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之作。全词大半写景，写景却栩栩如生，或视、或听、或声、或色，描绘一幅真切动人的送别场景，上片先写在戏马台西送别友人时的眼前景物，下片拓展意境，进一步通过寓情于景的手法加深了依依惜别的情意。
寓情于景。这是这首词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全词大半篇幅写景，有点泼墨如云的劲头。
上片先写在戏马台西送别友人时的眼前景物：远处，隐约见到一个女郎的盛装映照在浅浅的溪水之中，天空云气稀薄，零星小雨仍在下着，路面上泥泞倒也无多。
而随着词人在郊野上行进的脚步，下片也拓展了境界：昨夜大雨滂沱，原来干涸的池沼已经涨满了秋水，天已傍晚，茂密的树林深处传来了黄莺的啼鸣，前方还有扑入人的视野的大片入秋枯萎的野草。这种种景物只有“红妆照浅溪”略具美感，而因“缥缈”充其量带有几分朦胧美，其余基本色调则是灰暗、荒凉。所以尽管词中对有关情事仅略予点明——“送君”、“行人肠断”，见出送别之意，对抒情主人公触目伤怀，感极而悲的情绪，还是可以深切体认的。质言之，词人是借萧瑟、凄凉的秋景，来写伤别之情。
诗中有画。这体现了词人在创作中的一种审美追求。这种审美追求，来自对唐代诗人与画家集于一身的王维诗、画作品的深入体悟，也与词人持有诗画一律、诗词一体的艺术见解密不可分。在这首词创作中，词人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感官方面的功能，运用白描手法，将远近、高下、隐显、明暗等不同的景物收入画幅，绘出了一长幅秋景图，就是这方面一个成功的例子。
对面着笔。这可以从末句“行人肠断草凄迷”看出来的。词人说，面对一片凄凉而模糊的衰草，友人会极度伤心的。单就这一句而论，可以说是情景交融，而从表现别情的角度来说，则是从对面着笔。当然，写友人离别的悲伤，乃是为了深一层地表现词人自己的悲伤，因而有花面相映之妙。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仓的生活的憧憬。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画人物。文中第二段述及造园原则时，运用了大量整句，将园林“就势取景”的造园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笔法，也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文章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
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
最后一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
《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自宋玉的《高唐赋》、曹植的《洛神赋》之后，从两晋到南北朝，出现了大量以美人为吟诵对象的作品，其中南朝沈约的《丽人赋》可谓其中佼佼者。《丽人赋》之所以不能与《高唐赋》、《洛神赋》比肩，是它塑造的丽人远没有巫山神女及洛川神女的影响大。但丽人也是很光彩的。《丽人赋》之丽人乃南北朝艺妓的典型形象。中国的妓乐，两汉三国时期就很风行，但却是在宫廷贵族之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便伸展到了官僚富豪。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妓乐之风的一个高峰。从《丽人赋》等咏妓诗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乐妓已具乐妓之典形风格。
先介绍丽人所在之处，含蓄地指出了丽人的身份。从“狭邪才女”到“杂错花钿”，先写其容貌特点，后写其华美的服饰。“狭邪才女，铜街丽人”两句含有典故，前句出自古乐府《长安有狭斜行》，后世用“狭斜”街道指代娼妓居住之所；后句中的“铜街”指的是“铜驼街”，陆机《洛阳记》中有言：“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后世用来指代城市内的繁华街道。用这两个典故，则隐晦地指出丽人本是娼妓的身份。
其后，沈约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展开描写。“亭亭似月，嬿婉如春”，丽人姿容如皎洁的明月，神态仿如充满生机的春光，一静一动，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把丽人的不同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丽人的容貌、神态已宛在眼前，作者又更进一步，通过香味、服装、首饰等现实中的细节，写丽人之美。
再从“响罗衣而不进”到“风动竹而吹衣”写丽人的到来。由静态转入动态，由对人物外貌的正面描写转入对情景的描绘，以期在有画面、有情节的场景中显现人物特点。走路时罗衣摩擦的簌簌声隐约传来，忽明忽暗的灯光将人影投射到地上，但是却并未看到人物登场。“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两句，并未直接点出具体人物，却包含两位主角：一个是着罗衣隐明灯的丽人，一个是焦急等待中的男子。
丽人终于出场，她“中步檐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在细微的动作描写中，丽人的踌躇、顾虑、矜持体现出来，而男子盼而不得的失落心情也隐约可察。
“池翻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在满池荷花的映衬下，丽人窈窕的身影渐去渐远，轻风吹过竹林， 丽人轻薄的罗衣飘逸飞扬。荷花、竹林两个简单意象，共同构建出清新雅致的意境，并衬托出了丽人的动人姿态。
从“薄暮延伫”到最后，写了丽人夜半而来、天明而去的情景。丽人“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入时脸上含羞，面有媚态，锦衣飘飘，头饰摇摇。文中正面描写丽人的妩媚动人，又像是在以一直未出场的男子的视角欣赏佳人。
“来脱薄妆，去留余腻”一句，隐含一夜欢爱的信息，写出男子的留恋和回味。丽人离去时，“沾妆委露，理鬓清渠。落花人领，微风动裾”，这一幕情景美好而和谐，令人也不由得心生柔情蜜意。全文在意味悠长的情景中结束，引人遐思。
沈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对丽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描绘，并且摆脱了楚辞以来文人惯用“香草美人”寄托身世的传统，认为“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另外，文章文辞艳丽，对偶精工，显现出南朝骈赋富、轻、艳的特点。