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孝成王六年（前260年），秦于长平大败赵军，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余万，诸侯震惊。前258年，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扩张疆土，秦军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魏安釐王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派大将晋鄙火速驰援赵国。秦昭襄王得知魏出兵救赵，写信恐吓魏王，扬言谁救赵先攻击谁。魏王收信后救赵决心发生动摇，命令晋鄙留兵于邺（河北滋县南；另一说是汤阴）。既摆出救赵的姿态，又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他还派魏将辛垣衍秘密潜入邯郸，想通过赵相平原君赵胜说服赵孝成王一起尊秦为帝，以屈辱换和平，以解邯郸燃眉之急。平原君在内忧外患灾祸频仍的情况下，心急如焚，束手无策，形势岌岌可危。鲁仲连主动去见新垣衍，用具体的事例作比，生动形象而又透辟地阐明了抽象的道理，指陈帝秦的弊害，终於让“使事有职”不愿会见鲁仲连的新垣衍拜服，不敢复言帝秦。而“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鲁仲连，又名鲁仲连子，鲁连子，鲁仲子和鲁连，是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平民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鲁仲连的生卒年月不见史籍，据钱穆先生推算是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5年。鲁仲连的籍贯亦不可考，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仅记为“齐人”。据后人考证，鲁仲连是今天聊城市茌平县王老乡望鲁店人。他“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胸罗奇想，志节不凡，他为人排除患难、解决纷乱而一无所取。游于赵国，适秦师围赵，鲁仲连义不帝秦，面折辩者。邯郸解围，平原君欲封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而谢之。他飘然远举、不受羁絏、放浪形骸的性格，为后世所传诵。
周昙《全唐诗·春秋战国门·鲁仲连》：“昔迸烧牛发战机，夜奔惊火走燕师。今来跃马怀骄惰，十万如无一撮时。”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王沂孙在咏物词上有较为独到之感觉。《扫花游·秋声》是从欧阳修《秋声赋》中转换而来。周颐《蕙风词话》中首评论其为：“以性灵语咏物，以沉著之笔达出。” 这首词有很新颖之处，无论在咏物赋情，还是在布局构思上。在词中表达了一种倦旅思归、欲归不能、老病缠身的难言之痛、亡国之恨和身世之悲。
欧阳修在《秋声赋》云“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发端三句即由此化来。“商飙乍发，渐淅淅初闻，萧萧还住。”写秋风乍起，秋声随作的声势。古代用五音和方位配春夏秋冬四时，商声主西方属秋，秋风故云商飙。概括了欧阳修洋洋洒洒几十字所作的描写。“乍发、渐、初闻、还住”一系列动作，将秋声散在的听觉形象写得起伏宛然、张弛有致，将秋风秋声写得姿态卓立、声势宛然。“顿惊倦旅”，写词人闻秋声感羁旅之苦，词人的境遇较为凄惨。“顿惊”与“乍发”呼应，将秋声与情怀拍合一处。笔势转折。秋声是人惊起时所闻，倦旅之怀是闻秋声所发。咏秋声意在于其情，故意境顿深。“惊”字承前之秋声，熔铸行旅之梦被打断的缘起与惊醒后的神态；启后之倦旅，它又是对秋声触目惊心的心态。“背青灯吊影”，写词人身受漂泊不定、孤寂不堪的羁旅之苦，和一种凄凉的心境：形单影只，独影孤灯，本已情伤。灯影的幽冷摇曳动荡不定，秋声相和。使人倦旅之心顿生，只好借赋咏，抒发心中愁绪。
下面由心情又转写秋声。“断续无凭”这里则写有意追寻秋声。“试立荒庭听取。”一句以“听取”的方式追寻时断时续终于悄然无息的秋声，通过客舍到荒庭的转换，为从听觉转至视觉作了巧妙而又自然的过渡。以下秋声已住，无处追寻，仿佛秋声留下的足迹。“无凭”是感觉，“但有”是视觉，树叶落后更觉峥嵘。在秋声中徒增冷寂和凋零。此段写法独到，即见无处寻声，却有迹可见的水尽云生，在凝重质实中见出清刚流转。
上片秋声是所闻、所感、所见。“迢递归梦阻”是上片“顿惊倦旅”的进一步铺陈。“归梦”为秋声所断，在“倦旅”中，思乡之情段段。“归梦阻”之“阻”，一表归梦为秋声所断，二表时间渺渺，空间遥遥，梦醒后也有家难归。有家不能归，是为不幸，归梦都难成，又何幸焉。客居的孤寂中闻秋声且见落叶飘零之形色，愈益感发他老病交加的凄楚，比之倦旅之情，悲苦过之矣。“阻”所隐含的秋声惊梦，“老耳难禁”暗示的凄楚秋声，均处处遥遥切合题旨，含蓄而曲折，想象较为丰裕自如。
既然归期遥遥，就只有异乡的秋夜遥想故乡，自我慰藉，词人在秋声中展开对故乡的想象：孤雁唳鸣，寒蛩哀吟，雨打芭蕉，透露出凄惶孤寂的意味。比之异乡所闻秋声，愁苦交织，令人肠断心碎。思乡或归家能解脱愁怀，岂料客居愁，归家更愁。“避无处”，这愁又是与秋声相感发的，秋声无处不在，此愁也无有已时，这是秋声所感发的愁怀的第三层曲折。将秋声与愁怀推至悲苦不堪的极致，笔致极为拙重含蓄。“这闲愁，夜深尤苦”，愁而曰“闲”，是以轻淡之笔写郁结之情。绾合种种愁思一处，在夜深人静、无可诉说的背景之中，显得格外“尤苦”。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深深的爱国之情喷涌出来，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发调惊挺，掷地有声。“人杰”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指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鬼雄”出自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诗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其残酷之处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在李清照的笔下，她所显现的自我形象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对惜命逃跑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即借咏史而讽世。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舣船相待，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项羽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大背景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以当时的形势而言，金兵是孤军深入，黄河南北的许多州郡有的尚在宋人之手，有的虽已被占，但金兵数量不多，立足未稳；在金兵的进攻下，太行山一带抗金的义军蜂起，威胁着金兵的后方；如果赵构能蓄志抗金，中原事是大有可为的。但赵构一开始就没有恢复国土保卫人民的愿望，带着臣僚仓皇南逃，喘息刚定，就在临安定都。举出项羽的不肯东渡，正是对怯懦畏葸、只顾逃命苟安的南宋君臣的辛辣讽刺。而对于赵明诚临危而遁的行为，一向光明磊落的李清照内心是有着诸多失望的，“人杰”“鬼雄”之语也当包含着对丈夫的劝诫和勉励。
这首诗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谴责之情却溢于言表。她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更因此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艰辛。面对时局，她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的怨愤。这种怨愤也正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此诗不仅抒发了个人的悲愤，还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