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的艺术特点主要是采用借喻等手法，形象地揭示出写诗的目的，蕴意丰富，很有吸引力。诗词语言精练，比喻恰当，想象丰富，寓意深刻。
首联这两句诗，借用神话小说的内容，写白骨精的生成。用这一生动而形象的比喻，科学地概括了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规律。“一从”和“便有”两个词相呼应，强调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自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兴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雷霆之后，就产生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势力，这些就像从一堆腐朽的白骨中化生出妖精来兴风作浪一样。
这两句诗是针对郭沫若诗中“千刀当剐唐僧肉”说的。“僧”，指剧中的唐僧。他错误地惩罚了斩妖除魔的孙大圣，三度放过了白骨精。但他只是属于辨不清敌友，误把变化成人样的白骨精当做朋友，受了欺骗和蒙蔽，而不是与白骨精同谋陷害孙大圣的。同时，唐僧自己也是受害者。诗人一个“愚”字，便简练地点出了这一点。僧与妖一作“犹可”，一作“必成”，十分准确地点明他们应持的本质，以及我们对他们的不同态度。
戏中的白骨精尽管是那样诡计多端，但终究逃脱不了“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最后的下场只能是被“金箍棒”打得粉身碎骨，其所制造的千里妖雾尘埃被扫灭，而使太空得到了澄清。很显然，是借此比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气焰嚣张，制造什么千里尘、万里埃，但到头来只能像白骨精那样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与开头相呼应，运用借喻的修辞方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所以再一次受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世界上又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他们又兴妖作怪起来了，人民希望真正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再一次把妖雾澄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今日”、“又重来”这些字眼的运用，巧妙地和首联相呼应，再一次深刻地揭示出当前这场斗争，实质上是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这首诗同郭沫若的原诗都是通过比喻来说明道理的。即使不加注释，在了解当时形势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看出诗中说的道理。这同全诗形成了一个比喻系统有关。因为这个比喻系统中作为喻体的人物与相关情节为人们所熟知，诗人巧妙地利用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人物、情节言事，所以显得既含蓄又明显。当然，这当中也有诗人在原故事情节基础上的想象拓展，如以“风雷”喻共产主义运动，以“玉宇”喻全世界等，但又与传统的比喻习惯相合，故显得自然贴切，不待解释，即可意会。
此诗通过人们在玄都观看花的事，含蓄地讽刺了当时掌管朝廷大权的新官僚。第一、二句写人们去玄都观看花的情景，展示出大道上人欢马叫、川流不息的热闹场面，看花回来的人们“无人不道”花的艳丽，呈现出心满意足的神态；第三、四句表面上写玄都观里如此众多艳丽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还根本没有，离别长安十年后新栽的桃树长大开花了，实则是讽刺当时权贵的。此篇诗语讥忿，触怒当权者，作者因此又遭贬逐。
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从表面上看，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人物众多，来往繁忙，而为了要突出这些现象，就先从描绘京城的道路着笔。一路上草木葱茏，尘土飞扬，衬托出了大道上人马喧闹、川流不息的盛况。写看花，又不写去而只写回，并以“无人不道”四字来形容人们看花以后归途中的满足心情和愉快神态，则桃花之繁荣美好，不用直接赞以一词了。
它不写花本身之动人，而只写看花的人为花所动，真是又巧妙又简练。后两句由物及人，关合到自己的境遇。玄都观里这些如此吸引人的、如此众多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去国十年，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并且开花了，因此，回到京城，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春色，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
再就此诗骨子里面的，即其所寄托的意思来看，则千树桃花，也就是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
结句指出：这些似乎了不起的新贵们，也不过是自己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他这种轻蔑和讽刺是有力量的，辛辣的，使他的政敌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此诗一出，作者及其战友们便立即受到打击报复了。
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
这是曹丕《燕歌行》二首中的第一首。《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它和《齐讴行》、《吴趋行》相类，都是反映各自地区的生活，具有各自地区音乐特点的曲调。燕（Yān）是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名，辖地约当今北京市以及河北北部、辽宁西南部等一带地区。这里是汉族和北部少数民族接界的地带，秦汉以来经常发生战争，因此历年统治者都要派重兵到这里戍守，当然那些与此相应的筑城、转输等各种徭役也就特别多了。拿最近的事实说，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伐乌桓的战争，就发生在这古燕国的北部今辽宁省兴城一带。反映这个地区战争徭役之苦的作品，早在秦朝就有“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骨相撑拄”的民歌，到汉代更有了著名的《饮马长城窟》。曹丕的《燕歌行》从思想内容上说就是对这种文学作品的继承与发展。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说：“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又引《乐府广题》说：“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这样来理解作品的内容是正确的。《燕歌行》不见古辞，这个曲调可能就创始于曹丕。这篇作品反映的是秦汉以来四百年间的历史现象，同时也是他所亲处的建安时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关心与同情。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开头三句写出了一片深秋的肃杀情景，为女主人公的出场作了准备。这里的形象有视觉的，有听觉的，有感觉的，它给人一种空旷、寂寞、衰落的感受。这种景和即将出场的女主人公的内心之情是一致的。这三句虽然还只是写景，还没有正面言情，可是我们已经感觉到情满于纸了。这种借写秋景以抒离别与怀远之情的方法，中国是有传统的。宋玉《九辨》中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高临水兮送将归。”汉武帝的《秋风辞》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燕歌行》与它们思想感情上的连续性，而且还可以看到其中语言词汇上的直接袭用。但是这些到了曹丕笔下，却一切又都成为具有他个人独特思想面貌，独特艺术风格的东西了。这点我们后面再说。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在前面已经描写过的那个肃杀的秋风秋夜的场景上，我们的女主人公登台了：她愁云满面，孤寂而又深情地望着远方自言自语，她说：你离家已经这样久了，我思念你思念得柔肠寸断。我也可以想象得出你每天那种伤心失意的思念故乡的情景，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这样长久地留在外面而不回来呢？慊慊（qiànqiàn）：失意不平的样子。“慊慊思归恋故乡”是女主人公在想象她的丈夫在外面思念故乡的情景。这种写法是巧妙的，也是具体、细致的。一个人思念另一个人，其思想活动总有具体内容，或者回忆过去在一起的时光，或者憧憬日后见面的欢乐，或者关心牵挂对方目下在外边的生活，想象着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如此等等。这种借写被思念人的活动以突出思念者感情急切深沉的方法，早在《诗经》中就有，到了宋人柳永笔下更有所谓“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那就更加精采了。这种写法的好处是翻进一层，使人更加感到曲折、细致、具体。淹留：久留。“君何淹留寄他方？”这里有期待，有疑虑，同时也包含着无限的悬心。是什么原因使你至今还不能回来呢？是因为修筑繁忙？是因为战事紧急？是因为你生病了？受伤了？还是……那简直更不能想了。看，女主人公的心思多么沉重啊！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茕茕（qióngqióng）：孤单，孤独寂寞的样子。不敢：谨虚客气的说法，实指不能、不会。这三句描写了女主人公在家中的生活情景：她独守空房，整天以思夫为事，常常泪落沾衣。这一方面表现了她生活上的孤苦无依和精神上的寂寞无聊；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女主人公对她丈夫的无限忠诚与热爱。她的生活尽管这样凄凉孤苦，但是她除了想念丈夫，除了盼望着他的早日回归外，别无任何要求。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援：引，拿过来。清商：东汉以来在民间曲调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乐调，以悲惋凄清为其特色。短歌：调类名，汉乐府有长歌行、短歌行，是根据“歌声有长短”（《乐府诗集》语）来区分的，大概是长歌多表现慷慨激昂的情怀，短歌多表现低回哀伤的思绪。女主人公在这秋月秋风的夜晚，愁怀难释，她取过瑶琴想弹一支清商曲，以遥寄自己难以言表的衷情，但是口中吟出的都是急促哀怨的短调，总也唱不成一曲柔曼动听的长歌。《礼记·乐记》云：“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女主人公寂寞忧伤到了极点，即使她想弹别样的曲调，又怎么能弹得成呢？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女主人公伤心凄苦地怀念远人，她时而临风浩叹，时而抚琴低吟，旁徨徙倚，不知过了多久。月光透过帘栊照在她空荡荡的床上，她抬头仰望碧空，见银河已经西转，她这时才知道夜已经很深了。“夜未央”，在这里有两层含意，一层是说夜正深沉，我们的女主人公何时才能捱过这凄凉的漫漫长夜啊！另一层是象征的，是说战争和徭役无穷无尽，我们女主人公的这种人生苦难，就如同这漫漫黑夜，还长得很，还看不到个尽头呢！面对着这沉沉的夜空，仰望着这耿耿的星河，品味着这苦痛的人生，作为一个弱女子，我们的女主人公她又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这时，她的眼睛忽然落在了银河两侧的那几颗亮星上：啊！牛郎织女，我可怜的苦命的伙伴，你们到底有什么罪过才叫人家把你们这样地隔断在银河两边呢？牵牛、织女分别是天鹰和天琴星座的主星，这两颗星很早以来就被我国古代人民传说成一对受迫害，不能团聚的夫妻，这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事情。女主人公对牵牛织女所说的这两句如愤如怨，如惑如痴的话，既是对天上双星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同时也是对和自己命运相同的千百万被迫分离、不能团聚的男男女女们说的。这个声音是一种强烈的呼吁，是一种悲凉的控诉，是一种愤怒的抗议，它仿佛是响彻了当时的苍穹，而且在以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年年月月、时时刻刻都还可以听到它的响亮的回声。这样语涉双关，言有尽而余味无穷，低回而又响亮的结尾，是十分精采的。
作品表现的思想并不复杂，题材也不算特别新鲜，但是曹丕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能关心这样一种涉及千家万户的事情，而在诗中寄予了如此深刻的同情，这是很可贵的。在艺术上他把抒情女主人公的感情、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她雍容矜重，炽烈而又含蓄，急切而又端庄。作品把写景抒情、写人叙事，以及女主人公的那种自言自语，巧妙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千回百转、凄凉哀怨的风格。它的辞藻华美，也袭用了许多前人的东西，但这一切又象是完全出之于无心，而不带任何雕琢的痕迹。这是《燕歌行》的特点，也是曹丕诗歌区别于建安其他诗人的典型特征。曹丕是个政治家，但从他的作品中往往看不到其父曹操那种慷慨激扬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也找不到其弟曹植那种积极上进志欲报效国家的思想。在他那里总象是有一种诉说不完的凄苦哀怨之情，而且他的言事抒情又常常爱用妇女的口吻，因此明代锺惺说他的诗“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人气”（《古诗归》）。清代陈祚明说他的诗“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盻无非可怜之绪”（《采菽堂古诗选》）。《燕歌行》可以说是最能代表曹丕这种思想和艺术风格特征的作品。前人对这两首诗的评价是很高的，清代吴淇说：“风调极其苍凉，百十二字，首尾一笔不断，中间却具千曲百折，真杰构也。”（《六朝选诗定论》）王夫之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姜斋诗话》）
《燕歌行》二首在七言诗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这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诗经》基本是四言体，偶尔也出个七言句子，但为数甚少。《楚辞》是楚歌体，有七言句，但大多数都带有“兮”字，与七言诗句子的格式韵味不同。汉代乐府中有一部分杂言体，如《战城南》、《东门行》等，其中有一部分七言句，这些对于七言诗的发展显然是有促进的，但七言句在那些作品中还不是主体。两汉四百年间，全篇由七言构成的作品今天被人们提到的有两首，第一首是汉武帝时的君臣联句，即所谓《柏梁台诗》。这首诗出于后代小说，漏洞甚多，原不可信，而且生编硬凑，堆砌敷衍，也完全没有什么诗味。第二首是张衡的《四愁诗》。诗味很浓，但张衡这四首诗每首的第一句还都带着一个“兮”字，还拖着一个楚歌的尾巴。因此，真正摆脱了楚歌形式的羁绊，使七言形式宣告独立的作品就不能不说是曹丕的这两首《燕歌行》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曹丕学习汉代乐府，学习前人诗歌，在形式上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燕歌行》句句压韵，而且都是平声，格调清丽宛转，这是七言古诗发展的一个阶段。晋宋作家模写七言，还照此继续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后来又经过南朝鲍照、萧绎、庾信等人的努力，到唐代卢照邻、骆宾王那种隔句用韵、平仄相押的鸿篇巨制出现的时候，那时七言古诗就又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了。可见，曹丕的开创之功是不能掩没的。
这两首诗是通过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宠幸冯淑妃这一荒淫亡国的史实，以借古鉴今的。两首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一、议论附丽于形象。既是咏史，便离不开议论。然而好的诗篇总是以具体形象感人，而不是用抽象的道理教训读者。议论不脱离生动的形象，是这两首诗共同的优点。
第一首前两句是以议论发端。“一笑”句暗用周幽王宠褒姒而亡国的故事，讽刺“无愁天子”高纬荒淫的生活。“荆棘”句引晋朝索靖预见西晋将亡的典故，照应国亡之意。这两句意思一气蝉联，谓荒淫即亡国取败的先兆。虽每句各用一典故，却不见用事痕迹，全在于意脉不断，可谓巧于用典。但如果只此而已，仍属老生常谈。后两句撇开议论而展示形象画面。第三句描绘冯淑妃进御之夕“花容自献，玉体横陈”，是一幅秽艳的春宫图，与“一笑相倾”句映带；第四句写北齐亡国情景。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攻破晋阳，向齐都邺城进军，高纬出逃被俘，北齐遂灭。此句又与“荆棘”映带。两句实际上具体形象地再现了前两句的内容。淑妃进御与周师攻陷晋阳，相隔尚有时日。“已报”两字把两件事扯到一时，是着眼于荒淫失政与亡国的必然联系，运用“超前夸张”的修辞格，更能发人深省。这便是议论附丽于形象，通过特殊表现一般，是符合形象思维的规律的。
如果说第一首是议论与形象互用，那么第二首的议论则完全融于形象，或者说议论见之于形象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诗经》中形容美女妩媚表情。“巧笑”与“万机”，一女与天下，轻重关系本来一目了然。说“巧笑”堪敌“万机”，是运用反语来讽刺高纬的昏昧。“知”实为哪知，意味尤见辛辣。如说“一笑相倾国便亡”是热骂，此句便是冷嘲，不议论的议论。高纬与淑妃寻欢作乐的方式之一是畋猎，在高纬眼中，换着出猎武装的淑妃风姿尤为迷人，所以说“倾城最在著戎衣”。这句仍是反语，有潜台词在。古来许多巾帼英雄，其飒爽英姿，确乎给人很美的感觉。但淑妃身著戎衣的举动，不是为天下，而是轻天下。高纬迷恋的不是英武之姿而是忸怩之态。他们逢场作戏，穿著戎衣而把强大的敌国忘记在九霄云外。据《北齐书》载，高纬听信淑妃之言，在自身即将成为敌军猎获物的情况下，仍不忘追欢逐乐，还要再猎一围。三、四句就这样以模拟口气，将帝、妃死不觉悟的昏庸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不著议论，但通过具体形象的描绘及反语的运用，即将议论融入形象之中。批判意味仍十分强烈。
二、强烈的对比色彩。在形象画面之间运用强烈对比色彩，使作者有意指出的对象的特点更强调突出，引人注目，从而获得含蓄有力的表现效果，是这两首诗的又一显著特点。
第一首三、四两句把一个极艳极亵的镜头和一个极危急险恶的镜头组接在一起，对比色彩强烈，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效果。单从“小怜玉体横陈”的画面，也可见高纬生活之荒淫，然而，如果它不和那个关系危急存亡的“周归入晋阳”的画面组接，就难以产生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惊险效果，就会显得十分平庸，艺术说服力将大为削弱。第二首三、四句则把“晋阳已陷”的时局，与“更请君王猎一围”的荒唐行径作对比。一面是十万火急，形势严峻；一面却是视若无睹，围猎兴浓。两种画面对照出现，令旁观者为之心寒，从而有力地表明当事者处境的可笑可悲，不着一字而含蓄有力。这种手法的运用，也是诗人巧于构思的具体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