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蛮·凤凰相对盘金缕》是温庭筠《菩萨蛮》十四首之中的一首，仍然是由一个个富有美感的意象缀联成篇的，如“风凰”、“金缕”、“牡丹”、“微雨”、“明镜”、“画楼”、“丝柳”、“双燕”等等。词之上片，写美的头饰、美的妆容，并非词之精粹部分，其实是为下片张本；而下片，全由新妆美人若有所待的“望”字而来，“相望久”，既表现了她的痛苦、无奈，更表现了她对美好爱情的渴盼与执著上片，运用寄意于象的艺术手法，写女子晓妆，寄托女子情思，隐约婉转，暗示她的期待。
“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写美女头上的“凤凰”首饰，并以“相对”二字，突出双鸟比翼之象，借以烘托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憧憬、对情人的企盼；“牡丹”一句，形容佳人妆成，像雨后牡丹一样美丽，将思妇华丽的服饰，娇媚的情态展现出来；再写镜中所见，“双经长”一语，表现人之憔悴，将其离愁、相思之苦暗透出来。“明镜照新妆，鬓轻双经长。”写女子梳妆完毕，对镜审视一“明”一“新”，都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表露出女主人公珍爱自己并有所待。然而，镜中的形象却是鬓发削薄，双颊削瘦，经形都显得长了。下片，女子的孤独，惆怅、失望的情绪散布在字里行间。
“画楼相望久。”女子默默地、长久地等待心上人，但心上人迟迟不归。期盼之情，难对人言，句中用一“望”字，突出女主人公的深情盼望、望眼欲穿。此一“望”字，乃全篇词眼，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栏外”以下三句，都是“望”中所见、所思。“栏外垂丝柳，音信不归来，社前双燕回。”写女子痴望已久，不见人归。低垂的柳丝、双飞的春燕，无一不在惹起、象征春天女子的春怨，而“音信不归来”的插入句，又与“社前双燕回”形成对比——去年秋天飞走的燕子已经双双归巢，可她痴心等待的心上人却久盼不归，甚至已得不到关于“他”的一点音信，这对于“相望久”的女子，足见其冷酷与残忍。
此词景以情牵，情随境变，直吐怨情，贴合温词造语精工、密丽浓艳的风格。通过景象对比，反衬思妇孤独之状、愁苦之情、心外之声，格外深婉。
上阕描写春游的所见所感。开端从春景写起。“与客携壶”，开头便是借酒浇愁。“梅花”两句交待时令，已到仲春，更兼风雨，摧残梅花情景可知。情亦如花，倍受间隔。“自语”“啄”“度”将鸟儿的可爱情态描摹得栩栩如生。由这美丽的春光，自然地过渡到了对春衣的描写。词人身上穿着的春衣，都是恋人用白晰柔嫩的手亲自剪裁的，那衣服上至今还残留着一些断线残丝。词人将恋人的手比做柔荑，娇艳动人，令人产生无限美好的遐想。“再见无路”表达的是一片无奈的心情，与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题都城南庄》）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阕则描写故地凝思。“凝伫”二字看似写状态，实则写心情。在物是人非之时重游旧地，或属无心，或似有意，管不住双脚似的来到曾经良辰美景的庭院，但见人去楼空。在美人门前呆呆且久久地凝望。往事如烟，却又历历在目。“但系马垂杨，认郎鹦鹉”八字以清淡萧条之笔写现下孤寂心态，更反衬昔日的风流。“系马垂杨”写当年潇洒神色，俊逸风采。一个’但”字，又勾回现今。“认郎鹦鹉”写常来常往之熟稔，而今垂杨依旧，无马可系，只剩一片凄凉。此处鹦鹉或许一如往常地在招呼来客，但对词人来说，却已事过境迁，人面不知何处。“扬州梦觉”化用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遣怀》），表达了和杜牧相似的感情历程。“彩云飞过”或象征过去的那段美好恋情，或象征昔日的爱人，如今都化为陈迹，再也寻访不到了。这里词人一片痴心，都化作对燕子的喃喃私语，流露出无限的深情。“吟袖弓腰”，以局部代表整体，从中可以想象出伊人身姿的曼妙。“倩梁间燕”，这富有情致的一笔。结尾几句自伤自叹，空怀悲戚。
此词写追怀旧情。上阙由眼前风雨摧花、耳边幽禽独语、衣上残茸半缕，引出对旧情的思念和相见无路的怅恨。下阙以“凝伫”承上启下，旧游处仅见垂扬、鹦鹉，又感慨今日物是人非；虽知人去梦醒，却又欲罢不能，而向梁间燕子殷勤寄语；最后明知多情误人，虚度年华，仍在苦涩中咀嚼昔日的甜美。全词从细微处着笔，以小见大，以景衬情，回环蕴藉。这首词虽是伤春怀人之作，然而读后并不觉得沉重，清新的语言，婉转的情调，使它成为描写思念之情的动人佳作。
此词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具”，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还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如《初入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寓居定惠院》：“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尽管苏轼是一位士人和官员，但却是一个平民艺术家，常常深入民间，并过着平民般的生活。“竹杖芒鞋”就是苏东坡典型的平民形象，也是其平民人格的真实写照。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说整个蓑衣都在烟雨中，实际上是说他的全身都在风吹雨打之中。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最后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当他被贬到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对于“一蓑烟雨”这样的意象，苏轼是非常喜爱的。他对唐代词人张志和的词《渔歌子》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句子极为赞赏，恨其曲调不传，并将其改为《浣溪沙》中句子（“自庇一身轻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入歌。
我们再看词的下阕，下阕转到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里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又充满哲理的画面：一边是料峭春风，作者感到丝丝的冷意；一边是山头斜照，作者感到些些的暖意。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具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苏轼在他的另两句诗中，也表达这种思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意谓凄风苦雨之后也终会放晴的。
其实以上三句表达的还只是一种儒家的境界，这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彻悟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之后，看刚才刮风下雨的地方，哪里有什么雨，哪里有什么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这里苏轼进入到了佛教所说的“无差别境界”。在佛教看来，“万法惟心所现”，世界的一切物象皆是心所幻化而出的。如果心静，世界自然清静。其实世界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有了分别心才有了世界万象。如果我们内心进入到了无差别的境界，世界万物哪有什么分别呢？因此佛教劝人“无执”，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系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要太在乎，所谓“宠辱不惊”。苏轼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哲理，归去之后（可理解心灵的皈依），心灵进入了宁静的境界，再看生活中的风雨或阳光，哪有什么区别呢？都微不足道。他在此劝人既不要因风雨而担惊受怕，也不要因阳光而欣喜若狂，一切都泰然处之。这看来似乎有些唯心的色彩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是一种了悟宇宙、人生之后的大超越。这也反映出了苏轼的人格境界，应该说苏轼的一生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境界。晚年他流放到海南岛后，又把这三句稍一改，写入了另一首诗《独具》：“潇然独具午窗明，欲具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见，苏轼是以此来磨砺自己的人格境界，并贯穿在他一生的生命历程之中。全词以这样充满哲理的句子收尾，韵味无穷，令人深思。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诗人共写了《陇西行四首》，此处赏析第二首。
首二句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接着，笔锋一转，逼出正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征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