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六章，第一章言上古之时百姓的朴素生活。第二章追述后稷播植自给，舜禹躬耕稼穑，都十分重视农业劳动。第三章写古代士女竞相耕作，时代清明，农人安然自逸。第四章写古代贤达之人尚且躬耕，众人庶士更当勤于耕种，以保自安。第五章谈耕作的重要性。“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劝农的根本所在，否则便会斗米不储，“饥寒交至”。第六章反面强调要重视农耕，孔子、董仲舒专心学业，不事农耕的行为高不可攀，借以批评那些既不劳作又不进德修业的人。
全诗环环相扣，强调农耕对生计的重要意义，即便舜禹那样的贤君，贤达的隐士，都躬耕自保，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呢？然劝农躬耕是其一意。诗人于劝农耕作中呈现出的“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的上古气象，“傲然自足，抱朴含真”的淳朴民风，是其真正仰慕的对象。诗人写景观物，情致高远，无不体现出旷远的性情。
整首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农本思想，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诗中以“哲人”为民之主宰的认识，则是陈旧落后的。
这首诗是辽道宗耶律洪基为了回丞相李俨《菊花赋》而作。此诗通过巧妙的联想，写出秋菊独傲风寒的异质，并以此抒发诗人的敬慕之情，极富韵致。
首句破题，点出《黄菊赋》；次句即缘《黄菊赋》意脉拓展，对《黄菊赋》进行品评。
“金英”即黄菊，南朝梁王筠《摘园菊赠谢仆射举诗》“菊花偏可喜，碧叶媚金英”，唐陈叔达《咏菊》霜间开紫蒂，露下发贪英”，其中的“金英”皆指黄菊花而言。“碎剪”，犹言“细细地剪裁”。剪裁金英，斟酌词句，而组成一篇《黄菊赋》，由此可见李俨写作态度的认真和此赋辞藻的华美。不过，这还只是对《黄菊赋》表面辞藻形式的品评，
三、四两句便进入神髓的品评：诗作者从读过此赋之后的感觉入笔，突出表现了黄菊亦即《黄菊赋》品格中固有的清香与贞傲。这首诗的脉络是这样：其第一句无疑是写《黄菊赋》，第二句用“金英”由《黄菊赋》切入到菊，到了三、四两，更深一层着笔，从形到神，专写留在袖中的“余香”，而且是“冷落西风吹不去”的“余香”，这是写菊，也是写赋，是借赋写菊，更是为写赋而写菊，两者兼写，相得益彰。
这首诗的一、二两句，是用“赋”的笔法，即直陈其辞，未见其长，能见其韵味者全在三、四两句，第四句尤为神来之笔。诗家作诗，要求留好字以助警策，留好韵以助精神。这首诗的好字好韵皆在结句，因而警策，精神亦在结句，短短七个字，毫不见刀斧浪，却把全诗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从诗的结构看，结句的“冷落西风”不仅用节候特征呼应和回扣首句点出的黄菊——这正是菊花开放的季节，如《礼记》所云：“季秋之月，菊有黄华”，更重要的是为黄菊渲染了环境气氛，并借以深刻地表现了黄菊的品格：“涉变节而不伤，凌九秋以愈馥。”这是作者对黄菊的赞颂，也包含着对李俨的勉励，同时，从中也表现了作者的志趣取向和审美理想。这种志趣、理想的萌动，自然应是受了李俨《黄菊赋》的启迪（李俨作《黄菊赋》“献其主”，也可能有此讽谏目的）。
此诗是大历二年（767）重九日杜甫在夔州登高之作。诗人联系两年来客寓夔州的现实，抒写自己九月九日重阳登高的感慨，思想境界和艺术造诣，都远在一般登高篇什之上。
首联表现了诗人浓烈的生活情趣。诗人在客中，重阳到来，一时兴致勃发，抱病登台，独酌杯酒，欣赏九秋佳色。诗人酷好饮酒、热爱生活的情态，便在诗行中活现。
颔联诗笔顿转。重九饮酒赏菊，本是古代高士的传统，可是诗人因病戒酒，虽“抱病”登台，却“无分”饮酒，遂也无心赏菊。于是诗人向菊花发号施令起来：“菊花从此不须开”！这一带着较强烈主观情绪的诗句，妙趣神来，好像有些任性，恰好证明诗人既喜饮酒，又爱赏菊。而诗人的任性使气，显然是他艰难困苦的生活遭遇使然。这一联，杜甫巧妙地使用借对（亦即沈德潜所谓“真假对”），借“竹叶青”酒的“竹叶”二字与“菊花”相对，“萧散不为绳墨所窘”（《诗人玉屑》），被称为杜律的创格。菊花虽是实景，“竹叶”却非真物，然而由于字面工整贴切，特别显得新鲜别致，全联遂成为历来传诵的名句。
颈联进一步写诗人瞩目遐思，因景伤情，牵动了万千愁绪。诗人独身飘泊异地，日落时分听到一声声黑猿的啼哭，不免泪下沾裳。霜天秋晚，白雁南来，更容易触发诗人思亲怀乡的感情。诗中用他乡和故园的物候作对照，很自然地透露了诗人内心的隐秘：原来他对酒停杯，对花辍赏，并不只是由于病肺，更是因为乡愁撩人啊！
尾联以佳节思亲作结，遥怜弟妹，寄托飘零寥落之感。上句由雁来想起了弟妹音信茫然；下句哀叹自己身遭战乱，衰老多病。诗人一边诅咒“干戈”象逼命似的接连发生，一边惋惜岁月不停地催人走向死亡，对造成生活悲剧的根源──“干戈”，发泄出更多的不满情绪。这正是诗人伤时忧国的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
此诗由因病戒酒，对花发慨，黑猿哀啼，白雁南来，引出思念故乡，忆想弟妹的情怀，进而表现遭逢战乱，衰老催人的感伤。结尾将诗的主题升华：诗人登高，不仅仅是思亲，更多的是伤时，正所谓“杜陵有句皆忧国”。此诗全篇皆对，语言自然流转，苍劲有力，既有气势，更见性情。句句讲诗律却不着痕迹，很象在写散文；直接发议论而结合形象，毫不感到枯燥。写景、叙事又能与诗人的忧思关合很紧。笔端蓄聚感情，主人公呼之欲出，颇能显示出杜甫夔州时期七律诗的悲壮风格。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