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联，秋天万物衰落，草木凋敝，本来就是个愁苦的季节。而诗人独处他乡，秋风吹过海面带来的寒意勾起了诗人的思乡之情。吹我乡思飞”中的“吹”字不仅吹来了秋风，也吹起了诗人的忧愁。
第二联，诗人放目远去，却只看到了层叠的山峦，没有家乡的影子，流水不停的向远去流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就像诗人不知道何时能归家一样。“连山去无际，流水何时归。”借用“连山”和“流水”两个极具内涵的意象，把诗人的愁苦具体化。
第三联，诗人抬眼望去，只有灰色的浮云，寒冷的月光，诗人的目光由远及近，月光更是令作者想起了远方的亲人。“月晖”既形容了月光的皎洁，又表达了季节的寒冷，还烘托出诗人飘泊他乡的孤寂凄凉之情。目之所到，体之所感，只有深深的愁思。
第四联，芳草不再柔艳，寒冷的霜露催着快置寒衣。
第五联，诗人在梦中梦到银河落下，长梦过后天上星以稀少，诗人只能含着悲伤思念故乡，没有人来为他擦拭眼泪。
第六联，诗人直抒胸臆，白天倒还罢了，到了秋夜傍晚时候，思乡的情绪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昏暗寒冷，极其萧瑟的深秋。借对秋天景色的描写抒发了羁旅之愁，点染衬托出诗人的浓重乡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在此篇文章中，体现了宋襄公是个目光短浅的君主。既然要讲仁慈，为何要与人为敌呢?既然为敌了，却偏又讲起仁慈来了。实在是前后矛盾。若要对敌人讲仁慈，必先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方可讲得，否则不但受了伤，丢了性命便是连讲仁慈的本钱也丧失了啊。再不，就必须消敌于无形，我不为人人之敌，人人亦不以我为敌，那才是最大的仁慈!宋襄公对敌人的仁慈，也正是对自己的残忍，子鱼在此之间，倒显得很倒霉，辅佐了这样一个‘妇人之仁’的君主了，作者主要描绘的是一个迂腐，愚昧的君主。
这首诗的首联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一起在草莽森林中的战斗生活及战友情谊。起句借用托名唐代黄巢《自题像》原句来会议革命战争的历程。次句则表明因为军务倥偬，二人虽是亲密战友，却也难以常相聚首，畅叙友情，言下不胜追怀惋惜之意。
颔联联则以艰苦卓绝的长征作衬托，缅怀罗荣桓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60年代以来，毛泽东的头脑中已形成一种“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而这首《吊罗荣桓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由于吊唁的哀痛和“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糅为一体，该诗也有一种格外哀伤情调。也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战锦方为大问题”，所以才会在内忧外患中，当罗荣桓“不幸离人世”时产生那种“国家疑难可问谁”的怅失感。
颈联则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叠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尾联“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如此卓越英才不幸离世直抒哀思，尤其是结句以问语写出，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罗荣桓的深切怀念。于哀悼之中反衬出罗荣桓同志对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说明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这一强调是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成为颇具“大家之作”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