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窗的梦词,大多不落俗套,具有创造性。这首梦词虽然不是他的名作,但和他的《踏莎行》一样,都具有新意和美感,内心感受也极为细腻生动,而且词人把自己的号“梦窗”化雪无痕地融人了词中。
词的小序交代了词人倚竹窗听雨、慢慢入睡、梦见女仙的过程。上片用典虽多,但不失晦涩,读者能深切地感受到这寥寥二十几个字内营造出的凄美意境:窗觉雨声潺潺,雨水掠过小溪,发出了清脆的声响。这时屋里的孤灯显得格觉的亮,但也格觉的清冷,那种冷是一种寒香冷,充盈着整个房间。窗觉雾茫茫,雨水漫上台阶,词人独自一人在屋中小憩,这种感觉真像乘坐孤舟在湘江之上漂荡。此时,仿佛湘君轻挽裙带,水上盈盈步微月,皎洁与清冷的月光映照在她身上。
下片依然叙写梦境。“香苦欺寒劲”,短短五个字却包含了肤觉、视觉、味觉、嗅觉和心灵体味。“香苦”两句,言水仙发出清冽的香气,可是苦于受到冬夜寒气的侵袭,使她不禁追念起生长在千顷波涛的江湖岸边时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两句既是拟人化的神化描绘,又是词人寄人篱下身不由己的苦闷借题发泄。“梦觉”一句,言词人从幻梦中清醒过来,只见眼前仍旧是原来一成不变的景象。面对这种压柳的生活,词人更添上一段新的愁绪。“绀云”三句,扣题“既觉”。词人醒时对花独酌,醉而伏案而眠;再醒后始觉头上青丝零乱,玉簪斜挂,活现出一个不拘小节的风流词人形象。
整首词颇具梦窗词的特色,梦窗写词,无论写妻妾或描绘梦境,总是晦涩中带有真情,仿佛词人总是睁着惺忪迷离的双眼,在描绘这个令人感到刺骨寒心的世界,可是心里却无比的清醒。错觉与幻境,错综叠合,将读者引入一个魔方大厦,满眼琳琅的风景与色彩,迷离幻邈不可追寻。词人写梦中的女子,不管是描绘她的姿态还是容貌,毫无往日宫体诗词的猥琐与晦暗,他笔下的仙子散发着水仙花的清香,与月为伴,在雨中徜徉,在沧涛上漫步,高洁优雅,超凡脱俗。这首词营造了一种精致独到、虽不阔大但十分幽远的艺术境界。
这首七律《蜀相》,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才智品德的崇敬和功业未遂的感慨。全诗熔情、景、议于一炉,既有对历史的评说,又有现实的寓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中,堪称绝唱。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汉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第二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柏黄鹂空好音”所描绘的这些景物,色彩鲜明,音韵浏亮,静动相衬,恬淡自然,无限美妙地表现出武侯祠内那春意盎然的景象。然而,自然界的春天来了,祖国中兴的希望却非常渺茫。想到这里,诗人不免又产生了一种哀愁惆怅的感觉,因此说是“自春色”、“空好音”。“自”和“空”互文,刻画出一种静态和静境。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意渗进了客观景物之中,使景中生意,把自己内心的忧伤从景物描写中传达出来,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透过这种爱国思想的折射,诗人眼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更加光彩照人。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时,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拒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汉,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四句凭吊丞相祠堂,从景物描写中感怀现实,透露出诗人忧国忧民之心;后四句咏叹丞相才德,从历史追忆中缅怀先贤,又蕴含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许多期盼与憧憬。全诗蕴藉深厚,寄托遥深,造成深沉悲凉的意境。概言之,这首七律话语奇简,但容量颇大,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短短五十六字,诉尽诸葛亮生平,将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代的爱国志士及普通读者一吟诵这首诗时,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一读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二句时,不禁黯然泪下。
在艺术表现上,设问自答,以实写虚,情景交融,叙议结合,结构起承转合、层次波澜,又有炼字琢句、音调和谐的语言魅力,使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人称杜诗“沉郁顿挫”,《蜀相》就是典型代表。
本诗借游览古迹,表达了对诸葛亮雄才大略,忠心报国的赞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而身先死的惋惜。
前面八句描绘了诗人春风得意时的生活景象。开头两句写诗人醉眠花柳,与当朝权贵们开怀畅饮。显示出诗人当时的生活之奢华。后面四句则表现出诗人当时的心态。那时候,诗人风华正茂,豪气干云。手握金鞭,走马章台,流连琼筵,出入宫掖,睥睨权豪。花红酒绿时纵情喝酒,歌舞声中尽情享受。随后两句凸显出皇帝对诗人的宠信,诗人能够在宫殿中为皇帝呈献风章,在酒席上流连忘返。表现出诗人在朝廷上的地位之高。
中间两句是转折句,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诗人原本以为这种同赴侯门、走马章台、献赋金宫、醉卧酒筵的得意生活会永远持续下去,谁知好景不长,平地风雷,安史之乱爆发了。“函谷忽惊胡马来”,即指安史叛军攻陷潼关,占领东西两京。一个“忽”字表现出这次战乱的出乎意料,忽然之间,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乱了,诗人再也无法过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最后四句是对诗人战乱爆发后的生活的描述。敌人已经占领函谷关了,许多昔日同僚因兵兴之际,被朝廷越次擢用,好像桃花李花在阳光下盛开。此句或为诗人对当朝统治者的谴责,诗人眼见国家罹难,生民涂炭,欲为国效力而不可得,故而生发哀怨之情。最终诗人独自远谪夜郎,漂泊天涯。只能期待能够等到朝廷大赦天下的时候,使诗人能够有机会重新回归朝廷,为国家尽一份力。最后两句含蓄的表达了诗人希望辛判官能够施以援手,使诗人能够早日回归的心情。
此诗回忆昔日在长安的得意生活,对长流夜郎充满哀怨之情,通过今昔对比,写出他此时此刻企盼赦还的心情。诗中今昔处境的强烈对比,自然有博取辛判官同情之心,也暗含有期待援引之意。由于李白此诗直露肺腑,对当年得意生活颇有炫耀之意,不无庸俗之态,所以历来不少读者认为它非李白所作,即使肯定其豪迈气象,也显得极为勉强。不过穷苦潦倒之时,落魄失意之后,人们都不免会对当年春风得意的生活充满眷念,尤其在一个陷入困境、进人晚年依靠回忆来支撑自己的的诗人身上,这种眷念更会牢牢地占据他的心灵。
诗中使读者看到了诗人凡俗的一面,对失去繁华与功名的痛苦。只是诗人凡俗的这一面并没有主导诗人的精神生活。在更多的痛苦与不称意中,诗人是将自己的精神放飞在大自然中,放飞在睥睨一切的狂放与飘逸中。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稼轩以“凭陵上司,缔结同类”的罪名,罢居上饶已经将近三年了。所以词中处处把李之入任,与己之罢闲,双双对照写来,一喜一忧,缠绵悱恻,寄意遥深,感人心肺。
起两句,“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点出李之入蜀与己之送行,双双入题,显得情亲意挚,依依难舍。“登天”虽借用李白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却暗含此行之艰难;虽是王命,何尝又不是小人的挟嫌排挤,有如远谪?所以他这阕词写的极其沉郁,这开头无异已定下了全词的基调。“一杯”,何其简慢;看似淡语,然而却是至情的无间;流露出君子之交,一杯薄酒足矣。没有华筵歌妓,也没有清客的捧场;只有两个知心的朋友一杯相对,则这“一杯”二字,不仅写出了友情之深,亦且写尽了世态之薄。笔墨之力量如此,则这“一杯”也就不少了。
“绣衣”,是对“提刑”的美称。汉武帝时,派使者衣绣衣巡视天下,操有生杀之大权,称为绣衣直指。李正之提点刑狱公事,也负有司法和监察的任务,所以稼轩也借以称他为“绣衣使者”。
三、四句:“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点出“中年”,是时稼轩45岁,正是“不惑之年”,大有作为的时候。然而“多病”,这一“病”字,包含就多了,更何况“多病”。稼轩正当中年,而一放就是三年。又正是祖国被侵占的时候,自己又有才能去驱除外侮,却非要闲置如此,内忧外患,不能不“病”。所以他才用“还自叹”三字领起下面两种难堪:已是自己闲置生愁,怎当堪用的同志又遭远调,离开了中央,这一来抗战派淘汰将尽矣。所以这种离别,不止友情,更关系国家的命运,才是最大的痛楚。
五、六两句,按词律要求,是要用律句的对仗格式。他巧妙地安上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都是关于蜀的故事。切题已难,而寓意得妙更难。他却举重若轻,正是有一肚子的学问。“还北看惊”者,是还北方的大好河山,沦入异族之手,正应当像诸葛亮请求出师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着一“惊”字,有三层意思:惊山河之破碎;惊投降派的阻挠;以至惭愧得都怕(惊)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了。然而却反其“道”而行之,让李正之去西南的巴蜀“更草相如檄”。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唐蒙使路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这里着一“更”字,透露出了不出师还北之恨未已,而又要被强迫到西南去镇压人民。恨上加恨,这个“更”字把一个南宋小朝廷的那种对敌和,对己狠的心态暴露无遗。下字非常生动而有力。
七、八两句,“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正是双方的小结。自己废置无聊,而李又任非其所。而“把功名收拾付君侯”的,是因为他毕竟还是有土有责的,和稼轩自己只能耕种以自适的“稼轩居士”不同,终究还是可以期望以“功名”的。然而稼轩之所以期望于李的功名,不是铁马金戈,不是临刑的鬼头刀,而是如椽之笔!因为李正之是提刑,他那红笔一勾,是要人命的,虽不能法外开恩,也要慎之又慎。所谓“况钟之笔,三起三落”。在这六年前,稼轩也曾有过“按察之权”,而他当时却向皇帝上过《论盗贼札子》,他就曾非常精辟地说过剿“贼”之害。他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用笔,即亦“无恃其有平盗之兵”。能如此,那于国于民也就算是功名了。言来令人欲泪。
过拍起首四句:“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儿女泪”是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末二句:“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之意。“能”,这里读去声,宁可的意思。这里是说:与其有作儿女哭泣的时间,倒不如听我说一说你要去的荆楚这一路的风光吧?以此换头,过度到下阕,一荡上阕愁闷的情绪。用“要新诗准备”贯串“庐山色”、“赤壁浪”、“铜堤月”。不过这看似闲情逸趣,何等潇洒。其实这正是上阕的“表”与“檄”的内含。下阕怜南,也正是上阕的思北。“荆楚路”这一带是没有被敌人占领的,如此美景,宜爱宜惜。爱,就要珍重它;惜,就要保护它。特别作为北方的游子,当提到这些南方的美景时,不能不有一些思乡的酸楚夹杂于胸中。总之,只因是一个分为两片的祖国横亘在胸中,所谓“新诗”,当也是长歌之恸。以此相勉,是轻松的调侃,其实正是痛心的变异。以此寄人,不仅见趣,亦且见志。多么委宛而深厚有致。
最后点明时间。李正之是十一月入蜀的,所以他说“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是彼此双方的互勉,仍以双双作结。
这一段看似白描,似乎没有多少深意。其实如果联系历史背景,是仍然可以感到话外之音的。“正梅花万里雪深”,“梅花”是他们,又是传递消息的暗示。所谓“折梅逢驿使,送与陇头人”。“万里雪深”是写彼此的间隔,也是彼此的处境。所以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但不论地理的或心理的,造成可以间隔而寂寞的,终归是政治的原因。是投降派对于他们的打击。那么,在这样个废弃与远戍的道路上,他形象地即情即景,用“万里雪深”,彼此的一切,俱足以包之了。而要相互勉励莫相忘并不断传递消息的,那当然是人,所以“须相忆”是彼此的。既是人,又是事。而这人事,正是他们“志”的结集,所“须相忆”者,仍是祖国恢复之大业。因此,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即抗战派在被迫流离失所时,仍在呼喊着团结。甚至可以说,通篇都是在告诫着不要忘了抗战的事业。这样分析是有心理依据的。在共同斗争中因失利而不得不分手的战友,临岐执手勉励莫相忘时,他们思想里起作用的第一要素应是斗争失利的耻辱与磨砺以须的豪情。
战友在一起当然比分散开好。他知道,投降派又何尝不知道。以是他们之间的“离别”就成为“不堪”的了。“不堪”二字,伤心之至:已不成军,不堪遣散。通篇都是对于抗战事业的悼念与惋惜。甚至连那一滴儿女泪,也要他收起,这样的心肠,要以江山为念,真正是情深意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