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牟道中二首》是作者以因仕途一片光明而产生的兴奋心情来写入京途中之所见所感的。这两首绝句八个诗句分别写雨意、归云、坏郭、浮屠、 杨柳、蜻蜓、凉风、尘沙等意象,运用拟人等手法表现了作者服丧后重登仕途的舒畅之情。两首诗各从不同侧面描写,整组诗又是一个整体,情感相同,结构统一。第一首首句为全诗铺设了将雨未雨的背景,为以下的写景提供了依据:浮云游动、蜻蜓低飞为夏季雨前所特有,清风拂动杨柳、裹带尘沙也与欲雨有关;第二首末句与组诗开头形成关联与照应,如果雨意已成,就不会有凉风裹抄而来的形象发生。全诗节奏和谐舒缓,情调幽默风趣。
第一首从大处远处落笔,首句写气氛,满天乌云正酝酿着雨意;次句写雨前天空浮云游动,诗人名之曰“归云”,可见时近黄昏,该投宿了,不过中牟已近在眼前,雨意又“还未成”,所以诗人并不担心中途遇雨使人“断魂”,反而以闲适自在的心情感到飞渡的“归云”在伴送自己行路。第三句写中牟县城,那城郭虽残破,但“依然”二字表明是旧地重来,所以还是给诗人以亲切之感;末句写高高的千伴宝塔迎送着过往行人,三年前它送自己回乡,而今又迎接自己重返仕途。
第二首从细处近处着眼。首句写雨前微风,杨柳摇曳多姿,像是不等待媒介就来向行人讨好;次句写雨前蜻蜓低飞,当它飞近过往人马时,又像有所猜疑,远远飞开。凉风也卷来尘沙,凉风虽适意,尘沙却恼人,于是诗人展开异想,怎能与凉风约定,不要挟带尘沙同来。
两首各有描写侧重,但又是一个整体,其内含的情感相同自不待言,在结构上也是统一的。前首的首句为全诗铺设了将雨未雨的背景,为以下的写景提供了依据:浮云游动、蜻蜓低飞为夏季雨前所特有,清风拂动杨柳、裹带尘沙也与欲雨有关;次首的末句与前首的首句形成关联与照应,如果雨意已成,凉风自不会裹挟尘抄而来了。
二诗作于途中,颇富动感,但其节奏却是徐缓的,好像感到诗人纡徐前进的步伐。归云伴行,浮屠送迎,固然明写出了在“行”;蜻蜓近马而又飞去,可见是缓缓而行;中牟县那残败的城郭不也是随着绝离的缩短而越来越清晰,才使诗人辨认出还和旧时一样吗?一切都在徐缓的旋律中活动,唯独中牟县城依然像过去一样雄踞前方,显示着它的古老与凝重。动与静的和谐统一,使诗歌所构成的意境动而不流于浮,活而不趋于乱。
二诗的突出处在于幽默风趣的情调。这自然和诗人此刻的心情直接相关,但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说,这种情调与拟人手法的运用分不开。此诗的拟人不是简单的叙人拟物,而是在比拟中斌予物以不同的性格,并使物与人进行交住。云能“行”能“归”,已是拟人,而伴人行路,更显出对行人殷勤体贴的情意;浮屠之迎人送人本是人的感觉,而着一“管”字,送迎不但变成浮屠发自内心的行动,而且显示出它对人的热情与诚笃;杨柳之在“招人”,主动地表现出亲昵的情意;蜻蜓“近马”又“相猜”,活泼而又顽皮。这种种事物各自以不同方式与行路的诗人进行着交往,于是唤起了诗人也要与景物进行交往的要求,想与凉风订约了,于是更添了诗的清趣。这颇县特色的拟人手法的运用,使两首绝句风趣幽默的情调油然而生,别具风情。后来杨万里诗歌的“奇趣”与“活法”,恐怕是受到简斋诗的启发。
抒情诗多是缘情之作,在唐人孟棨(qǐ)的《本事诗·情感第一》中,详细描述了崔护《题都城南庄》的传奇故事。诗人崔护,进士不第。清明日独游城南,来到一处花木掩映的庄院,但见花木丛萃,寂寂无人,扣门久之,有一妙龄女子自门隙窥之,崔护“酒渴求饮”,女子赠以杯水,“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女子不以言对而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旧地重游,门墙如故,大门紧锁。崔护失望之余,题诗于左扉曰: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显然,元好问这首《杨柳》隐括着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中故事。“杨柳青青沟水流”,在桃红柳绿的春天,沟边杨柳青青,沟边流水汩汩,杨柳傍着野外沟渠而生,自是郊野之景。“莺儿调舌弄娇柔”,这里绿柳成行,柳丛中黄莺呖呖啼转,好似与诗人相识一般,有意在调转着它那如簧巧舌、逞弄着美妙娇柔的歌喉。
在这春天的郊野大自然里,与诗人似曾相识的何止莺儿,作为当年故事的见证物桃花,对旧地重游的昔日题诗客可记得很清楚,“桃花记得题诗客”,“记得”二字仍这首《杨柳》诗的“诗眼”,它把大家从时间的隧道中带到一个令人难忘的一幕: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与一位面若桃花的女子相遇,却又失之交臂。那女子脉脉含情地“斜倚小桃柯伫立”,可时不待人,机不再来,人面桃花不知何处去了,门上题诗又有何用! “斜倚春风笑不休”,是直接从崔护的“桃花依旧笑春风”中脱化而出的,只是情绪、意蕴更显深沉了。诗人在借此感叹世上有多少崔护式的题诗客,连通晓世情的桃花也感到这些人太可笑了,每当年复一年的前来寻找自己那遗落的青春梦想时,不由得“斜倚春风笑不休”了。
元好问这首诗的意蕴与崔护《题都城南庄》完全一样,只是诗中描写的主角换了,崔护的诗突现在面前的是一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而元好问的《杨柳》让大家看到的却是男主角“题诗客”,这样的变换显然在表明今日的题诗客已不同于唐代的崔护,他更多地在思考人生,有更多的觉醒与自责,因而在心灵深处也就有了一种更深沉的终生遗恨。
孟浩然写山水诗往往善于从大处落笔,描绘大自然的广阔图景。第一二两句就写得气势磅礴,格调雄浑。辽阔无边的太空,悬挂着一轮晕月,景色微带朦胧,预示着“天风”将要来临。“月晕而风”,这一点,“舟子”是特别敏感的。这就为第三句“挂席候明发”开辟了道路。第四句开始进入题意。虽然没有点明彭蠡湖,但“渺漫”这个双声词,已显示出烟波茫茫的湖面。
“中流席匡阜,势压九江雄”,进一步扣题。“匡阜”是庐山的别称。作者“席匡阜”是在“中流”,表明船在行进中,“势压九江雄”的“压”字,写出了庐山的巍峨高峻。“压”字之前,配以“势”字,颇有雄镇长江之滨,有意“压”住滔滔江流的雄伟气势。这不仅把静卧的庐山写活了,而且显得那样虎虎有生气。以下四句,紧扣题目的“望”字。浩渺大水,一叶扁舟,远望高山,却是一片“黛色”。这一“黛”字用得好。“黛”为青黑色,这既点出苍翠浓郁的山色,又暗示出凌晨的昏暗天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渐渐显露出鱼肚白。高耸的庐山,在“曙空”中,显得分外妩媚。天色渐晓,红日东升,庐山又是一番景象。崔巍的香炉峰,抹上一层日光,读者是不难想象其美丽的。而“瀑水喷成虹”的景象更使人赞叹不已。以虹为喻,不仅表现庐山瀑布之高,而且显示其色。飞流直下,旭日映照,烟水氤氲,色如雨后之虹,高悬天空,显得绚丽多彩。
这样秀丽的景色,本该使人流连忘返,然而,却勾起了作者的满腹心事。“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表明了作者早有超脱隐逸的思想。东晋高僧慧远,他本来是要到罗浮山去建寺弘道的,然而“及届浔阳,席庐峰清净,足以息心”,便毅然栖息东林。“追”“怀”二字,包含了作者对这两位摆脱世俗的隐士高僧是多么敬仰和爱戴;“我来限于役”以下四句,显露出作者之所以不能“息微躬”是因为“于役”,是因为他还要继续到长江下游江浙等省的广大地区去漫游,如今整个行程还不到一半,而一年的时间却将要完了。“淮海”、“星霜”这个对偶句,用时间与地域相对,极为工稳而自然,这就更突出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从而显示出作者急迫漫游的心情。这对“久欲追尚子”两句说来是一个转折,表现了隐逸与漫游的心理矛盾。
“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对以上四句又是一个转折。末两句暗寓出诗人不留在庐山,但将来还是要与“岩栖者”共同归隐的,表现出诗人对庐山的神往之情。
这虽是一首古诗,但对偶句相当多,工稳、自然而且声调优美。譬如“黯黮凝黛色,峥嵘当曙空”中的“黯黮”与“峥嵘”,都是叠韵词。不仅意义、词性、声调相对,连字形也相对了。《全唐诗》称孟诗“伫兴而作,造意极苦”,于此可席一斑。此诗结构极为紧密。由“月晕”而推测到“天风”,由“舟子”而写到“挂席”,坐船当是在水上,到“中流”遂席庐山。这种联系都是极为自然的。庐山给人第一个印象是气势雄伟;由黎明到日出,才看到它的妩媚多姿、绚丽多彩。席庐山想到“尚子”和“远公”,然后写到自己思想上的矛盾。顺理成章,句句相连,环环相扣,过渡自然,毫无跳跃的感觉。作者巧妙地把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化,思想的矛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正是它结构之所以紧密的秘密所在。
这首词描写的是京城夜晚的热闹与繁华。可能是词人刚到京城时所作。上片写京城之夜的喧闹景象,下片则选取了个别情景描绘:“金吾不禁六街游”,金吾不管,满街的妓女随处游荡,拉客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词人初到京城,对这里不夜城般的繁华与热闹很是陌生,言谈间充满了探究与好奇。特地风光,即指不同于别处的风物人情。首句总写,领起全文。
“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盈兰灯晓夜色。”这两句对仗工整,既是白描又是极力的渲染。从中可以看出北宋开基百年来相安无事的一个侧面,当时社会较为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鹓鹭客。”过片是工整的偶句,采用了互文见义的写法。“十二”、“三千”不是实数,皆虚指,对仗的同时也写出了京城风月场所的潜滋暗涨,社会风气日益低靡不振。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末句浓浓一笔,对前文的总括淋漓尽致。
词人一生时常出没烟花之地,写此词未必有深刻的主旨。但从其平自的描写中,可以管中窥豹,了解到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梗概。京城自古便是富贵显赫、商家大贾云集之地,“光盈绮陌”、“蜡盈兰灯”自不必说。“珠履三千”、“金吾不禁”更令人深深回味,官员与民同乐,不再作威作福,这似乎是社会安定、阶级矛盾缓和的象征,然而偏偏和遍布京畿的“三千”妓女搭配在一起,不能不说是对当时社会的绝妙讽刺,所谓的百年太平,实则已经不太平了,潜在的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