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抒发壮志难酬，抛却浮名、填词传恨的苦衷。词的开端：“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这是说，词人的性格，本来是豪爽刚毅的，与豪侠结友，佩剑自随，想建立一番事业，但事与愿违，处处碰壁，洒尽涕泪而已。接着写“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在其词集中，虽有一些艳词，不过是空中传恨而已，并不曾在青楼歌馆，留连声色。但强调其空中恨的词只有“一半”，而另“一半”也许并非空中传恨，所以用词甚妙。
下片揭示其词学宗旨和落拓失意的情怀。换头写“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词人认为秦少游之词，偏于柔婉；黄山谷之词，偏于奇崛。他对张玉田崇尚清空，乃奉为圭臬，认为己词之风格，与玉田接近。接着写“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这几句是照应开头，壮志未酬，垂暮之年，封侯无分，只好“老去填词”，落拓江湖而已。这与辛弃疾“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之句，用意相同。英雄失志的悲哀与无可奈何的愁绪，跃然纸上。这种结语，又与开端互相映照，显得结构谨严。
这首词以自述式的描写，活画出一个失意丈夫形象，他因大志难酬而调怅唏嘘，只好舞弄文墨，借填词来写其怅恨，以声色来消其心中块垒。词人意兴颓丧，且又笔致冷隽，使全词笼罩着一片灰暗凄切的消极情调。然柔中有骨，字行间仍使人感受到作为一个词人的主人公不懈努力的精神。壮志既不成，干脆愤而填词，以遣情怀，这正是词中所着力表现的题旨。这首词尽管用典良多，却给读者以自然浑成感，毫无琐屑堆砌之病。
诗人于奉旨使金，被羁不归。后在北方安了家，做了大官，但是，身在金邦心在宋，内心并没有忘却故国。最后还由于他暗中策划南归，事情败露，与全家一起被杀。因此，在他生前，思念故国之情经常流露在笔端。此诗以三月塞北刚吹起春风，而江南已水绿花落，寓诗人对江南春色的眷恋。
“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按日历看，阴历三月已经到了暮春的季节。在江南，春耕的工作早已干得热火朝天。但这里，北方洹水带，黄土地上，现在才开始春耕。别看是三月了，但春寒仍浓，只不过偶而从南方吹来几阵报信的春风罢了。这里根本不能同春意盎然的江南相比。
“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在诗人思潮起伏的脑海里，只能凭着向往，凭着回忆描绘出江南此时的春景。风和日丽，满江清澈的流水。两岸的桃花已谢，落下的花瓣飘流在水面。水面上游过来一群鸭子，它们一面嬉戏，一面追逐流动的花瓣，嘎嘎的声音热闹非凡。后二句诗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起初以扬州为行在，后又定都杭州，称临安。诗中“东吴”语，双管齐下，兼寓思乡和思君之情，言外之旨甚明。
此诗描述南北气候的悬殊，留露出对故国江南的怀念。作者在两宋之交风雨与摇之际慨然请命使金，继为金人所用，终为金人杀害，其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确实很复杂，也很难三言两语说清。“诗画心声”，其难以言状的微妙心态跃然纸上。
此诗一二句叙事，点明伉俪分离，天各一方，托客赠琴，示其爱心不变，半是安慰，半是相思；三四句从琴生发写思妇抚琴把玩，引起相思怨别之情；五六句以“有此调”、“不改心”，直抒对爱情的坚贞之志；七八句驰骋想象，祝愿他们的爱情像一首高雅的阳春曲，又似宫、商互应的二重唱，两音相谐，两情相融。全诗由鸣琴写到琴音，又从琴音写到人物心情，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含蓄精巧。
《古诗十九首》写的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然后在这“一端绮”上做出“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的文章来，表示了夫妻间的“长相思”，“结不解”，如胶投漆，永不分离。诗人鲍令晖在此篇中写的是：“客从远方来，赠我漆鸣琴”然后在这“漆鸣琴”上做出了“木有相思文，弦有别离音”的文章，表示要“终身有此调，岁寒不改心”，鸣琴传相思，只要丈夫能解情，不怕什么曲高寡和无知音。一在“绮”上写心曲一在“琴”上抒衷情，二者都做出了传神文章，写出了绝妙诗篇。后者对前者的摹拟是有迹可寻的，从中读者可以看到文人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轨迹。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古诗《客从远方来》的三、四句“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耳”，是点明了那“一端绮”是丈夫从远方托来客特意带给自己的，否则“客从远方来”送绮，读者无法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鲍令晖的拟作却省掉了这一交代，她并未说明那“漆鸣琴”是丈夫托来客捎带的，因为根据前诗的思维模式，只要是“客从远方来”捎信、赠物，不用说就是受远方丈夫的嘱托而来的。乐府诗题，往往都有自己的题材范围，拟旧题写作，如不改变题材，然就可以省略旧作中交代过的一些内容。此篇文字虽未点明赠琴者是远方的丈夫，但读者还是不会怀疑是出现了第三者的。
像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块石头，立刻就浪花飞扬，涟漪成圈地扩散开来；又象节日的礼花，一炮弹射向夜空，刹那间焰火四溅，奔跃飞舞，五彩缤纷；此篇的诗情，也都由一件事情引起，客从远方来，受丈夫的嘱托，给在家的妻子带来了鸣琴，于是妻子就浮想联翩，都围绕那鸣琴来展开。妻子想象，制琴的木料上有相思的文章，琴弦之中又含离别的音调。妻子决心“终身有此调，岁寒不改心”，即永怀相思，永在别离中切盼团，不论客观环境如何变化，内心的忠贞却不会改变。因此，“愿作阳春曲，宫商长相寻.”显然，《阳春》、《白雪》属于高级音乐，曲高寡和，诗人说“愿作《阳春》曲”，不求曲高，但求和寡，也就是说青春少妇鸣琴作乐，不求有更多的知音，只要丈夫一人解情就够了。
诗歌围绕“鸣琴”来抒情，属咏物诗；但又比一般的咏物诗更加亲切和情深，因为那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丈夫特意从远方托人带赠之物，以此来抒写妻子的情爱，分量就不同了。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