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37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由尚书丞相贬为荆州长史。晚年遭馋毁，忠而被贬，“每读韩非《孤愤》，涕泣沾襟”（徐浩《张公神道碑》），遂作《感遇十二首》。
【其一】
这首诗是诗人谪居荆州时所作，含蓄蕴藉，寄托遥深，对扭转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起过积极的作用。历来受到评论家的重视。高在《唐诗品汇》里指出：“张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二句，互文见意：兰在春天，桂在秋季，它们的叶子多么繁茂，它们的花儿多么皎洁。这种互文，实际上是各各兼包花叶，概括全株而言。春兰用葳蕤来形容，具有茂盛而兼纷披之意。而“葳蕤”二字又点出兰草迎春勃发，具有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桂用皎洁来形容，桂叶深绿，桂花嫩黄，相映之下，自觉有皎洁明净的感觉。而“皎洁”二字，又十分精炼简要地点出了秋桂清雅的特征。
正因为写兰、桂都兼及花叶，所以第三句便以“欣欣此生意”加以总括，第四句又以“自尔为佳节”加以赞颂。这就巧妙地回应了起笔两句中的春秋，说明兰桂都各自在适当的季节而显示它们或葳蕤或皎洁的生命特点。一般选注本将三四两句解释为：“春兰秋桂欣欣向荣，因而使春秋成为美好的季节。”认为写兰只写叶，写桂只写花。这样的解释未必符合诗意。这大概是将“自尔为佳节”一句中的“自”理解为介词“从”，又转变为“因”，把“尔”理解为代词“你”或“你们”，用以指兰、桂。这样的解释值得商榷。首先，前二句尽管有“春”“秋”二字，但其主语分明是“兰叶”和“桂花”，怎能将“春”“秋”看成主语，说“春秋因兰桂而成为美好的季节”呢？其次，如果这样解释，便与下面的“谁知欣栖者”二句无法贯通。再次，统观全诗，诗人着重强调的是一种不求人知的情趣，怎么会把兰、桂抬到“使春秋成为美好季节”的地步呢？根据诗人的创作意图，结合上下文意来看，“自尔为佳节”的“自”，与杜甫诗句“卧柳自生枝”中的“自”为同一意义。至于“尔”，应该是副词而不是代词。与“卓尔”、“率尔”中的“尔”词性相同。“佳节”在这里也不能解释为“美好的季节”，而应该理解为“美好的节操”。诗人写了兰叶桂花的葳蕤、皎洁，接着说，兰叶桂花如此这般的生意盎然，欣欣向荣，自身就形成一种美好的节操。用“自尔”作“为”的状语，意在说明那“佳节”出于本然，出于自我修养，既不假外求，亦不求人知。这就自然而然地转入下文“谁知欣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诗的前四句写兰桂而不及人，“谁知欣栖者”一句突然一转，引出了居住于山欣之中的美人。“谁知”两字对兰桂来说，大有出乎意料之感。美人由于闻到了兰桂的芳香，因而发生了爱慕之情。“坐”，犹深也，殊也。表示爱慕之深。诗从无人到有人，是一个突转，诗情也因之而起波澜。“闻风”二字本于《孟子·尽心篇》：“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张九龄便运用这一典故，使诗意更为含蓄委婉、情意深厚。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又一转折，欣栖者既然闻风相悦，那末，兰桂若有知觉，应该很乐意接受美人折花欣赏了。然而诗意却另辟蹊径，忽开新意。兰逢春而葳蕤，桂遇秋而皎洁，这是其本性，并非为了博得美人的折取欣赏。实际上，诗人以此来比喻贤人君子的洁身自好，进德修业，也只是尽他作为一个人的本份，而并非借此来博得外界的称誉提拔，以求富贵利达。当然，不求人知，并不等于拒绝人家赏识；不求人折，更不等于反对人家采择。从“何求美人折”的语气来看，从作者遭谗被贬的身世看，这正是针对不被人知、不被人折的情况而发的。“不以无人而不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乃是全诗的命意之所在。全诗句句写兰桂，都没有写人，但从诗歌的完整意象里，读者便不难看见人，看到封建社会里某些自励名节、洁身自好之士的品德。
【其二】
这是一种修行境界在打坐中感受到淡泊明智、宁静致远。这种心如虚空唯一至精的感受谁能知道呢？对自己还没有达道的功夫的谦虚还是经常有一点心乱，想更上一个境界一念不生是谓诚。
【其四】
这是一首寓言诗，大约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欣甫、牛仙客执政后，诗人被贬为荆州刺史时所写。诗中以孤鸿自喻，以双翠鸟喻其政敌李欣甫、牛仙客，说明一种哲理，同时也隐寓自己的身世之感。二年后诗人就去世了，这首诗该是他晚年心境的吐露。
诗一开始就将孤鸿与大海对比。沧海是这样的大，鸿雁是这样的小，这已经衬托出人在宇宙之间是何等的渺小了。何况这是一只离群索处的孤雁，海愈见其大，雁愈见其小，相形之下，更突出了它的孤单寥落。可见“孤鸿海上来”这五个字，并非平淡写来，其中渗透了诗人的情感。第二句“池潢不敢顾”，突然一折，为下文开出局面。这只孤鸿经历过大海的惊涛骇浪，何至见到区区城墙外的护城河水，也不敢回顾一下呢？这里是象征诗人在人海中由于经历风浪太多，而格外有所警惕，同时也反衬出下文的双翠鸟，恍如燕巢幕上自以为安乐，而不知烈火就将焚烧到它们。
而且，这一只孤鸿连双翠鸟也不敢正面去看一眼呢！“侧见”两字显出李欣甫、牛仙客的气焰熏天，不可一世。他们窃据高位，就象一对身披翠色羽毛的翠鸟，高高营巢在神话中所说的珍贵的三珠树上。可是，不要太得意了！你们闪光的羽毛这样显眼，难道就不怕猎人们用金弹丸来猎取吗？“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这两句，诗人假托孤鸿的嘴，以温厚的口气，对他的政敌提出了诚恳的劝告。不愤怒，也不幸灾乐祸，这是正统儒家的修养，也就是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然后很自然地以“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这两句，点出了全诗的主题思想，忠告他的政敌：才华和锋芒的外露，就怕别人将以你为猎取的对象；窃据高明的地位，就怕别人不能容忍而对你厌恶。这里“高明”两字是暗用《左传》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的典故，但用得很浑成，使读者不觉其用典，即便不知原典，也无妨于对诗句的欣赏。
忠告双翠鸟的话，一共四句，前两句代它们担忧，后两句正面提出他那个时代的处世真谛。然则，孤鸿自己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它既不重返海面，也不留连池潢，它将没入于苍茫无际的太空之中，猎人们虽然渴想猎取它，可是又将从何处去猎取它呢？“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纯以鸿雁口吻道出，情趣盎然。全诗就在苍茫幽渺的情调中结束。
这首诗开始四句叙事，简洁干净，第五句“矫矫珍木巅”句中的“矫矫”两字，上承“翠鸟”，下启“美服”：“珍木巅”三字，上承“三珠树”，下启“高明”。可见诗人行文的缜密。后六句都是孤鸿的独白，其中四句对翠鸟说，二句专说鸿雁自己。“今我游冥冥”句，用“冥冥”两字来对衬上文的“矫矫”两字，迭字的对比呼应，又一次显出了诗人的细针密缕。这首诗劲炼质朴，寄托遥深。它借物喻人，而处处意存双关，分不出物和人来，而且语含说理和劝诫，颇得诗人敦厚之旨。
【其七】
读着张九龄这首歌颂丹橘的诗，很容易想到屈原的《橘颂》。屈原生于南国，橘树也生于南国，他的那篇《橘颂》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其托物喻志之意，灼然可见。张九龄也是南方人，而他的谪居地荆州的治所江陵（即楚国的郢都），本来是著名的产橘区。他的这首诗一开头就说：“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欣”，其托物喻志之意，尤其明显。屈原的名句告诉我们：“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可见即使在南国，一到深秋，一般树木也难免摇落，又哪能经得住严冬的摧残？而丹橘呢，却“经冬犹绿欣”。一个“犹”字，充满了赞颂之意。
丹橘经冬犹绿，究竟是由于独得地利呢？还是出乎本性？如果是地利使然，也就不值得赞颂。所以诗人发问道：难道是由于“地气暖”的缘故吗？先以反诘语一“纵”，又以肯定语“自有岁寒心”一“收”，跌宕生姿，富有波澜。“岁寒心”，一般是讲松柏的。《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刘桢《赠从弟》：“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张九龄特地要赞美丹橘和松柏一样具有耐寒的节操，是含有深意的。
汉代《古诗》有一篇《橘柚垂华实》，诗中说橘柚“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表达了作者不为世用的愤懑。张九龄所说的“可以荐嘉客”，也就是“冀见食”的意思。“经冬犹绿欣”，不以岁寒而变节，已值得赞颂；结出累累硕果，只求贡献于人，更显出品德的高尚。按说，这样的嘉树佳果是应该荐之于嘉宾的，然而却为重山深水所阻隔，为之奈何！读“奈何阻重深”一句，如闻慨叹之声。
丹橘的命运、遭遇，在心中久久萦回，诗人思绪难平，终于想到了命运问题：“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看来运命的好坏，是由于遭遇的不同，而其中的道理，如周而复始的自然之理一样，是无法追究的。这两句诗感情很复杂，看似无可奈何的自遣之词，又似有难言的隐衷，委婉深沉。最后诗人以反诘语气收束全诗：“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人家只忙于栽培那些桃树和李树，硬是不要橘树，难道橘树不能遮阴，没有用处吗？在前面，已写了它有“经冬犹绿欣”的美荫，又有“可以荐嘉客”的佳实，而“所遇”如此，这到底为什么？《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阳虎对赵简主说，他曾亲手培植一批人才，但他遇到危难时，他们都不帮助他。
因而感叹道：“虎不善树人。”赵简主道：“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
只树桃李而偏偏排除橘柚，这样的“君子”，总不能说“慎所树”吧！
杜甫在《八哀。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一诗中称赞张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后一句，是说他的诗语言清新而简练；前一句，是说他的诗意余象外，给读者留有驰骋想象和联想的余地。读这首诗我们不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当时朝政的昏暗和诗人坎坷的身世吗！这首诗平淡而浑成，短短的篇章中，时时用发问的句子，具有正反起伏之势，而诗的语气却是温雅醇厚，愤怒也罢，哀伤也罢，总不着痕迹，不露圭角，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其十】
这篇诗的结构比较别致。它以三个互不关联的比喻组成。前六句以男性对一个游女的追求比喻自己对国家和君王的思念。中四句以兰花之被秋露摧残，即将凋谢，比喻君子被小人排斥。後两句以白云遮住了南山，比喻奸臣蒙蔽了君王；日暮比喻自己年老，难以为力。这些比喻，在古代文学中已经形成传统，所以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整体，表达出此诗统一的主题来。张协《杂诗》、郭璞《游仙》已有此写法。（《程千帆新选新评新注〈唐诗三百首〉》）
其一
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弃置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之饯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三百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放下了。他离开座席，拔下宝直，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
接着两句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象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直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姜尚，八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姜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决不愿在离筵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此句诗表达了他准备冲破一切阻力，去施展自己的抱负的豪迈气概和乐观精神。给遇到挫折，遭遇困难，受到打击而感到前路茫然的人们一种信心、一种勇气、一股力量。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象刘宋时宗悫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这首诗一共十二句，八十四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清酒”，“玉盘珍羞”，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直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姜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遽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尾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行路难”是乐府古题，多咏叹世路艰难及贫困孤苦的处境。李白这组《行路难》诗主要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情怀，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在悲愤中不乏豪迈气概，在失意中仍怀有希望。
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此诗多写世道艰难，表达了离愁别绪。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个开头与第一首不同。第一首用赋的手法，从筵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起得比较平。这一首，一开头就陡起壁立，让久久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亦赋亦比，使读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内容十分深广。后来孟郊写了“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的诗句，可能受了此诗的启发，但气局比李白差多了。能够和它相比的，还是李白自己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类诗句，大概只有李白那种胸襟才能写得出。不过，《蜀道难》用徒步上青天来比喻蜀道的艰难，使人直接想到那一带山川的艰险，却并不感到文意上有过多的埋伏。而这一首，用青天来形容大道的宽阔，照说这样的大道是易于行路的，但紧接着却是“我独不得出”，就让人感到这里面有许多潜台词。这样，这个警句的开头就引起了人们对下文的注意。
“羞逐”以下六句，是两句一组。“羞逐”两句是写自己的不愿意。唐代上层社会喜欢拿斗鸡进行游戏或赌博。唐玄宗曾在宫内造鸡坊，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如果要去学斗鸡，是可以交接一些纨绔子弟，在仕途上打开一点后门的。但李白对此嗤之以鼻，所以声明自己羞于去追随长安里社中的小儿。这两句和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说的“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干虹霓”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他不屑与“长安社中儿”为伍。那么，去和那些达官贵人交往呢？“弹直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曳裾王门”，即拉起衣服前襟，出入权贵之门。“弹直作歌”，用的是冯谖的典故。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客，觉得孟尝君对自己不够礼遇，开始时经常弹直而歌，表示要回去。李白是希望“平交王侯”的，而此时在长安，权贵们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而使他象冯谖一样感到不能忍受。这两句是写他的不称意。“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韩信未得志时，在淮阴曾受到一些市井无赖们的嘲笑和侮辱。贾谊年轻有才，汉文帝本打算重用，但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的忌妒、反对，后来竟遭贬逐。李白借用了韩信、贾谊的典故，写出在长安时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他嘲笑、轻视，而当权者则加以忌妒和打击。这两句是写他的不得志。
“君不见”以下六句，深情歌唱当初燕国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理想的君臣关系的追求。战国时燕昭王为了使国家富强，尊郭隗为师，于易水边筑台置黄金其上，以招揽贤士。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纷纷来归，为燕所用。燕昭王对于他们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屈己下士，折节相待。当邹衍到燕时，昭王“拥篲先驱”，亲自扫除道路迎接，恐怕灰尘飞扬，用衣袖挡住扫帚，以示恭敬。李白始终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推心置腹的关系。他常以伊尹、姜尚、张良、诸葛亮自比，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比较符合自己的理想。但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唐玄宗这时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只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诗人的感慨是很深的，也是很沉痛的。
以上十二句，都是承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对“行路难”作具体描写的。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是看重他，而是排斥他，那么就只有拂袖而去了。“行路难，归去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此路可走。这两句既是沉重的叹息，也是愤怒的抗议。
这首诗表现了李白对功业的渴望，流露出在困顿中仍然想有所作为的积极用世的热情，他向往象燕昭王和乐毅等人那样的风云际会，希望有“输肝剖胆效英才”的机缘。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它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
其三
此篇纯言退意，与第一篇心情有异。通篇以对比手法，前四句言人生须含光混世，不务虚名。中八句列举功成不退而殒身者，以为求功恋位者诫。最后赞成张翰唯求适意的人生态度。一篇之意三层而两折。言虚名无益，是不否定事功之意。而功成则须及时退身，一为避祸，二求适意自由。这是李白人生哲学的基调。
此篇用典频繁，但不是自比古人，而是通过对古人的评论表达出至为复杂的心情。首先对许由、伯夷与叔齐的弃世提出非议，可见前两首所说的“济沧海”“归去来”并非心甘情愿；可是，接着又对伍员、屈原、陆机、李斯之殒身政治表示不满。弃世既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济世又深感世情险恶，两边都不是他原意选择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李白的“行路难”才有别于鲍照等人，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性。不用说，诗中引用历史教训也出于现实感受。
如果说第二首用典主要是揭露宫廷的腐败，此首则在揭露宫廷政治的黑暗和险恶，两方面都是诗人在长安宫廷的切身感受，也是他不得不辞官的理由。最后他对及时身退的张翰表示赞赏，正如前两首的结尾一样，不过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强自宽解，也是对现实表示抗议的激愤之词。“且乐生前一杯酒”，犹如“直挂云帆济沧海”，神仙和酒原是李白排除忧愤的两大法宝。但他还说过“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举杯消愁愁更愁”，无论仙与酒都无济于事，原因就在于他的人生态度始终是积极的。这种执著于现实人生的积极态度，既是李白悲剧深刻性之所在，也是李白诗歌永恒生命力之所在。
此诗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责统治者对苦难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此诗词意更为深沉，感情更为愤激。
在诗中，元结把起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贼”，固然表现了他的偏见，但他把“诸使”和“贼”对比起来写，通过对“贼”的有所肯定，来衬托官吏的残暴，这对本身也是个“官吏”的作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写“昔”。头两句是对“昔”的总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长期的隐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写山林的隐逸之乐，为后文写官场的黑暗和准备归老林下作铺垫。这一段的核心是“井税有常期”句，所谓“井税”，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赋税，这里借指唐代按户口征取定额赋税的租庸调法；“有常期”，是说有一定的限度。作者把人民没有额外负担看作是年岁太平的主要标志，是“日晏犹得眠”即人民能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对此进行了热情歌颂，便为后面揭露“今”时统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设下了伏笔。
第二段从“忽然”句到“此州”句，写“今”，写“贼”。前四句先简单叙述自己从出山到遭遇变乱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元结亲自参加了征讨乱军的战斗，后来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蛮”发生变乱。由此引出后四句，强调城小没有被屠，道州独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贫伤可怜”，也即“贼”对道州人民苦难的同情，这是对“贼”的褒扬。此诗题为“示官吏”，作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写“贼”是为了写“官”，下文才是全诗的中心。
第三段从“使臣”句至“以作”句，写“今”，写“官”。一开始用反问句把“官”和“贼”对照起来写：“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这是抨击官吏，不顾丧乱地区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的愤激之词，是元结关心人民疾苦的点睛之笔。而下两句指陈事实的直接描写：“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画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实情景。和前面“井税”两句相照应，与“昔”形成鲜明对比，对征敛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来的两句：“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以反问的语气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时世贤”的残民本质。“绝人命”和“伤可怜”相照应，“时世贤”与“贼”作对比，这里对“时世贤”的讽刺鞭挞之意十分强烈。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此公开表明自己不愿“绝人命”，也不愿作“时世贤”的决绝态度，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官吏的一种告诫。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归老”句，向官吏们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个官吏，他是不能违“王命”的，可是作“征敛者”吧，他又不愿“绝人命”。诗人对待这一矛盾的处境的办法是：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去做那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谓贤臣。这是对统治者征敛无期的抗议，此处充分清楚地表明作者对民瘼的热情关心。
元结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爱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浮艳诗风，主张发挥文学“救时劝俗”（《文编序》）的社会作用。这首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没有一点雕琢矫饰的痕迹，而诗中那种忧时爱民的深挚感情，如从胸中自然倾泄，自有一种感人之处，亦自能在质朴之中成其浑厚，显示出元结诗质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
这是《诗经》中最简短的篇章之一，文句虽简单，但在《周颂》中地位却较重要：它是歌颂文王武功的祭祀乐舞的歌辞，通过模仿（所谓“象”）其外在的征战姿态来表现其内在的武烈精神。按《雅》、《颂》之诗，称扬文王多以文德，赞美其武功，那就显得意义非同一般了。
诗首句感叹当时天下清平光明，无败乱秽浊之政，次句道出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文王有征伐的良法。据《尚书大传》等记载，文王七年五伐，击破或消灭了邘、密须、畎夷、耆、崇，翦除了商纣的枝党，为武王克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沿用文王之法而得天下，推本溯源，自然对“文王之典”无限尊崇。下面第三句“肇禋”，郑笺解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枝伐”，即讨伐纣的枝党（如崇国）以削弱其势力。郑说有《尚书中候》、《春秋繁露》等书证，“肇禋”即始创出师祭天之典，自确凿无疑。《大雅·皇矣》叙文王伐崇，有“是类是祃”之句，“类”是出师前祭天，“祃”是在出征之地祭天，与此篇的“肇禋”也是一回事，可以彼此互证。最后两句，“迄用有成”直承“肇禋”，表明“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郑笺）；又以“用”字带出用文王之法，暗应“文王之典”。“维周之祯”则与第一句“维清缉熙”首尾呼应，用虚字“维”引出赞叹感慨之辞，再次强调“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同上）。作者这样的文字处理，未必是刻意为之，而在结构上自有回环吞吐的天然妙趣。戴震《诗经补注》谓其“辞弥少而意旨极深远”，对此诗小而巧的结构却有着较大的语义容量深有会心。
这样的一首古诗，因其内容感情距当代读者的生活过于遥远，在接受过程中要产生审美快感，是比较困难的，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当能使读者对此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如果此诗的乐舞能够复原，那么，欣赏这一武舞，观看一下打扮成周文王之师的舞蹈家表演攻战之状，感受一下其武烈精神，应是一大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