加以展开:主人公一路急驰,却是轻松闲逸,左顾右盼,风姿佳美。人生至此,真是如意舒展、毫无压迫,毫无滞塞,这是很美的境界。
迅急所产生的快感和闲逸所产生的稳定感,本来是对立的东西,嵇康却借着马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只有高明的骑士坐在骏马上,才可能是既迅急而又闲逸的。这一形象最能表现人的充分自由和充分主动。延伸开来说,魏晋名士都喜欢临大事而从容不惊的态度。谢安身为宰相,当国家命运系于一举的淝水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却在家里跟客人下围棋。不是他不关心国事(谢安是这场战事的决策人),而是一旦紧张失态,就不够潇洒,不够风度了。这跟嵇康所写的骑射场面,从人生境界上说,是相通的。所以这诗不仅是写嵇喜。何况,嵇喜是个文士,能不能骑快马还是个问题。
嵇康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写诗则非其所长,往往议论太多,陷于枯涩。但这首诗却没有上述的毛病(至少不严重),诗中的形象称得上鲜明生动。人物凌厉奔飞而闲逸自由,具有诗歌特有的感染力。所谓“魏晋风度”,颇有些微妙,不易讲清楚,在这首诗里,至少是写出了一些特征,值得仔细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