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这是诸葛亮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从文中可以看作出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此书中。全文通过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非常深切，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
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作者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内容，不仅他的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慧之化身”，他的《诫子书》也可谓是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的名作。
《诫子书》的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最忌怠惰险躁。文章概括了做人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字加以论述，同时把失败归结为一个“躁”字，对比鲜明。
在《诫子书》中，诸葛亮教育儿子，要“澹泊”自守，“宁静”自处，鼓励儿子勤学励志，从澹泊和宁静的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他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意思是说，不安定清静就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不下苦功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诸葛亮教育儿子切忌心浮气躁，举止荒唐。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他则以慈父的口吻谆谆教导儿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话看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它是慈父教诲儿子的，字字句句是心中真话，是他人生的总结，因而格外令人珍惜。
这篇《诫子书》，还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在这篇《诫子书》中，有宁静的力量：“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有节俭的力量：“俭以养德”；有超脱的力量：“非澹泊无以明志”；有好学的力量：“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有励志的力量：“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速度的力量：“淫慢则不能励精”；有性格的力量：“险躁则不能治性”；有惜时的力量：“年与时驰，意与岁去”；有想象的力量：“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有简约的力量。
这篇文章短短几十字，传递出的讯息，比起长篇大论，诫子效果好得多。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文字清新雅致，不事雕琢，说理平易近人，这些都是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这首词写美女的情态。词一开始，用“香玉”两字来概括了女子通体的优美。玉是滑润的，却也是冰凉的，但他着一“香”字，不仅成了活色生香，而且更有了温润的质感。不止见其肤色之细腻如玉，亦且见肌肤之气息，中人如兰之香。有此体香，其温自不待言的了。古人喜欢用玉来形容女子。如王建的《宫中调笑》：“玉容憔悴三年。”再如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不仅人如玉，而且是香玉，唐玄宗的《好时光》中说：“莲脸嫩体红香。”这就使人感到了女子的肤色不仅洁白如玉，而且吹气如兰，甚至通体生香。如此的女子，虽不言其如何美，仅此“香玉”二字，便已足够是人间之至可宝贵的了，其人如玉。而词的第二、三两句进一步写她的身份。她头上的钗是用翡翠打磨而成的一只翠凤，翠凤的口中，还吊着一串耀眼的宝石，如流苏般沉沉地垂着。钿筐，是小簪子；交胜，是臂上的金环。这些装饰品上面都闪耀着金星。头上的首饰是华美的。第四句写她身上穿的衣服。那质地的高贵，是经过西子浣洗过的春水般的越罗。用春水来形容罗，不仅写出了颜色，而且还写出了飘拂的姿态，像碧波般的漾荡。这就将人更衬的如出尘的仙女、那宓水妃子。这些都写出她的身份是高贵的，这就恰如高明的电影导演那样，首先给观众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服饰华丽的绝色女子的特写，使观众一开始就为她的艳色所惊异。人既如玉，而服饰又是这般的华丽，极言其美，也就是极言其才。她既是这般的美，读者便也极希望看到她将是如何幸福。
下片将镜头一下拉开，成了全景，使读者看到了她所居的卧室，是雕梁绘藻的画堂。自然室既如此，则与之相应的摆设也就不言而可知了。看来已是半夜了，因为蜡烛已经烧了很久；闪闪的余光在低垂的竹帘上跳动着。这一特写，首先给人的是一个不安定的空虚的感觉。
于是，读者就要用另一种怜惜的眼光，再看一下这个女子了。她如此盛装，却原来是那无限伤心的样子。而随着更漏滴残的声音，读者似乎也理解了她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所守望的人。但却被这无情的更声惊醒了，好梦成空，原来只是一己的空想。是以她这才忡怔地呆着，两眼只盯着那有着山水画的屏风。读者随着她的眼光落在了屏风上，看到了曙色光临，因为屏风是曲折着摆在那里的。向阳的一面就被曙光照见了，而向阴的一面却还是黑的，因此上面画的山水，也就像若断若续的那样——读者从这痴呆的眼神中，感到了她的惆怅，是在想望着那山水之间的他。是的，一夜又过去了，连梦也做不完全。这就又透露了她已不知这样经历过多少次的伤心和失望了。望极之后，便会是失望。词人虽没有说，然而其势岂非已是摆在这里的了。
词人这样写她的装饰，不仅是美的需要，也是为了写出典型的人，写出了她华贵的身份，是在说明她的不幸，完全不在于自己，她岂非已是非常完美的了，而就在于他所望之人的薄幸。
写她如此孤寂，用“梦”来点明她思念之专，用“无限心曲”来写她思念之深，用暗示一夜又一夜来写她的忠贞，这就把一个守贞的贵妇人写活了。然而她所等得的，分明是无情的遗弃。词是华丽的，却深深地隐藏着无声的怨怼。会读的会读出如鲁迅先生说的：“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预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华盖集·杂感》）温庭筠在这里写出的沉默和怨怼，很难说这不是即将崩溃的晚唐政治的写照。而不会读的、或者说满脑子封建意识的，就只会读出陈梁宫体，然而这确实是冤枉了温庭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