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题为《伤温德彝》,中心在一个“伤”字。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将官温德彝有功而未得封侯一事,借汉代大将军李广的命运作比,对唐代统治阶级的赏罚不明,埋没有人才,进行了大胆的讽刺。
诗人先濡毫大书边将温德彝的卓著功勋:“昔年戎虏犯榆关,一败龙城匹马还。”古代泛称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为戎,戎虏乃对其蔑称。史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卫青麾军直驱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多用典故,借古讽今是此诗的特色,诗中名物事迹皆不可拘泥字面,“一败龙城”喻称边将大获全胜。此两句从“戎虏”的“犯”,写到“戎虏”的“还”,虽然将军的战绩只字未提,但将军的卓著战功已经写出。两句以夸张的笔墨、雄豪的气势,赞颂边将温德彝面对戎虏的进犯,奋起反击,斩获至多,敌军只落个匹马逃归的惨败。昔年建功如此,昂首青云,扬眉吐气。
接着褒扬之笔一顿,厉扬奋发之气全敛,出之以沉痛不平之语:“侯印不闻封李广,他人丘垄似天山。”李广功劳很大,但不得封侯。他曾反思平生、扼腕怅叹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建者,何也?”丘垄似天山,谓建功天山,死后建冢亦似天山,系化自霍去病祁连山冢典故。霍去病乃汉武帝后族,夤缘少年得志,十八岁即领兵作战,六次征讨匈奴,将西匈奴驱至祁连山以西,二十四岁病逝,汉武帝特许建冢像祁连山,以示殊恩,世以为荣。其墓在今陕西兴平县茂陵(汉武帝陵)东五百米处,土冢犹存。第三句写李广有功“不闻封”,第四句用一“似”字作了入骨的讥讽。题中之“伤”字,其意也就自在其中了。诗人借汉庭暗指唐朝,以李广喻比温德彝,醒警而形象地指责李唐王朝厚此薄彼,对一些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将领刻薄寡恩,激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发人深省,令人愤恨。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者岂止边将,诗人亦属其列,故有此同情。纵览《温庭筠诗集》,与此诗旨意相仿者时有可见,《赠蜀府将》云:“志气已曾明汉节,功名犹自滞吴钩。今日逢君倍惆怅,灌婴韩信尽封侯。”《苏武庙》云:“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联类并读,当有助于理解此诗中的悲情恨意。
这首七律描绘了酷暑雷雨过后的自然景象,抒发了诗人感受雨后新凉的舒畅喜悦的心情。
首联、颈联都描绘雨晴的景象,首联写天空。
“天缺西南江面清,纤云不动小滩横。”中“天缺西南”写西南方的天已露出了蔚蓝,标示出“晴”,“江面清”三字是以江南的清平湛蓝来比喻天空西南方的晴明之色。“纤云不动”,写白云纹丝不动。“小滩横”三字承接“江面清”,比喻一抹云如横在江面的小滩。这两句前四字都用白描手法绘实景,后三字都用比喻对实景加以形容,两个比喻前后照应,使二句之景融为一体,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明富于立体感。
颔联“墙头语鹊衣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里,诗人的视线,由于鹊叫自然地由仰视转为平视,描写由形为主转声为主。“犹湿”,即写出雨后初晴,又表现了鹊的情态活泼可爱。下句,随“残雷”的低响,描写形声兼顾转以写声为主。“气未平”三字写雷声不甘于立即销声匿迹。这一联,鹊能“语”又有“衣”,雷能“残”又有“气”,运用了拟人手法,使诗句富有生气。清脆的鹊语与低沉的残雷形成对比,和谐一致,交织成一首雨晴时大自然的交晌曲。
颈联用叙事抒发雨睛的喜悦。
“尽取微凉供稳睡,急搜奇句报新晴。”雨后微凉引起睡意,雨后新晴牵动诗情,但诗情胜过睡意。“尽取”、“急搜”、“微凉”、“稳睡”、“奇句”、“新晴”这六个带修饰语的词,使两个记事诗句具体可感。“供”字写自然给人的提供。“报”字写人对自然的回报,这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尾联两句仍叙事,事中有景,景中寓情。
“卧看星河尽意明”一句化用杜牧的“卧看牵牛织女星”,只是没有小杜诗句的寂寞感,而是兴致盎然。“尽意”二字,不仅描绘星河的明澈,更赋予星河以生命,让它充分绽放光彩,也采报答雨后的新睛。
通观全诗,诗人捕捉住雨后初晴自然景况变化的瞬间,以乍晴的天空、漂浮的白云、争喧的鹊鸣、低沉的雷声,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气势恢弘的绚丽景观。诗中虽未着一个情字,但喜悦之情旱已透过写景叙事的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全诗清丽雄浑,奇趣横生。
诗中用虎门形势的雄壮险要和遗垒的残破颓败,当年抗击侵略军的激烈战斗和眼前侵略者的嚣张狂暴作对照,抒发出忧时伤世的愤慨心情。全诗文辞瑰丽,风格雄浑。
“粤海重关二虎尊”写景,由远及近,由海及山,勾勒出虎门的地理形势。一个“重”字写出了侵略者难以突破的层层险峻防御关口,而一个“尊”字又写出了“二虎”不可侵犯的雄伟气势。在如此形势的战略要地作战正是英雄的用武之地,而且定能大获全胜。从字面看是写景,但在写出这样的景中已经包含和体现了诗人为什么这样写的主观情绪,“重关”与“二虎”的客观形势与勇猛必胜的主观信念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
“万龙轰斗辜何存”,不仅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为首的爱国将士抵抗英军侵略的英勇战斗最终未能抵御敌人的入侵,而且在此抵抗敌人的战斗业绩也永远成为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存在和发生。原因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致使虎门炮台被英国侵略者轰坏并拆毁防御工事。
诗人用“万龙轰斗”四字追叙当年的英勇行为,表现了诗人对爱国将土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奋战的赞颂和缅怀,而“事何存”的反问强烈地谴责了清王朝的卖国投降主义政策。纵使有英勇不屈的将土有虎门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雄关,然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投降主义政策只能导致引狼入室的结果,使侵略者倍加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使中国的危机不断加深,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至今遗留下来的唯有残石断垣余垒,破败不堪,一派凄怆苍凉,只见白浪滔滔、汹涌而过,虎门似乎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雄风伟力,虎山完全被“白浪如山”的气势所吞没。抚今思昔,触景生情,感慨无限。但诗人并没有直言抒发,而是对清朝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嫉愤、对当年辉煌抗战业绩高然无存的哀惋、对民族危亡深切忧患等等复杂情感都寄托在最后这两句眼前凋零残败景象的描述之中。
全诗四句,只有一句言事,其余三句均写景。同是一个地方、一种环境,但战前的景象与战后的景象截然不同,形成虎虎生气与残败不堪的强烈对比,这就在于诗人移情于景所致。诗人对战与降的态度不同,对战前和战后历史的心情不同,就在不同的景象描写中即对景象的不同描写中蕴含着诗人完全不同的情绪和评价。虽然全诗没有一句直接抒发感情,但思想感情却表达得淋滴尽致,尽在景象描述之中,尽在不言之中。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