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不设郡,但习惯仍称州为郡,故州中公署后的园圃亦称“郡圃”。韩琦晚年既老且病,连一般的公务也应付不了,只能终日闲居;这种生活,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韩琦来说,是一种难耐的折磨。而当他对着郡圃的一派暮春景色时,感物生情,这种愁情更抑制不住。因此,前半首就从这些景物着笔,但并非简单罗列,而是融合了诗人不断变化的情绪,表现出深厚的功力。
“溶溶春水满方塘”,一个“满”字,活画出春水方生的气象。当此碧波平岸、春深如海之际,诗人本应开口一笑,愁苦俱忘。但突然之间,微风送来几缕淡淡的清香,诗人敏感地知道:这是春花正在随风飘堕。芳时难留,烟景不再,该送春了。诗人目光所对是自然界的落花,心中所思则是生命的凋谢,于是悲从中来。但妙在诗人并不将这种愁情一泻无余,而是极为含蓄,暗寓于景物描写之中:“尽日杨花飞又歇,有时林鸟见(即‘现’)还藏。”“尽日”,这是根据当时的观察作出的推论,从中隐隐可见诗人的闲愁。在用字遣词上,“又”、“还”,亦意在表现景物的不断重复,单调可厌,从而展示出诗人心境的烦闷、孤寂。
第三联由景及人,关键在一个“闲”(“静”也是闲的意思)。韩琦本来是不“闲”的,他一向在朝廷或边关任职,政事繁剧,军务倥偬;当身染重病之后,为了调养,才申请回到故乡相州任职,因为这里是内地,要“闲”得多。后来病情加重,更是终日“闲”居了。但结果,“沉疴不为闲来减”,希望落空了;不仅如此,还因为过于闲散却又不甘闲散,既有生理的痛苦,又有精神的苦闷,更觉得时间难熬。所以,“流景(即时光)知从静处长”在字面上和上句是对偶,但意义并非平列,而是递进一层,抒写他的伤感。
最后一联直抒无可奈何的春愁。古人称酒为“酒兵”,谓酒能消愁,如同兵能克敌。说“欲战”,就暗含这个比喻在内。“愁”本不可数,加以“万”字,突出愁多,“战”字则从反面衬出愁多。愁情既如是之甚,诗人想借酒一浇,无奈因病戒酒,连这也不能做到。于是,一切防守的力量尽失,只好任凭“万愁”进攻了。
诗的最后一句,诗人用力点破这“万愁”的由来:“三月去堂堂。”这既是实写春水满塘、春花堕地,浩荡春光正堂堂逝去;同时,它又是虚拟,比喻诗人桑榆晚景,沉疴在身,这是愁的根源,自然界春天的逝去不过是愁的触媒。诗用五个字将这两层丰富的内容融为一体,所以极有分量;唯其如此,“可堪”二字才益显沉重,情调衰飒,诗人不胜其悲。
第一首开头两句:“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首句点明中秋。“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一年中秋,适逢晴朗,所以作者预知月亮会很圆,心情也倍加欣喜。次句写晴秋的夜晚,风里带有霜气,虽在仲秋,因地近钱塘江入海之口,已有九月的寒意。作者设想在月夜看潮,海滨一定是比较清冷的,而景象一定也更加奇妙。三四两句:“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作者此时住在郡斋,所以招呼管门的小吏说:“这重门休得上锁,我将要在月夜看潮呢!”白居易有忆杭州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着潮头。”(《忆江南》)苏轼和白居易不同,他要亲临海塘看取潮势,并在中秋月夜看潮,这兴致比白居易的“郡亭枕上看潮头”显得更高了。这一首只是作出看潮的打算,是一组诗的开头。
第二首前两句:“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连用两个比喻,描绘潮来的威势。先写所闻,次写所见。怒潮掀天揭地呼啸而来,潮头奔涌,声响洪大,有如万人鼓噪,使弄潮和观潮的“吴侬”,无不为之震慑。这第一句中,暗用了春秋时代吴越战争中的一个故事。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越国军队在深夜中进攻吴军的中军,就在战鼓声中,万军呼喊前进,使吴军主力于震惊之余,一败涂地。作者借用这一战役越军迅猛攻坚的声威,来比喻奔啸的潮头,非常形象。在第二句中,作者又用另一个威势壮猛的比喻,说是怒潮之来,有如当年王阿童统率长江上游的水军,浮江东下,楼船千里,一举攻下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阿童是西晋名将王浚的小名,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曾描述他当日的军威:“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两个借喻,都从海潮的气势着笔,是实景虚写,借以开拓人们的想象力。第三四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是实景实写。前两句写潮势之大,这两句写潮头之高。“欲识”句故作设问,以引出“越山”句的回答。这潮头很高,越山竟好似浮在浪花中间了。越山近指吴山和凤凰山,远指龛山和赭山,龛山、赭山在萧山境内对峙,形成海门。在诗人看来,海门在苍茫浩瀚的潮水中,潮头似卷越山而去,白浪滔天,怒潮如箭,诗的境界,也如同图画一样展现在人的眼前了。
第三首,抒写看潮后兴起的感慨。作者乘兴观潮,原本是为纵览海潮的壮观而来,此刻却顿起身世之感。他感叹自己由京城调任在外,身世悠悠,浑无定所,和江边的潮水一样,潮去潮来起落不定。所以起句说“江边身世两悠悠”,以示悠然长往,不知何时能有归宿。而年华易逝,白发易生,他只怕长此以往,也像沧海波涛那样,不时掀起白头雪浪,自己也要成为“白头浪里白头人”了。第二句,“久与沧波共白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感想。后两句:“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作者看到海潮上溯,竟能逼使江水随潮西流。江水本不能西流,但因不能与潮势相敌,于是出现西流的情景。作者设想,这可能是造物者体会到人有易老的心情,遂教江水也有西流之日,以示人生未必无再少之时,将来返回朝廷仍然有望。从历史背景来看,作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对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四首,是作者以地方官的身份,因看潮而抒发的议论。这首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怜借弄潮人的重利轻生,一是讽喻当时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害多利少,难有成效。前两句说:“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因为弄潮的人,贪得官中利物,他们冒险踏波,常有被溺死的危险。但吴越儿郎,多习于水,狎玩浪潮,不知警戒。虽然当时也曾有旨禁止弄潮,但终不能遏止。作者时为杭州通判,对吴越人的重利轻生,产生怜悯的心情。后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作者揭露了当时官府里的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明令禁止弄潮,一方面主上又好兴水利,好大喜功,不衡量利害得失。导致弄潮者又被吸引到这种水利工程中来,所以朝旨禁断,绝无成效。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东海的海神,倘若知道当代君王的意旨,应该让海边盐卤之地,一齐变成肥腴的桑田,那么弄潮人就可以不必再行弄潮,而兴办海滨水利之事,也就可以大显成效了。”诗句中带有讽刺的意昧,因为斥卤变为桑田,一般说来,只是神话,是属于不可能成功的事。既然断难有成,而又兴办不止,则弄潮人的灾难,也就难以摆脱。在这组诗中,只有这两句含有讥讽。但后来的“乌台诗案”,却把全诗都系于其内,指控他为谤讪朝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更联系苏轼居官时的其他诗作,大肆诬陷,想把作者置于死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诗狱,并累及作者的许多友人。通过此诗,可以了解宋代党祸冤酷的一个侧面。
在第五首中,作者再次抒发观潮所得的感想,这首是组诗的最后一章,诗人纯从想象落笔。前两句:“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似霓。”是由观潮想到《庄子·秋水》所写河伯“望洋兴叹”这个故事。“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不见涯涘。”河伯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他东行至海,着到汪洋浩瀚的大海涛澜,这才向海神表示自己的渺小。江神倘若东临大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长江大河也都有潮头。诗人表示如以江河的潮水,和这样雄伟的海潮威势相比,那么江神河伯就像小小醯鸡(即蛾蚋),是微不足道的。海若从东方驾潮而来,潮水喷吐,就像虹霓一样,映着中秋的月色,这怒潮就更为壮观。诗人这种来自看潮以后的观感,虽然是以神奇想象的笔思写出来的,但也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两句:“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诗人感到如此威势巨大的潮水,要把它压低下来,使之为人民造福,是非常不易的。诗中说,倘若能得到当年夫差穿着水犀之甲的猛士,用上钱武肃王(钱镠)射潮的三千强弩,把它射服就范,兴许是个好事。
“安得”两字,表明诗人的愿望,也是诗人的想象。这两句把两个历史故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水犀手”的故事,出自《国语·越语》:“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因而战胜了越国,成为一时的霸主。射潮的故事,出自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记载:吴越王钱镠,在建筑捍海塘的时候,为汹涌的怒潮所阻,版筑无成。后来钱王下令,造了三千劲箭,在叠雪楼命水犀军驾五百强弩,猛射潮头,迫使潮水趋向西陵而去,终于建成了海塘。这故事虽近神话,但说明了“人定胜天”的道理。诗人把夫差水犀军和钱王射潮两件事融为一体,虽然引用上稍有出入,但设想是颇为神奇的。诗人为官杭州,也曾在西湖中建成苏堤,拦阻湖西群山涧壑注入西湖之水,或使停蓄、或使宣泄,使之造福杭州民众。这说明诗人也重视兴修水利,只不过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好大喜功、害多利少罢了。
这组看潮绝句,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意到笔随之妙。在运笔方面,有实写,有虚写;有感慨,有议论;有想象,有愿望。淋漓恣肆,不落常轨,体现出苏轼诗在风格上英爽豪迈的特色。
这首诗创作于诗人暮年时期,当时作者的妻子早已撒手人寰,他不仅没有续弦,而且逐渐看淡仕途和名利。诗人有一次游访隋朝旧址,看见昔日繁华的宫阙,早已变成断壁残垣;一派触目惊心的荒芜氛围,也取代了过往的热闹景象。义山感触不已,于是写下了这首传世篇章。
关于隋宫,李商隐曾做过深入研究,他在早期作品《隋宫》中就抒写了他的观点和态度,既揭示了隋炀帝穷奢极欲的生活,又抒写了他对大唐帝国每况愈下的担忧。此次诗人故地重游,又有了更多的感慨。
开篇并未直接写守岁活动,而是首先描写大年初一的情形。隋炀帝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前往东郊迎接木帝;而皇宫中新梅绽放,妃嫔宫女们都在开心地欣赏梅花,也暗示着春天的脚步近了,天气也将逐渐变暖。木帝,指传说中的主管春天的神仙。
颔联采用倒叙手法,继续深入描写宫中享乐的场景,也展现出人们通宵守岁的情形。宫廷里用珍贵的沉香木点燃篝火,又采用甲胶助燃,不仅照如白昼,而且香气四溢。 隋朝时宫廷守岁的活动形式多样,不仅有精彩的歌舞演出,而且还有跳猴、耍球等民间表演,皇宫里充满了欢乐与祥和的气氛。“玉液琼苏”,则代表极其稀有的美酒。为了庆祝佳节,天子拿出珍藏已久的纯酿,与众多嫔妃们觥筹交错。除此之外,还有饺子、年糕、水果,甚至海鲜等美味佳肴。
颈联转而抒写壮观的夜景,巨大的露盘承接天上的甘露,远远望去,简直让人怀疑是高空中升起的明月;乐队敲击着坚实耐用的鼍皮鼓,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乍一听去,还以为是从云天里发出的一声惊雷。 李商隐并非生活在隋朝,他不可能耳闻目睹隋宫里守岁的场景,即使查阅资料,也不一定详实可靠。诗歌是一种文学形式,不必照搬现实,很多场景应该是融入了作者的想象,所以读者也无须寻根求源。
结尾抒写作者的议论,南朝齐国的帝王萧宝卷昏庸无能,又恰逢社稷处于困境。他不去想方设法重振朝纲、开疆拓土,却每天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甚至还用黄金浇筑了一个莲花座,让自己心仪的美人在上面凌波微步。
作者借用这个故事,表达出对杨广奢靡生活的批判,更蕴含深意。诗人身处动荡时代,又是命运多舛,不过这些苦难经历没有让他逃避现实,反而对大唐王朝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全诗虚实结合、想象丰富,更显技法高妙、景象壮观,不愧为七律中的佳篇!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